一、近代早期日本官方測繪的中國城市地圖
日本自江戶時代起就已發育形成獨具特色的測量術與地圖文化, 從測繪之精、刊印之良、運用之盛這三方面來評價, 說它是西歐文化圈以外近代地圖文化之“又一極”亦不為過!文政四年 (1821) 伊能忠敬所制《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 測制之精確、詳密, 曾令初期到訪的西洋人士大為驚異, 同一時期以“江戶圖”為代表的城市地圖繪製, 也反映出前近代以來日本城市制圖業的普及與發達。
不過, 日本的近代海外開拓較西方列強為晚, 加之明治初期專注於歐美事務, 對鄰國中國的實態並未準確瞭解。從城市地圖的角度來看, 直到明治初期, 在日本廣為流傳的《北京皇城圖》仍以明代北京城圖為底本加以繪製, 其地物描繪不僅時代滯後且多有想象成分。①而像高杉晉作 (1862年來華) 那樣搭乘幕府首航交易船的武士, 還有竹添進一郎 (1875年來華, 著有《棧雲峽雨日記》) 那樣的漢學家, 都屬於近代最早一批訪華人士, 人數十分有限。可見, 同治年間及光緒初期, 日本智識界與近代中國的接觸尚處於起步階段, 一般日本人對華認知還停留在古代漢詩、漢文世界裡。這一時期日本流行的介紹中國的書籍如《唐土名勝圖繪》 (1803) 等, 其內容大多參考清中期我國方誌, 其中的城市描繪則以繪畫為主, 唯一較詳細的《京師總圖》與《皇城全圖》, 顯然也是直接取材於《宸垣識略》等當時國人有關京城的地理書。[]
圖1 清國上海全圖 (1873) ② 下載原圖
圖2 清國北京全圖 (1875) 下載原圖
慶應二年 (1866) , 日本幕府准許一般國民自由渡航海外, 明治四年 (1871) 締結《中日修好條規》, 與清政府建立正式邦交, 翌年, 池上四郎少佐深入東北開展調查, 這應該是近代日本在華最早的有組織實地調查。此後, 出現了最早一批日繪中國近代城市地圖, 如最初的日製上海實測地圖《清國上海全圖》 (1873, 圖1) 、北京最早的近代日製地圖《清國北京全圖》 (1875, 圖2) 等, 甲午戰爭前後又繪製了寧波、福州、芝罘 (今煙臺) 、廣州、天津、廈門、臺北、基隆等城市的地圖。這類地圖數量較少, 但大多基於近代實測技術, 繪製精度不一併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
例如《清國上海全圖》 (圖1) , 按圖上題識, 是由第一任上海領事品川忠道在1872年駐滬領館創設之初主持編制, 翌年在日刊印出版的。在上海近代地圖史上, 相比道臺馮焌光主持測繪的《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 (1875) 還要早兩年, 後者乃是國人所制最早的近代實測上海城市地圖[2], 足見明治初日本人對近代地圖的重視與敏感度已大大領先於吾邦。而《清國北京全圖》 (圖2) 則在明治八年 (1875) 即由日本陸軍參謀部繪製刊行, 該圖比例尺雖然只有1∶20 000, 但已顯示出頗高的精度與詳細度, 系當時最為精確的北京地圖之一。
此類早期日繪城市圖現身於當時的中國, 固然有上述的前近代以來中日交涉史背景, 不過, 其創作年代之早、繪製精度之高, 確實令人驚歎!至於這些地圖究竟是如何繪製而來, 還需進行一番考察。
就上述兩種代表性的近代早期日繪城市地圖而言, 關於《清國上海全圖》 (圖1) 的創作, 筆者此前根據圖上題識中提及“以1866年上海港長、西人‘ホグリー’所繪圖為底圖”的說明以及該圖與1866年英國海軍本部所繪《中國東海岸吳淞江上海港圖》 (China East Coast, Wusong River, Shanghai Harbour) (圖3) 的圖式與內容比對, 確定後者為其繪製底圖無疑。[]至於《清國北京全圖》 (圖2) 的測繪, 圖上凡例明言:“此圖循英國鐫行測量圖, 並修正輪廓、道路、山川及郊區家屋之位置, 且譯其圖中插語以載之。圖中街衢間插字, 則據《京師城內圖》及《唐土圖繪》等諸圖。頃日, 陸軍少尉益滿邦介歸自清國, 又就其所目擊親履者以訂謬誤”。顯然, 此圖亦非出自日人實測, 而為一典型的編繪地圖。
