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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結束十六國紛亂局面的拓跋鮮卑，是怎樣從落後狀態乘時崛起，擔當了開啟北朝，從而孕育隋唐的歷史任務？

田餘慶先生的《拓跋史探》以北魏建國之前的代北時期為焦點，探求了拓跋部所體現的歷史意義，論證了拓跋在與代北烏桓共生的百餘年中發育成長，並從此積累了經驗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蠻手段建立殘酷悖倫的子貴母死制度，暴力離散母族、妻族部落組織，鞏固了拓跋君權和北魏政權，把拓跋部落聯盟帶進文明社會，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拓跋珪的野蠻手段使拓跋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了後遺症，以致後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詩中充滿野性的歷史素材如何裁剪成皇帝認可的體面的國史。北魏國史大獄之興以及北魏史學不振，根源蓋出於此。

今天推送的文章系《拓跋史探（修訂本）》“前言”，修訂本對原書有較多改動，作者訂正了一些使用和認知史料的不足，也有若干見解上的變動。仍然意在提供一種研究的思路，奉獻給同好讀者，共做進一步的考索。

北魏孝文帝

文 | 田餘慶

收集在本書中的拓跋史文章，是近幾年陸續寫成的，記錄了自己探索拓跋歷史所思所見，所以名曰《拓跋史探》。文章中自己感到發掘了一些問題，解釋了一些現象，增長了一些認識，但由於資料不足，功夫不夠，很難說都準確。此次出版前雖然做了較大的增刪修改，但是基本格局依舊，還是探路文章。

探究拓跋史，前人已做過不少工作。他們是開拓的前驅，我不過是踵跡前人，趑趄而進。近年以來，由於未見有多少新史料出現，史學界在這方面探索的熱情顯得比較消沉。我希望自己所盡的綿薄之力能引起更多有志者的興趣，共走探索之路。

田餘慶先生（1924-2014）

五胡十六國這一破壞性特別突出的時代得以結束，歸根結柢是五胡日趨融合，其主體部分終於陸續積澱在農業地區而被漢族文明逐漸同化之故，這可說是今天史界共識。但是，在這漫長過程行將結束而又尚未結束的時候，為什麼是拓跋部而不是別的部族擔當了促死催生的任務呢?這就涉及拓跋部的歷史定位問題和北魏政權定位問題。

進入代北地區活動的早期拓跋部及其建立的代國，大體與五胡十六國的出現同步，其發育程度看來不如其他胡族，卻是這個時期惟一的地域比較固定、年代世系明晰可考、歷史大體完整的另一“胡”，另一“國”，雖然史家並未列之於五胡十六國序列之中。拓跋部百餘年來孳生蕃息於代北，沒有遠距離遷徙，沒有太多參預北方混爭，獲得了發育、成長和完善自己的穩定環境，終於乘時崛起，走出代北，擔當了結束十六國的歷史任務，在下啟隋唐之局的進程中實際上起著決定作用。這大體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歷史定位。我要強調的是，沒有拓跋部在代北百餘年的發育，也就沒有足以逐步統一北方的擔當者，沒有比較穩固的北魏政權，這樣，自然也不會有後來的隋唐。胡三省在為《資治通鑑》敘北魏稱尊號、改元皇始之文作注時嘆曰：“拓跋珪興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為北所並。嗚呼!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胡氏感慨之處，正是我所關注的拓跋史的這一段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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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武帝拓跋珪這個人物，他的歷史作用，概括說來，就是用極野蠻的手段，包括殘酷的子貴母死制度和強制離散部落措施，把拓跋部帶入文明，由拓跋部主導來澄清北方的亂局。

探索代北拓跋的開國前史，我選擇《北魏後宮子貴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變》（《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的題目作為切入點。道武帝為了確立、鞏固拓跋皇權，穩定長子繼承君位的傳承秩序，竟然施行了一種從慘殺自己妻子下手的“子貴母死”制度，而且這個乖謬絕倫的制度竟然能與北魏政權相始終。這不是道武帝個人的“創制”，而是有深層的長久的拓跋社會內部背景。我推測是，拓跋在部落聯盟中與其他部族關係複雜，可能留下什麼禍根，因而在以後的北魏歷史中產下子貴母死制度的怪胎。但是我找不到直接的明確的證據，只好繞著彎來探索。

