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簡介】
唐納德·斯通（來自美國）
1942年出生，哈佛大學博士，研究英國文學的資深專家，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諮詢顧問，紐約城市大學英語系榮休教授。20世紀80年代，先後在中國十多個大學、研究所講學。於2006年起受聘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2007年起，將悉心收藏的幾百餘幅西方大師的版畫和素描作品以及二十餘件中國古代藝術品捐贈給北大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使該館成為國內收藏西方版畫少有的幾個機構之一。2014年，獲得中國政府友誼獎。
唐納德·斯通
2006年，我有幸受邀來到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書。此前，我已經在紐約城市大學、哈佛大學（作為客座教授）和紐約大學（作為兼職教授） 教了將近四十年的英國文學。在那一年的四個月裡，我給英語系的本科生上了一門英語小說課（涵蓋了從簡·奧斯汀到詹姆斯·喬伊斯的主要英語作家），另外還給研究生上一門研討課。在我看來，我的中國學生是這個星球上最好的學生。他們普遍天資聰穎，想象力豐富，為人有趣；他們感受力極強，而且善於思考；他們天然地懂得一個道理——領悟人生和理解文學的一個關鍵是要有移情能力（the capacity to empathize ），一種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能想象自己置身於另一種文化的能力。
以賽亞·伯林承認不同文化存在著差異，但同時也聲稱：“一種文化環境下的人可以通過富有想象力的洞見去理解另一種文化或社會的價值觀、理想和生活方式， 即便這兩種文化在時空上隔得非常遙遠。”伯林曾雄辯地論及文化多元主義，並將之視為人文學科的目標：“不同的文化在時空中之所以能相互交流，其原因在於：對不同文化而言，使人之為人的那種東西都是共同的，這種東西在它們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我的北大學生能迅速識別並回應他們讀過的書中所包含的要義，無論它們是正面的價值觀還是消極的言論。他們越是更多地學習“外國”文化，就越能瞭解他們自己的文化。這就是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所說的：學會在“他者”（other）之中“感到如同在家一般”（become at home）。
1982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踏入中國，立即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那一次來中國是應了朱虹教授的邀請。朱虹是一位傑出的教授，她那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英美文學研究室主任，1980年她受邀前往哈佛交流學習，因為當時中國社科院和美國國家科學院之間有一個學者交換項目。連續十年，這兩個機構一直安排中美學者互相前往對方國家進行交流。已故的丹尼爾·艾倫教授是中國社科院迎來的此項目的第一位客人，我在1991年則成了最後一位參加此項目的美國教授。
1982年，我在北京師範學院（後組建為首都師範大學）教書。在那所學校，我遇見了一群令人稱奇的學生，那就是著名的1977級和1978級。當時的英語系主任韓志先成了我的好友和大姐，我在英語小說研討課上教過的一些研究生也成了我的好朋友。在我的助理中，王偉跟我最要好，我們當時情如兄弟。王偉後來擔任了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北京申奧成功時他第一個打電話向我報喜。我的另一個學生孫志新現在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中國藝術業務主管。
2017年他組織了一場十分出色的展覽——“帝國時代：秦漢文明展”，該展覽先後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