圖3《中國東海岸吳淞江上海港圖》 (China East Coast, Wusong River, Shanghai Harbour, 1866) 下載原圖
在日本刊行的清國地理書籍或軍事報告中, 1882年伊集院兼雄、齋藤幹等繪製的《奉天府盛京城內外圖》 (圖4) 、《芝罘港全圖》等華北城市地圖, 1883年美代清濯所繪《寧波府城圖》 (圖5) , 1884年玉井曨虎繪製的《兩江楚浙五省行路圖》中所收湖州等城地圖, 1888年小澤德平所繪《臺北府城圖》等圖, 均出自當時活躍於清國的調查甚或諜報人員之手。
圖4《奉天府盛京城內外圖》 (1882) 下載原圖
這批由日本派遣將校製作的城市地圖雖然年代較早, 但其比例尺多為1∶25 000到1∶50 000, 對於城市圖來說屬於中小比例, 且內容表現大多較為簡略。其中例外的是明治十六年 (1883) 2月刊行的《寧波府城圖》 (圖5) , 比例尺為1∶5 000, 是迄今發現最早、最精確的寧波城市實測地圖, 圖左下角還繪有1∶250的天封塔和1∶500的城樓城牆圖, 對寧波城市景觀復原研究而言極具參考價值。圖左下方落款為“明治十六年二月實測製圖, 陸軍工兵中尉美代清濯”, 下鈐“美代”圓章 (圖6) 。通過現存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檔案, 推知此圖系明治十二年 (1879) 7月受日本陸軍派遣的工兵 (時為少尉) 美代清濯中尉所繪。
圖5《寧波府城圖》 (1883) 下載原圖
圖6《長瀨陸軍中尉外十名清國へ派遣》檔案 (1879, 選自《太政類要》) 下載原圖
這些日繪早期城市地圖的作者均有濃厚的軍方背景, 如伊集院兼雄於1879年受日本政府差遣首次來華, 翌年以工兵中尉身份駐清訪查天津、牛莊 (今營口) 、大連灣等地狀況, 1881年被任命為工兵大尉, 1883年底在漢口開設藥店樂善堂, 實為華中日本諜報機構的中心 (詳本文下節) 。[4]而玉井曨虎則與《寧波府城圖》 (圖5) 的製圖者美代清濯同為日軍方背景的派遣人員。日本於明治十二年實施清國將校派遣制度, 從此將自古以來針對中華的地圖收集工作升級為通過簡易測量的路線圖繪製事業, 明治十三年 (1880) 之後, 酒匂景信、玉井曨虎、伊集院兼雄、齋藤幹、福島安正等派遣將校先後繪製了一批在華的旅行路線圖與城市地圖, 經當時的日軍參謀本部編輯刊行, 這批地圖曾被運用於甲午戰爭之中, 但不久以後便為質量更高的大比例尺實測圖所取代, 因此沒有系統保存下來, 目前只有部分 (系二戰後由美軍全面接收的日製外邦圖之一部) 留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5]
關於這批城市圖的測制過程, 由於其實際使用時間較短, 在號稱日本近代測量“正史”的《陸軍測量部沿革志》《測量地圖百年史》這兩種主要相關文獻中均未見直接記載, 僅在前書簡要提及甲午戰爭中曾使用根據手繪原圖編制的1∶200 000地圖。[]有研究者利用圖上表現和同時代若干間接記錄推斷這批地圖是“利用羅盤儀確定方位、以步測測距為主體的徒步測量法, 其中的經緯度確定, 主要利用了西洋人尤其是英人的海圖資料。其技術水準與前近代日本著名的伊能忠敬並無很大變化, 可以說是沿用了前近代日本的測量術”[4]。
至於《寧波府城圖》 (圖5) , 雖然圖上標註“作者實測”, 但寧波系近代海防重鎮, 當時的製圖者美代清濯要獲得地方官員允許將大約30平方公里的城區實測成圖斷無可能。同時代有條件開展實測的, 也只有兩次鴉片戰爭時期攻佔寧波城的英軍。查閱現存早期實測寧波地圖, 可以看到, 1861年6月18日, 英軍“恩康脫號”艦長丟樂德克提出寧波防禦太平軍攻佔的8項計劃中附有寧波城圖;1862年1月13日, 太平軍佔據府城不久, 英法美在甬外交官和軍官在美領館開會, 圖謀將整個江北岸 (北至鄞鎮慈界, 新閘河) 闢為洋人租界, 該會議聲明後亦附一地圖。這兩種地圖雖然比例較小且地物表現簡略, 但城市輪廓相當準確, 系實測圖無疑。①比較同時期日人在華地圖繪製的表現, 推測這幅《寧波府城圖》 (圖5) 可能也是參考之前英法等國測繪的寧波城市地圖, 並在補充調查的基礎上將之加以改進編繪成圖的。