有一些寓意隱晦的資料，顯示在部落聯盟時期，拓跋君長之妻或母是頗具敏感性的人物，她們所屬的部落往往通過她們，控制拓跋部內大事，特別是君位傳承。拓跋部落聯盟的維持，拓跋部在聯盟中君長地位的鞏固，往往要依賴拓跋後或拓跋母后，而且還要依賴後或母后外家部落，即妻族和母族。這就是禍根所在，不過過程比較曲折，有時含混不清。隨著拓跋的成長進化和拓跋珪建國稱帝，拓跋部在體制上，一方面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只是跟著外家部落行事，一方面對於背靠外家部落的後和母后，一定要有效地予以制約。必須消除這兩方面的禍根，皇權才能穩固。這就導致先把皇位繼承人之生母（即未來的母后）消滅才允許他繼承皇位的極端措施的產生，從而逐漸形成子貴母死制度。

拓跋部怎樣才能擺脫外家部落的束縛，尤其是其對君位傳承的干預，以完成拓跋由部落聯盟君長向專制皇帝地位的轉化呢?這隻能憑藉強勢力量，而且往往要訴諸戰爭。強大的外家部落通過拓跋母后干預拓跋事務，久已成為傳統，他們要不是被削弱、被控制，是不甘願接受拓跋部自主的君位傳承的。

道武帝建國，並沒有強大的外界敵人要去認真對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和妻族這些外家部落，甚至還有他自己的母、妻。這一現象令我恍然大悟，原來道武帝用戰爭手段“離散部落”，首當其衝的竟是母族賀蘭和妻族獨孤，這並不是偶然現象。打破部落聯盟的束縛，特別是擺脫外家部落對君權的牽制，以利於建立帝國，是此舉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於更為根本的社會原因，如部落役使之類，在當時似乎還是第二位的。我對此做了兩起個案考察，即《賀蘭部落離散問題》（《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獨孤部落離散問題》（《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其結果使我深信，子貴母死制度和離散部落看似無涉，卻是內蘊相通，子貴母死實際上是離散部落的後續措施。

道武帝拓跋珪這個人物，他的歷史作用，概括說來，就是用極野蠻的手段，包括殘酷的子貴母死制度和強制離散部落措施，把拓跋部帶入文明，由拓跋部主導來澄清北方的亂局。

北魏雖然建立了嚴峻的子貴母死制度以防外家擅權和母后干政，卻仍然出現了馮太后弄權數十年而未被清除之事，這又是一個費解現象。馮太后沒有強大的外家依靠，她之所以能長期弄權，屢操勝算，除了某些偶然因素以外，主要還是由於她充分而又巧妙地利用了子貴母死制度壓制對手，以逞陰毒之故。她名義上是太后，卻不是任何一個北魏皇位繼承人的生母，並不是子貴母死制度中需要先予處置的人物，她反而由此獲得逞能的機會。由於她以後在北魏政治上多有建樹，所以她在後宮中諸多乖謬行事，不大為後代史家關注，因而無人論議。

把離散部落、子貴母死、馮太后擅政這幾件時間並不連貫的大事串在一起，放在拓跋部族歷史總的背景中考察，畢竟上下空白太多，頭緒紛繁，不易掌握線索。於是我寫了《關於子貴母死制度研究的構思問題》（《學林春秋》二編上冊，朝華出版社，1999年。原題《我與拓跋歷史研究》），剖析了自己的思路，交待了研究此題的方法，以答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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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拓跋未曾經歷這一過程，而是若猗、猗盧乘晉室之衰，以代公、代王名義，與劉、石一起逐鹿中原，建國稱號，如果只是這樣，可以肯定地說，它只能跟劉、石一樣，匆匆登場，又匆匆下場，使十六國成為“十七國”而已。

