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開談韓天衡、劉一聞、王鏞篆刻的一封信：知己知彼】
頃接來函，要我談談對韓天衡、劉一聞、王鏞三人篆刻的看法，這倒是我願意的。因為我與這三公的雙邊關係不錯，對他們的藝術又都很景慕，雖然我的看法不免有偏見，但作為同行間的知己知彼，想諸位讀者也願意瞭解。
韓天衡長我九歲，我最初讀到他的作品大約在十五年前，是已故畫家周昌谷介紹我拜讀的。周氏對篆刻很有鑑賞能力，在當時韓尚未享盛名之時就極推重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韓天衡的篆刻刻的最明顯特點是向多種風格形式的縱深探索，這應該是趙之謙和畢加索給予他的啟示。趙之謙一生刻印不多，但形成了多種個人面目，他偶爾靈機一動的表現卻成為黃牧甫和齊白石風格的濫觴；畢加索創作多種幾乎不相諧調的個人面目，因此被譽為現代繪畫的集大成者。翻開《韓天衡印選》，我們至可以找到五六種殊不相類的風格面目，以朱文為例，就有婉約雄肆的如“換了人間”一類，花俏豔麗的鳥蟲文一類，和簡潔古拙的如“大象”、“敝帚”一類。
如果將此三類作品擺在一起，並排除已知為同一作者者的因素，我們大概很難從中尋到內在的必然聯繫。一般評論界認為，一個作者同時作多種風格是不成熟的表現，但如果這多種風格都屬於作者自出機杼的創造，那麼自然不可與前者同日而語，因為其創造的意義似乎等於集多位作家於一身，就如同畢加索那樣。
許多年以前，韓曾讓一記者給我捎來信息，說他認為我也有多頭探索風格的能力，並對我過早將風格定型化表示遺憾。我是這樣認為：藝術面目的形成必然會有雛形到成熟、再由成熟到爛漫這樣三個階段，雛形固然開創不易，但成熟至爛漫似乎更難，因為它要靠長期的努力才能水到渠成。我們很難同時下海去探求新大陸又上岸籌劃建設，精力兩用往往會顧此而失彼。象趙之謙那樣刻了“丁文尉”和“靈壽花館”印，而讓齊白石、黃牧甫去完善的情況似乎不是味兒。當然，韓天衡精力過人，他既善於探索又善於短期內使之成熟，但這顯然不是一般人可以效法達到的。這是我同韓氏在創作立場上的分岐，除此之外，我們對其它問題的看法大概都還相近。
劉一聞的創作立場和我一致，矢志於單一面目的表現，在單一面目之下再尋求豐富的變化。他的印章傾注觀念、表現思維過程的跡象比較明顯，尤其篆文結構的擺動、欹側，以及刀法的細膩都充分生動地作著以上的訴說。由於這種訴說是以秦漢印為參照系進行的，如果不具備對秦漢古印精深的鑑賞能力，就無法覺察劉一聞的微妙和細膩，許多有意味的動作會在眼皮底下逃逸，據說在全國首屆篆刻展的評選會上，他的作品竟然險遭淘汰，看來是有原因的。劉一聞印章的風格和意境都屬於古典主義的範時，要在古典的影子底下討生活並形成個人的面目，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我認為就技巧而言，劉一聞是不遜於明清流派印中的任何一位大師的。
王鏞的篆刻我原先不以為然，認為篆法鬆散、破壞傳統梯式排疊，顯得稚而不古，而刀法直衝太過隨意，容易被模仿（拙見以為技巧容易被模仿其藝術價值就低）。這種印象直至《王鏞篆刻選》出版後才有了大改變：當我捧著印選讀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了一種莫名的感受，而這種感受是讀其中的篆刻作品獲得的，它不是技巧的引人人勝，而是創作觀念所引發的撞擊。我無法用語言來詳細描述這種感受，但其中有一點是可以表述的，即自由散漫可以形成套路，不拘小節可以獲得雄渾，當時我甚至懷疑自己斤斤計較線條質量的必要性。
我的篆刻是自我作古。我有個天真的想法：常將自己當作秦漢時的一位刻字工匠，認為只要秦漢人認可就可以隨心所欲，與秦漢其他刻字工匠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比智慧比做工。曾有人評拙印為現代派和未來派云云，我聽了簡直受寵若驚，因為我至今尚不能真懂“時代氣息”的含意，何謂末來？篆刻的性質鑄定了它是仿古或尊古為新的藝術，一定要將它與現代藝術掛鉤豈不削足適履。我曾在某雜誌上說自已受到西方某抽象派畫家的啟發，實在是故弄玄虛的玩笑而已。
綜上所述，四人的創作立場、審美追求以及技法既有差異也有暗合，差異自不必多說，暗合則至少有一條，即四人的詞句印幾平均不作迴文式。在朱白文統一的問題上，王鏞和我比較自覺追求，但王的純度比我高；劉一聞朱文的情調不如其白文醇厚，純度也更差一些；韓天衡則不在乎這種統一。
另外值得一提，依我所結識觀察，三公的性格、氣質、甚至待人接物與他們各自的篆刻風格均出奇地吻合，使我益加相信“風格即人”這種觀點，這似乎也從某一側面證明他們藝術的成功。至於我是否也“印如其人”，那得由他人來評說了，但我希望也能相似。即頌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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