二、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民間的中國城市地圖製作
同治末年《中日修好條規》定約之後, 來華經商居留的日本人漸增, 到1880年代, 以上海為中心從事商貿的日本人已達數百, 其中就出現了岸田吟香這樣身兼日商、漢學家、對華諜報活動者等多重身份的人士。1878年, 岸田開設販賣眼藥的樂善堂上海分店, 1881年又開設印刷廠, 經營銅版印刷及圖書業。岸田氏前後在華經營數十年, 陸續主持開辦有蘇州、福州、漢口、北京、天津、重慶、長沙等樂善堂分店, 並與日本在華諜報先驅荒尾精合作, 以漢口樂善堂為據點進行偵查活動。
岸田吟香在華期間, 十分留意中國地理書的編纂與地圖的蒐集、繪製。據筆者調查, 他最初涉足地圖業是在1874年9月22日《東京日日新聞》上刊載《“支那”全圖》的廣告[7]370, 之後於1882年編纂《清國地誌》, 其中收錄北京、上海、廣州3種小比例近代實測系的城市圖, 書中另有一幅《浙江杭州省城內外圖》, 採用繪圖形式, 應該是取材於晚清邦人所繪杭城繪圖如清同治翁大澄繪《西子湖圖》等圖[8]。1885年, 他又繪製印售《上海城廂租界全圖》, 這是岸田氏首次創作的單幅中國城市地圖。筆者考證該圖利用了此前本埠流行的《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 (1875) 為底圖, 並參考當時其他一些西文圖, 略加增補修正, 然後以當時風行日本的腐蝕銅版鐫刻刊行。[]而明治時期在日本最具代表性、最有影響的中國地圖———《中外方輿全圖》 (圖7) , 正是由他在1887年主持製作的。此圖縱146釐米、橫212釐米, 系大幅銅版印刷地圖, 內容十分詳細, 是當時日本人瞭解中國的主要地圖資料, 直至1906年增訂達到16版之多, 可見其流行之廣;並且該圖的許多內容為明治時期日本教科書所採用。該圖收錄的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南京、蘇州、杭州等7大城市圖, 可以說是代表了同時期日本繪製中國城市地圖的水平。
圖7 中外方輿全圖 (1894年增訂版) 下載原圖
不過, 筆者經過分析推定這些城市地圖應是利用當時流行的我國地圖製作而成的, 其中的京、滬兩城之圖與上節所述的編繪圖一脈相承, 而其他5個城市圖也是各有所本。下面先以南京圖即《中外方輿全圖》所載《江寧省城圖》 (圖8—1) 為例來說明這些圖的創作底圖。這幅《江寧省城圖》 (圖8—1) 雖然按圖上說明是1∶72 000的比例尺, 但顯然並非基於近代實測, 而從圖名與內容上看, 應該是源於清中晚期邦人所繪的《江寧省城圖》系列的南京地圖。此類《江寧省城圖》目前尚存數種版本, 已知較早的如袁青綬繪本 (1856, 大英博物館藏) 以及尹德純重刻本《江寧省城圖》 (1873, 大連市圖書館藏, 圖8—2) , 兩圖出自同一母本。而從現今中外多地公藏機構均有此圖收藏這一狀況推測, 此圖應是當時最為流行的一類南京地圖。因此, 這也反映了晚清甲午前後日本人的南京地圖繪製, 主要也還是利用了當時流行的本邦所繪南京圖製作而成的。
圖8 南京地圖的版本比較 下載原圖