《代北地區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係》（連載於《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第4期）一文篇幅較大，涉及問題較多。在探索中我被如下現象所吸引：烏桓人是兩漢以來先到代北的移民，拓跋部進駐陰山以及代北地區，當在東漢之末，比烏桓晚。烏桓西移時間長，人數累積多，但是在文獻中他們的蹤影只是偶爾出現，而且是一掠即過，不見首尾，不成氣候。他們究竟在拓跋開拓代北事業中佔有什麼位置，有什麼表現，起什麼作用呢?解決這個問題，有待於對史實的索隱鉤沉和細緻分析，而沒有現成的明確的答案。

烏桓族與拓跋所屬的鮮卑族均屬東胡族系，同風俗，通語言，但長期獨自發展，不相統屬。烏桓早在漢代即以突騎聞名，但缺乏部內凝聚力；拓跋後來形成部落聯盟而自居君長地位，卻不見有顯赫的軍事實力。這兩方面的長短，恰好能夠互補。兩族在幽、並北部分別從東向西和從西向東浸潤，匯於代北地區，既有交往，又有衝突，但未見有為爭奪生存空間而進行殊死鬥爭的事實。可以判定，兩族互補而共生於基本上是同一空間範圍，實現著一個以拓跋為主導的長達百餘年的融合過程。拓跋就是在與烏桓共生環境中發育成長的，而烏桓則逐漸被拓跋吸收，烏桓本身的歷史長期被拓跋覆蓋，在史籍中遺忘已久。

正史所見，王沈、范曄書以後沒有關於烏桓的成篇系統記載，只能見到一點“邊角料”。我在探求拓跋、烏桓關係時以《魏書·序紀》為線索，把有關零散資料的有可思考者從史籍縫隙中鉤稽綴合，分成問題，構成《共生關係》一文中的各個章節。這些章節可以獨立成說，事實不盡相貫，但又都牽扯出許多線索，勾連拓跋、烏桓，構成兩族共生關係的方方面面。我認為，敘述拓跋經營代北、統一北方的歷史而不給烏桓以適當位置，是不符合實際的。瞭解代北烏桓狀況，也可豐富對拓跋史的認識。我還覺得《序紀》中以及其他地方所見烏桓零星資料都彌足珍貴，可能從其中解讀出不少歷史信息，不過，我還未能一一清理。

十六國曆史紛紜複雜，宏觀言之似又簡單。一個胡族乘時崛起，介入北方政治衝突，立國建號，一時貌似強大，經過後繼民族幾個浪潮的衝擊，又經內部分化，立刻趨於瓦解。再來一個胡族，過程大致也是如此。只有拓跋，在百餘年與烏桓共生中磨鍊了自己，豐富了自己，造就了自己，使自己進入中原時具有較充沛的力量、較多的經驗和較廣的見識，經得起風吹浪打。如果拓跋未曾經歷這一過程，而是若猗、猗盧乘晉室之衰，以代公、代王名義，與劉、石一起逐鹿中原，建國稱號，如果只是這樣，可以肯定地說，它只能跟劉、石一樣，匆匆登場，又匆匆下場，使十六國成為“十七國”而已。

在與烏桓共生條件下經過歷練的拓跋部，生命力強，富有凝聚力，比較善於應對變化，與各胡族驟興驟滅相比，即令在衰敗之後也不曾出現一個堪與匹敵並取而代之的對手。六鎮浪潮的衝擊不亞於十六國中任何一個胡族代興造成的社會動盪，但是繼起的任何一種力量，不論從族屬還是從文化方面來看，都是脫胎於拓跋，從拓跋衍生而來，與拓跋有很強的繼承關係，同前此的五胡交替殊異。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使大體與五胡同步興起的拓跋鮮卑，歷史地位大不同於五胡。