1982年的時候，志新不僅帶我逛了故宮博物院，還設法把我引見給吳冠中、黃永玉等中國當代畫家。我對藝術的熱愛和對文學的熱愛不相上下。在那一年，我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現代藝術家如齊白石、傅抱石、潘天壽和李可染等，跟與他們同時代的西方畫家如畢加索和馬蒂斯一樣偉大。
1982年的中國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我的學生們著迷於西方文學作品如喬治·愛略特的《米德爾馬契》（我有幸將這本小說引入中國的英語小說課程之中），西方電影如《音樂之聲》也深深地吸引著他們。我還記得在北京師範學院為外國教師舉辦的一次聖誕慶祝會上，一群學生演唱了歌曲《雪絨花》，當他們唱到“永遠祝福我的祖國”時情不自已。正是因為我對《米德爾馬契》的喜愛，我上大學時才選擇了英文專業，然後成了一個維多利亞文學學者。但是，我的中國學生對這部小說所表現出的那種文學領悟力是我在美國未曾見到過的。人應當為他人付出而不冀求認可和回報，這種維多利亞時代的觀念在中國學生的心中激起了一陣陣共鳴。每當我讀到《米德爾馬契》的最後一段時，他們總是靜默和敬畏地聽著：
（多麗莎·布魯克）那純潔高尚的精神依然散發著它的光芒，只是很少為人所見而已。她那渾然一體的天性，像那條被居魯士大帝截開的大河，化成無名的溝渠耗盡了自己。但是，她的存在對周圍的人有著不可估量的化育之功。因為，這個世界之所以能逐漸向善， 部分有賴於那些未能載入史冊的事蹟；你我的境遇之所以沒有落到它原本最壞的程度，有一半得歸功於那些在默默無聞中堅守但死後卻無人悼念的人。
這些話能夠在現代中國引發共鳴，我想這是對人文學科一次了不起的致敬。我之前並不瞭解中國學生以及其他許多我認識的中國人的情感特質。王偉曾經這樣向我解釋中國人的特點： 中國人就像北京的衚衕，你從外面看到的只是外牆，而一旦你找到了通往住宅和庭院的小徑，你就會發現裡面住著生機勃勃、相互幫扶的一家子。極其相似的是，在中國大學裡，師生之間頗有家庭的氛圍（我在北大英語系屬於年紀較長的一位，所以有時學生會把我叫作“斯通爺爺”）。實際上也是如此，北大的老師們非常關心學生。而且，北大英語系老師們之間的那種和睦在其他國家的大學也是十分罕見的。
每年秋天我重返北大校園時，我都滿懷期待，而且帶著一種擁有北大證件的特殊自豪感。每次進東門或西門出示我的證件時，我覺得自己是何等幸運啊！我想大多數北大學生也會有我這種感覺。他們通過了非常嚴格的考試才來到北大，他們代表了江西、浙江、四川、黑龍江、湖南、山東等省份眾多考生中的較高水平。我之所以說出這些省份，是為了致敬這十二年來那些幫助過我的學生助理：塗辰宇、宣奔昂、賀劍峰、武偉、楊任任和曹德榮。當然，我絕不是說只有北大學生（或者隔壁清華的學生）才是優秀的學生！我做過講座的高校遍佈大江南北（包括香港、臺灣和澳門的一些學術機構），在任何一個地方我都能碰到優秀的學生。我現在回想起甘肅省天水市一所大學的學生們時感到特別開心。那所學校的學生多為農家子弟，很少美國人去過那所學校。2004年我去那裡做了一次講座，我覺得我不會再碰到比他們更上進的學生了。講座結束後，一個學生問我：美國式的民主在中國能否行得通？我這樣回答：我還總是希望美國式的民主能在美國行得通呢！學生們聽後鬨堂大笑。跟這樣的學生交流給我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快樂，但也是一個挑戰。要想教得好，我得身體力行做得好才行。在1982年開始教中國學生之前，我仔細地重讀了我書單上的每一本書，例如《李爾王》《失樂園》《傲慢與偏見》和《遠大前程》等，然後我問自己：“這些作品真的有這麼偉大嗎？它們值得我在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偉大文明的國家用英語去講授嗎？”我發現這樣問自己很有用，因為最後我得出結論：莎士比亞、彌爾頓、奧斯汀和狄更斯真的很重要，而且在中國（或美國）講授和閱讀這些經典的英國文學作品是真正值得去做的一件事。
2006年我開始在北大教書時，還只把它當作一個實驗，因為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精力再教一個學期。但是，我發現這段教學經歷使我精神煥發，所以我第二年又回到了北大，然後就有了第三年，現在（也就是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在準備著第十三次回北大（也就是2018年秋天）！在北大的頭三年我教了一門叫作“西方文化概論”的課，這是一門雄心勃勃的課。一開始我以為英語系會讓我教一門英國文學概要的課程（類似於1982年我在北京師範學院教過的那種），但實際上他們給了我完全的自主權，我可以教任何我想教的課。