事實上, 只要一一比對晚清同治、光緒時期國人繪製的城市地圖, 即可發現《中外方輿全圖》所載《杭州府圖》 (圖9—1) 、《蘇城廂圖》 (圖10—1) 、《武漢城鎮合圖》 (圖11—1) 也都是以當時各地最為流行的城市地圖[9]為底圖繪製的, 其中《杭州府圖》 (圖9—1) 的底圖應為《浙江省垣城廂全圖》 (圖9—2) , 而《蘇城廂圖》 (圖10—1) 與《武漢城鎮合圖》 (圖11—1) 也是利用同時期當地所制同名圖 (圖10—2、圖11—2) 繪製而成。至於《中外方輿全圖》所載《廣州城市全圖》, 筆者尚未發現明確的底圖來源, 但岸田氏若要獲得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英法所繪廣州實測地圖, 或是利用同時期的《粵東省城圖》系列廣州圖來繪製此圖也絕非難事。
圖9 杭州圖的比對 下載原圖
圖1 0 蘇州圖的比對 下載原圖
圖1 1 武漢圖的比對 下載原圖
總而言之, 直到甲午戰爭前後, 日本民間人士或書社製作的中國城市地圖, 主要侷限於京、滬等中心大都市與部分沿海港市, 數量並不算多, 並且可以確認此類地圖在創作過程中並未開展獨立測量, 而是甄選同時代英、法等國的最新測繪成果或是中國各地流行城市地圖的基礎上製作而成的彙編型地圖。如以北京為例, 在1875年由陸軍參謀局製作的《清國北京全圖》 (圖1) 問世之後, 日本民間先後製作的數種實測型大比例尺北京地圖, 目前留存的如內閣文庫所藏《清國北京城全圖》 (1885年朝野新聞社版) , 還有筆者曾見東京東城書店展示的1894年東京博文堂版《“支那”北京市街圖》 (圖12) 等, 內容、圖式均與1875年《清國北京全圖》 (圖1) 十分相似, 應該都是以1875年圖為底本製作的, 雖然其精度與地物表現大致達到了同期城市圖製作的較高水準, 但其創作均非基於獨立實施的近代測繪。並且, 同一時期在日本還流行著一些源自前近代日本所作、內容表現滯後較多的繪畫式北京地圖, 如1894年刊《清國北京順天府皇城大內之圖》[], 總之, 甲午戰爭前後在日本, 精度頗高的數種北京地圖與傳統北京繪圖的參差並存的局面, 應該是這一時期日本之中國地圖創作與利用的實際狀況。
不過, 值得留意的是, 明治以降日本地圖業在製作工藝上的諸多進步, 尤其是在近代印刷技術上, 筆鋒清晰的高超雕刻銅版與絲絲入扣的彩色石印套色等工藝, 也在推動近代中國製圖業的品質提升方面扮演了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例如岸田吟香在滬開設的樂善堂於光緒七年 (1881) 始創印刷廠, 主要經營銅版印刷及圖書業, 其間他以當時比較先進的腐蝕銅版技術印製了多種地圖。日本文豪岡千仞曾在《觀光紀遊》中描寫他於1884年所親睹樂善堂在滬印刷工房與印製書籍、地圖之狀:
圖1 2《“支那”北京市街圖》 (1894) 的原圖細部表現 下載原圖
九月一日, 與吟香……抵郭外一舍, 群工妝制銅版諸書。書多《四書》《五經》註解, 曰銅版縮小, 舉生私攜入試場。中土未有銅版, 此間所販銅版, 皆出於大阪書肆。出示銅版《地球圖》, 木村信卿所撰, 極為鮮明。信卿刻苦此圖, 地名一用漢字譯, 每埠記航路距離, 此別出手眼者。[11]
以樂善堂為代表的銅版精印地圖, 印面明晰、紙墨精良, 刻畫纖細入微, 特別是在表達繁複細緻的線狀地物以及密集文字標註之時, 其線條之精細“細若牛毛, 明於犀角”[12]148, 幾近達到當時印刷工藝之極限。例如1894年版《“支那”北京市街圖》 (圖12) 上註記文字的字徑不足2毫米、細線寬度甚至不到0.1毫米, 此項工藝對於地物與註記較為複雜的城市實測平面圖而言有效且實用, 因此在石印技術剛剛起步、木刻尚處盛行的我國近代地圖業界, 也確產生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三、清末民國初的日繪中國城市地圖
如前所述, 直到甲午戰爭前後, 日本的中國地圖繪製無論規模還是範圍都較為侷限, 至今日本公私機構傳存的19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城市地圖, 也以我國各地流行的本國所製圖為主, 日繪地圖僅涉及少數城市, 反映這一時期日本人大量使用中國人繪製的地圖, 其本國地圖業在東亞尚未發生實質性擴張。不過, 在甲午之後的短短10年間, 日本先後參與攻打京津並發動了日俄戰爭, 其近代測繪及地圖業也在清末至民國初這一時期經由軍事、商業與學術 (主要是日本教官的傳授、赴日留學生的專業學習與譯介) 等多種途徑, 加速向中國滲透。