論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係，只是就一個時期之內代北地區兩種最主要族群的互動關係而言。其實，拓跋與匈奴，拓跋與各部鮮卑，拓跋與各種名目的雜胡，拓跋與高車等部，都經歷著共生關係，只是現象不一，歷史影響各有深淺而已。共生關係不論久暫，其最終結果都是民族融合。魏晉時期各種雜胡，都是在共生各族關係尚不穩定的狀態下，被時人所加的暫時稱號，久而久之，雜胡都由於族際融合而喪失了雜胡的特定名稱。雜胡的出現和消失，都可以在共生現象這一概念框架中加以解釋。而且，縱觀歷史，拓跋融合了烏桓等部，而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在走與漢族共生，終於融入漢族的道路呢?不過，這是宏觀而言。觀察民族關係，畢竟還是要與歷史的特定階段相聯繫，不能只看結局而忽略過程。十六國亂世尤其如此。本文論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係，正是著眼於過程。十六國之後，必須要有像北魏這樣的一個長期穩定階段出現，才能形成必要條件，向隋唐過渡。而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係，正是從一個關鍵方面，構成北魏這個長期穩定時代的民族內涵和民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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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歌》包含拓跋歷史未經修飾的原始素材，保存了極可貴的資料，史學研究者引以為幸。但是鄧淵、崔浩修史以之為據，由此導致兩次國史之獄，卻是北魏一代史學不振的重要原因。

探索拓跋歷史，反覆思考《魏書·序紀》，也反覆驗證《序紀》，越來越認為《序紀》資料雖然簡略，也有不少顯著的附會之處和掩飾之跡，但是總的看來，其準確度較高，可信性較大。因此又產生了一個問題：魏收書疏誤很多，為什麼刻木結繩時代的拓跋古史，反而能留下這篇可貴的資料呢?這也是一個史學史的問題。原來，《序紀》是根據拓跋先人留下的史詩《代歌》的資料，翻譯整理而成《代記》，又幾經演變而來的。這是道武帝統治早期及以前拓跋歷史資料的主要來源。整理《代歌》是“燕魏之際”即道武帝早期的事，其時負責協音律（包括輯集《代歌》併為之配樂）的漢士是鄧淵，而鄧淵恰好又是負責國史《代記》撰述的人。鄧淵利用他所熟悉的《代歌》口碑資料作為主要依據，撰成《代記》，是很自然也較方便的事。《代歌》、《代記》一為詩歌，一為史傳，體裁不同，表述方法各異，但素材同一，所以內容應是極為近似。

鄧淵死於一樁冤獄，他留下的早期國史《代記》，包括開國以前的拓跋史和道武帝早期歷史，是以後崔浩撰修國史的一部分依據；而崔浩國史問題又釀成了一樁更大的冤獄，成為千古聚訟的公案。崔浩的罪名是其所修國史“暴揚國惡”、“備而不典”，近人文章多推斷為道武帝母后賀蘭氏由於依收繼婚製為昭成帝收娶生子而造成幹名犯義諸事。此說較前此諸家之說更富於新意，我贊同此說。不過依我看來，除此以外，拓跋早期歷史中殺父殺妻、忤逆悖倫以及母后專擅陰謀諸事，更當包括在“幹名犯義”之中，這些事比遊牧族中多有出現習以為常的收娶後母、寡嫂等事，更要礙眼，更要引發議論。構成崔浩之罪的事實來源於鄧淵《代記》，鄧淵《代記》中這些事實則採自《代歌》。本來只是拓跋部落中用鮮卑語演唱的《代歌》，傳播範圍基本上限於鮮卑人群，而且唱詞未必盡屬寫實，也可能只是含糊的故事。《代歌》演變成官方用漢字書寫的《代記》，就成為史實記載，其“不典”、“國惡”諸端免不了在漢人社會里暴露張揚。以後崔浩又據以修成國史，希其旨者更以之刻石示眾，以致觸怒了當權者，修史的漢士鄧淵、崔浩等人自然先後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代歌》包含拓跋歷史未經修飾的原始素材，保存了極可貴的資料，史學研究者引以為幸。但是鄧淵、崔浩修史以之為據，由此導致兩次國史之獄，卻是北魏一代史學不振的重要原因。