這種教課的自主權是我在紐約城市大學從未有過的。所以，我整理出來了一個教學大綱，其中包括觀看莫扎特的歌劇視頻（2006年恰逢莫扎特誕辰二百五十週年）、倫勃朗繪畫的幻燈片（2006年也是倫勃朗誕辰四百週年）、莎士比亞戲劇的視頻以及西方電影的一些代表作（弗朗索瓦·特呂弗的《四百擊》、費德里科·費里尼的《八部半》、喬治·史蒂文斯的《歡樂時光》、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的《西北偏北》和英格瑪·伯格曼的《野草莓》）。我還記得學生們在觀看完莫扎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後是如何激動地鼓掌喝彩的，雖然他們中大多數人都聽說過莫扎特，但是從未看過或聽過他的歌劇。我還記得有一次聖誕節，我在課上播放了一些我鍾愛的音樂劇選段：吉恩·凱利在雨中邊唱邊舞，朱迪·嘉蘭深情演唱“願你過個開心的聖誕節”（出自《相逢聖路易》）。在那堂課上，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的中國學生是性情中人，他們的老師也是如此。
在第一個學期末，我讓學生們以給我寫信的方式寫一篇期末論文，去講述他們從這些不同的西方藝術作品中學到了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含糊的作業，但即便如此，學生們還是寫出了很不錯的文章。在接下來的幾個學期裡，我讓他們寫一些更為具體的話題，結果他們寫得更為出色了。來自山西大同的學生盧煒寫的一篇文章極為感人，他在文中寫到了他的母親如何用心良苦地鼓勵年少的他去欣賞西方藝術；另一位學生的文章針對“寬恕”（forgiveness）這個主題比較了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和伯格曼的《野草莓》。受此文啟發，我寫了一篇專門研究西方文學和藝術中的寬恕主題的文章。數年後，我有幸當著這位學生的面朗讀了我的這篇論文。這位學生的名字叫黃重鳳，她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研，而我恰好受邀去那裡做了這場講座。
盧煒和重鳳現在都在北京的大學裡任教。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和劉意青教授一起為上面這兩位學生還有另一位名叫納海的學生舉辦的一次聚會。納海也是我們很喜歡的學生，他當時剛入職北大英語系。那是在2014年底，這三位年輕的老師帶著他們各自的愛人和孩子一起參加了這次聚會。正如我前文所講，北大的師生之間有著一種恆久的家庭般的親情。
研究生們對“西方文化概論”課中講到的西方作家、藝術家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我有了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是每年秋季成立一系列讀書小組，在一個學期的若干週五，我們一起閱讀常規課程大綱上沒有的作品。例如，有一年我指導了一個讀書小組研讀維多利亞時代的詩歌（那些堅持參加並完成閱讀任務的學生並不會因此得到學分），這個讀書小組十分受歡迎，後來發展成了一門研究生研討課，我現在每隔一年就教這門課。還有一年我們仔細研究了英國藝術家（霍加斯、庚斯博羅、透納、盧西安·弗洛伊德等），還閱讀了那些從事藝術評論的英國作家（赫茲裡特、羅斯金、佩特等）的作品。
2012年是狄更斯誕辰兩百週年，我們觀看了根據這位大師的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或許在所有這些改編的電影中最受歡迎的是1935年的老版《雙城記》，在這部電影的最後，羅納德·考爾曼飾演的西德尼·卡頓在愛情的驅使下毅然赴死，場面尤為感人。當電影結束燈光重新亮起時，我注意到觀眾的眼眶都是溼潤的。我還和芭芭拉·倫德爾［Babara Rendall，她是我要好的加拿大同事湯姆·倫德爾（Tom Rendall） 的妻子］一起組織講座，向學生介紹20世紀60年代美國大眾文化，並從電視劇《廣告狂人》（Mad Men）中精心挑選了一些劇集供大家欣賞。通過這樣的活動，我們一起討論60年代美國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那時中美完全斷交），比如肯尼迪總統之死、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