1896年, 清政府與日簽訂《中日通商行船條約》, 在天津、重慶、蘇州、杭州設立日租界, 此後10餘年間, 日商、日僑的大量湧入, 亦使日繪城市地圖迅速出現在北京、上海、漢口、大連、青島等各大都會與口岸都市。不過, 由於戰後日本相關資料和檔案的缺失, 因此缺乏有關此類地圖的系統整理, 為把握這一時期日本繪製中國城市地圖的情況, 筆者從歷年訪查中日各大藏圖機構所得資料之中梳理出我國部分城市最早出現的日繪單幅大比例尺地圖 (表1) 。
表1 中國部分城市之最早日繪地圖一覽表 下載原表
下載原表
表1雖非此類地圖的完全整理, 其中部分資料也有修正餘地, 但立足於一個基於較大數據量的現存資料調查, 可以說在統計學意義上反映了近代以來日本製圖業步入中國的面相。
首先, 從最早的日繪中國城市地圖及其製作年代來看, 此類地圖的出現具有顯著的地域性與明確的創作徑路, 從區域上看其創作主要集中在華北、長江流域、南滿、臺閩這4個區域, 這當然與時局的變化密切相關, 臺灣與東北南部自不待言, 華北地區以天津、青島為跳板深入腹地, 長江流域則自上海、南京沿江上溯這兩條路線也是十分明顯的。
不過, 對於日製近代地圖, 國內普遍存在著種種臆測, 有時還帶有神秘化甚至神化的傾向, 這已成為相關研究中的突出問題。如近年來廣為流傳的“清末民初, 日本曾派遣大批人員到中國進行地理測繪, ……至抗戰爆發, 我們才驚奇地發現, 日軍使用的地圖竟然比我們自己的地圖精確何止數倍”等傳聞, ①其實遠非實情, 本文限於紙幅暫不詳論。僅就近代的大比例尺城市地圖而言, 表1中, 僅臺灣與東北的臺北、宜蘭、大連、鐵嶺、廈門等圖可以確認是日本人測制②, 而其他的多數城市, 除了本文前述京滬等城市之外, 像表1中1902年石塚豬男藏編制的《清國天津新地圖》 (圖13—1) , 雖然是日本最早公開刊印的大比例尺天津城市地圖, 但此前筆者已判定此圖直接利用了英國工程師德雷克 (N.F.Drake) 測繪的《天津地圖》 (Map of Tientsin, 1900, 圖13—2) 製作而成的, 後者今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系在天津最先採用近代實測技術繪製的大比例尺城市平面圖。[13]
圖1 3 天津圖的比對 下載原圖
又如, 上海日本堂書店1910年出版的《南京全圖》, 此圖既為外埠所制, 以當時日人在寧情狀, 不具備在當地實測的可能。而從具體的地物表現 (如玄武湖中4個洲島、城中的等高線等) 分析, 也與南洋陸地測量司1905年所測1∶20 000的《南京北部》《南京南部》兩圖最為接近[14]102, 推測是利用了這種實測圖, 並加繪地物更新的內容 (如1908年開闢的草場門、長洲通往玄武門的湖堤等) 而成的。
再以同時期日繪上海地圖為例, 日俄戰爭前後, 日本人大量來滬營商、投資辦廠, 其人數已達近萬之譜。日僑的聚居為商旅用途的上海地圖製作開闢了市場;因此, 在1905年岸田吟香離世後數年間, 受到滬上日本人地圖市場與日本國內製圖業溢出效應的雙重推動, 先後出現了多種日系書社創作的上海地圖。不過, 追溯此類日繪地圖的創作母本可以發現, 其製圖方式仍然是利用當時最新城市測繪成果而製作的編繪地圖。例如新智社編輯的《新撰實測上海輿地圖》 (1905) , 其圖式特點與稍早流行的北華捷報社所制1904年修訂版英文《上海外國租界地圖》 (A Map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 ,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十分接近, 故推斷應是以北華捷報社所刊圖為母本編繪而成;又如日本堂書店1908年初版的《最新上海電車路線圖》, 顯然也是利用了此前一年由北華捷報社刊印的《上海外國租界地圖》 (A Map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 , 因此可以說, 這些日製地圖並不以獨立測繪擅勝, 而是以快速吸收西方測制新成果與及時更新地圖內容為優勢的。[3]