我依據這一剖析，寫成《〈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國史之獄的史學史考察》（《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並認定《代歌》、《代記》是魏收《魏書·序紀》的史料來源。我希望這篇文章，對千年聚訟的崔浩國史一案，能起到一種證詞的作用。魏收所見《代歌》、《代記》資料只能是崔浩等人所引用過的，而且已然幾經刪削篡改，但殘餘部分的明晰準確程度仍然相當高。今天在史料貧乏的情況下，只有吃透這些資料，並且儘可能發掘《序紀》中不載而他處尚存的一鱗半爪，才有可能探得一些成果，用以豐富這一段顯得太單薄的拓跋歷史。因此我又想到，整理《魏書·序紀》，包括對《序紀》做增補、集釋、箋證、研究，是史界進一步探索拓跋史的一項重要課題。

為了儘可能利用與拓跋史相涉的資料，我寫成《文獻所見代北東部若干拓跋史蹟的探討》（《燕京學報》新十三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此文不是文物古蹟本身的考察，而是拓跋掌故的追尋，用文獻中被史家棄置的史料佐證拓跋歷史，想從中找出一點有價值的東西來。能否如願，尚待驗證。最後錄載了拓跋早期僅存於世的《猗盧之碑》殘石拓本及有關題記二件，略作分析，供讀者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第八十九輯）。

拓跋史探（修訂本）

田餘慶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1

ISBN: 9787108063960 定價: 69.00元

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題，甚感力不從心，步履維艱，更感資料不足，結論難下。有時所抓住的問題旁證不少，結論依稀可見，卻偏偏在某個環節上缺少直接證據，與所求的結論還隔著一層紙，不得不出之以推測。這本來是史學文章應當慎用的。遇到這種情況，我一般是隨文指出證據有所欠缺之處，以期讀者留意，自作思考。這使本書有些地方不免有邏輯上稱之為丐詞的毛病，總感到有些不安。《韓非子·顯學》說：“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愚誣之學，我是深有戒懼的。書中陳述的見解，設定的假說，不在少數，但敢於下明確斷語之處較少，就是為了儘可能避免“愚誣”的緣故。不過提出了問題，不論是對是錯，總會有人繼續探究，也許能求得結果。這又促使我放開了一點膽量。

拓跋史研究有一點特殊情況，就是有些可疑而不可決的問題，所需直接史料證據可能被視為“不典”、“國惡”，當作史諱而為當時史臣有意裁剪塗抹，要完全靠實證來解決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還是這樣。拓跋史實上的這一“模糊區域”，明知辨識之難，為什麼還要去探一探呢?

其實一部中國古史，有很多“模糊區域”，不只拓跋史如此，如果都丟棄不去探究，會永遠是一片混沌。百年來新史料的發現，使古史多有開發，這是發現和辨識古史新問題的主要途徑。但是新史料並不是所在皆有，史家的廣闊視野和敏銳眼光，多少可彌補史料的不足。對已知史料的透徹分析和反覆比勘，能夠增進認識。陳寅恪先生的諸多貢獻，得益於新史料者並不算多，更多的是憑藉極為深厚的史學修養，憑藉精微思辨，推陳出新，從習見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找到它們的內在聯繫，提出新問題，得出高境界的新解釋，使古史中的許多模糊區域得以逐漸辨識清楚，在古史研究方法上給了我極大的啟示。許多前輩學人極具開拓精神，代表了一代思潮而又各具風範。他們的研究成果未必全是定論，但是他們多服膺龔自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治學理念，相信學無止境的普遍真理，顯示了崇高的學術襟懷，是我們治史的楷模。正是秉承這一啟示，使我堅持了對一些難點的探索。

基於以上認識，我把本書所見，主要作為窺探拓跋史的一種思路，而不是作為確切結論，奉獻給讀者。我的初衷是希望起到促進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儘可能把古史的這一模糊區域一點一點加以辨識，慢慢融會貫通。果能如此，即令我的某些具體見解被證明是錯誤的，被另一種見解取代，也很值得。其實，本書有不少論證和見解，本是前人提出問題在先，我接過來思考所得而已。也許我的錯處，正好會成為後來人前進的新的起步點。做研究但求盡己，不問其他，也許，這可以用“得魚忘筌”之義來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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