“西方文化概論”課給我的第二個想法是在北大博物館舉辦西方藝術展覽。北大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是以它的贊助者阿瑟·姆·賽克勒的名字命名的。賽克勒先生在華盛頓、哈佛大學以及其他地方資助興建了不少博物館，他希望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也擁有一座藝術博物館。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著名大學裡有座藝術博物館是很常見的，它們通常由校友捐贈；而在80年代的中國，這還是件很新奇的事。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也許我能說服美國的博物館向北大出借一些它們的藏品，但是這個計劃沒有成功。於是2007年我自己在北大博物館組織舉辦了一場展覽，展出了法國浪漫主義畫家歐根·德拉克洛瓦所作的一組為《哈姆萊特》配圖的石版畫。1843年製作的第一批《哈姆萊特》版畫僅有80組，我為北大擁有這些稀有而精美的藝術品感到自豪。2007-2017年，我在北大博物館舉辦了十一次展覽，幾乎所有的展品（目前共有558件版畫和繪畫）都是來自我的私人捐贈。
作為一個終身藝術品收藏者（然而規模並不大），我設法蒐集了不少著名的藝術品，它們涵蓋了文藝復興時期（包括拉斐爾、提香、丟勒和勃魯蓋爾等人制作的或他人仿作的版畫）以及17-19世紀的藝術品（包括4幅倫勃朗、20幅魯本斯、15幅霍加斯、10幅皮拉內西、5幅透納、近80幅杜米埃的版畫或繪畫作品）。據最近的統計，我們還有21幅畢加索、30幅夏加爾、10幅馬蒂斯和8幅布拉克的作品。讓我感到特別自豪的是2017-2018年間舉辦的“對英國藝術家與英國印刷文化的禮讚——從霍加斯到透納”的展覽，它可能是其他任何地方舉辦的同類展覽中最具綜合性的了。這些展覽在學生中引發了相當熱烈的反響。我將這些展覽彙集在北大博物館，是為了答謝北大和北大的學生，因為他們讓我在這裡感到如同在家一般。近年來我還舉辦了一系列西方藝術講座來配合這些年度展覽。這一系列講座叫作“藝術之都”，它們的視角都非常個性化。在每一講中，我都會向北大學生介紹一個主要的西方城市，這些城市不僅有偉大的藝術，而且其本身就是藝術品。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帶領學生們遊歷了維也納、紐約、威尼斯、巴黎和倫敦。我們今年秋天的目的地是柏林。
我希望能叫出北大英語系每一個成員的名字。他們都是極為聰慧而且熱心腸的人，他們為學生的成長和學院的發展嘔心瀝血。而且據我過去十二年的觀察，他們都堪稱是“雪中送炭的朋友”。現任英語系主任高峰楓教授和上一任系主任丁宏為教授無疑就是這樣的朋友。
我得需要一本書的篇幅來表達對每一位如此聰明善良的同事的感激之情。我還要列出系裡兩位秘書的名字以表謝意——索亞莉和劉水，她們待人親切無私，實在是英語系師生們的守護天使。
我最大的願望是北京大學和中國其他的大學能鼓勵它們的學生從各種文化源泉中汲取營養，使他們能在眾多不同文化中找到家的感覺。在歷史長河中，中國曾向如此多的異域文化學習並將優秀的異域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這是十分幸運的。正如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所論證的那樣，一個物種之所以能發展壯大，是因為它能夠利用其他物種所提供的條件或資源。在21世紀，我們見證著一些國家內戰、一些部族仇恨和不計其數的偏激狹隘之事，它們所帶來的後果是毀滅性的。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我們這些人文學科教育者依舊希冀著： 以賽亞·伯林筆下碩果累累的“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之理想會繼續長存下去，而且會在未來成為現實。（鄒文新/翻譯）
（本文原題：“與中國同行”，本文出自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四十年”叢書之《親歷中國四十年》，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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