綜上所述, 一直到近代末期的清末民初, 日本的中國城市地圖製作, 主要仍以依據西方列強或國人所測地圖為底圖的編繪圖為主, 僅在臺灣與東北南部等地開展有條件的測繪作業, 其製圖方式由編繪圖逐漸向著在當地直接施測的實測圖轉變。畢竟, 近代測量的規範性和準確性的嚴格要求, 使得開展測繪之時不僅需要具備人員、技術與儀器等條件, 施測空間內的自由移動、地方政府的支援乃至後勤保障也必不可缺。因此, 所謂“派出千餘人潛入中國各地進行偷測盜測, 且日製地圖要比中國軍用地圖還要精準”的傳聞難以簡單成立。不過, 在這一時期, 以大阪的十字社、上海的日本堂與至誠堂、濟南的文海堂、大連的滿洲日日新聞社、青島博文堂等為代表的日系書社或製圖社開始異常活躍地介入到了當地的商用城市地圖的繪製與發行業務之中, 以至此後不久直到抗戰結束的相當長時間內, 在奉天、大連、青島等許多城市, 日本製圖業大大超越國人的城市圖測制, 甚至出現了壟斷城市地圖的製作和銷售的局面。
四、結語
本文考察表明, 近代以來由日本實施的中國城市地圖製作, 通過其與同時代本國及英、法等國所作地圖的比對、尤其是對此類地圖創作底本的追溯, 可以確認其大多並未實施獨立測量, 而是在吸收利用同時代近代測繪成果的基礎上, 通過一些補充調查並加以綜合改進 (如突出對日系機構與商社的標示等) 而製作的編繪型地圖。這一判斷關係到日繪近代中國地圖的客觀評價與準確利用, 因此應在今後研究中對此類資料採取慎重、甄別的態度。
基於三角測量技術的近代測繪, 固然是近代地圖的顯著特徵, 不過近代的地圖文化, 還應包括製圖規範的確立、近代地圖印刷技術的發展、地圖的利用意識與利用推廣等諸多豐富內涵。因此, 從我國近代地圖文化的發展歷史來看, 更應留意的是近代日本地圖意識的發達、日本製圖業對吸收新成果的重視、調查更新得及時等方面。例如在有些中國城市, 這一時期日本的城市實測圖創作甚至還領跑於本地製圖業者, 此種情況真切反映了其地圖意識的先行態勢;此外, 近代日中之間繪製工藝的技術傳遞、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中日製圖業的資本流動, 也使得日繪城市地圖在近代中國製圖業的品質提升與地圖文化的普及上都扮演了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目前這些方面的探討尚很不充分, 有待於在今後的研究中予以一一解明。
附註:文中附圖館藏地信息:
圖1: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2、圖10—2:日本東京內閣文庫;圖3:英國航路局;圖4、圖5:美國國會圖書館;圖6: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圖7、圖8—1、圖9—1、圖10—1、圖11—1、圖12:日本東京東洋文庫;圖8—2:大連市圖書館;圖9—2:日本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圖11—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圖13—1:日本岐阜縣圖書館;圖13—2: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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