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是北宋神宗時期的一樁著名的案件，這個案件之所以著名，是因為這個案件的當事人以及牽扯到的人和事都很著名。
這個案件的當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文豪蘇軾蘇東坡，牽扯到的事件就是“王安石變法”，而這個案子牽扯到的人很多，包括宋神宗，王安石，皇太后，還有沈括這個著名人物。
蘇東坡
通過這個案件，可以看到宋神宗時期圍繞王安石的變法，當時支持變法的“新銳派官員”和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官員”之間鬥爭的殘酷。這個案件應該看起來是因為蘇東坡的一次不合時宜發牢騷和自嘲引起的，算是“禍從口出”也是一個“文字獄”的典型案件，儘管叫“詩案”，但是一開始和“詩”沒有什麼關係，這實際上算是改革派對保守派的一次清算和打擊。
我們看看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在得到了皇帝的支持的背景下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變法革新。對於王安石變法革新的利弊至今也是眾說紛紜，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就是在當時也是有很大的反對聲音。
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在朝野上下，反對的勢力也非常大，並且反對的勢力很多都是“位高權重”，王安石依仗有神宗支持，通過重用一些地位不高，但堅決支持變法革新的年輕官員，培植改革派的勢力，一時間，新進的改革派對保守派形成了“打壓”的局面。
王安石
反對變法的“保守派”領袖，就是那個小的時候砸過缸的北宋時期的“文人領袖”司馬光。大文豪蘇軾蘇東坡也是反對派之一，其實蘇家父子蘇洵，蘇軾，蘇轍都是反對改革的人，不僅反對變法，蘇氏父子對變法的倡導者王安石的人品也很痛恨，父親蘇洵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辯奸論》狠狠惡心了王安石一把。
對王安石的變法不滿的蘇軾，本身對變法的反對態度算不上激進，但這個大文豪說話很直爽很隨意，諷刺挖苦人的本事也很大。
整個事件的起因是蘇軾由徐州太守轉任湖州太守，照例要上表謝恩，蘇軾也寫了一個謝恩表《湖州謝表》，如果是按規矩安安分分的謝恩也就平安無事，蘇東坡去當他的湖州太守就是了。
但是，也可能是因為保守派一直被改革派所打壓，蘇軾一不留神就發了幾句牢騷，就是這幾句牢騷出了事。
在《湖州謝表》裡，他寫了這樣幾句話：“知其愚不適時，難已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意思就是說：“我知道自己愚笨跟不上時代，怕我與那些新進人物搞不好關係。但知道我老實本分，也許在外州郡治理百姓還可以。”這現顯然有意攻擊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的嫌疑。
果然，御史臺的那些支持變法的“新貴們”不幹了。“新進”和“生事”這兩個詞戳中了御史臺那些“新進”官員的敏感神經，他們跳起來了。
古代文人因為客觀人文環境，總是習慣於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臺裡的御史們。這裡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 司馬光曾經給王安石寫過一封表達自己對變法的堅決反對的觀點的長信，信裡對變法的評價當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第一個站出來檢舉蘇軾的是御史裡行何正臣，緊接著是王安石的學生李定。但是僅憑《湖州謝表》裡“新進”和“生事”這兩個詞是不能對蘇東坡定罪的，於是這些御史們開啟了在蘇東坡的詩文中尋找罪證的“文字獄”模式，這是“烏臺詩案”當中影響極為糟糕的地方，因為“文字獄”的興起，成為了文人互相殘害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也是最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工具，也成為了統治階級對文人集團控制和打壓，甚至是清算的工具。“思想罪”由文字獄開始，成了文人特有的“誅心之罪”。
有的時候，名人之殤也是為名所累，當時正好出版了一套《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構陷下，只得降旨將蘇軾交御史臺，由李定為首的“根勘所”負責審理。
御史臺對蘇東坡“詩案”的審理，演變成了一場“鬧劇”，並且是對中國的文化環境影響極大的鬧劇，蘇東坡被關押，讓一大幫“群小”上躥下跳，紛紛從蘇東坡和其他同僚文友的來往詩文和通信中尋找“大逆不道的蛛絲馬跡”，在蒐集罪證的一群小人裡面，就有大名鼎鼎的沈括，那個《夢溪筆談》的作者。
御史臺被貫稱為“烏臺”是在漢代就開始了。漢代長安的御史臺內有許多柏樹，樹上棲宿著成千上萬的烏鴉，時人就把御史臺稱作“柏臺”或“烏臺”，這兩個稱呼一直沿用到宋代。
“烏臺詩案”其實就是“文字獄”的冤案，在整個兩宋，這種“文字獄”非常少見，蘇東坡碰上了，從一個側面說明王安石重用的那些“新進”們，做人的品行是很有問題的，他的變法最終失敗，和他的用人有很大的關係。
蘇東坡在獄中還是吃了不少苦，也曾經絕望過，儘管那些“新進”們試圖治蘇東坡的死罪，但最終神宗還是不忍心殺了這個大文豪，只是把他貶到黃州。以“蒙恩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結案。宋神宗的“不忍心”，除了有很多的有良心和正義感的官員們的力保和求情的因素（包括太皇太后曹氏），以及蘇東坡本人的名氣和人氣，更重要的是宋朝開國時期趙匡胤定下的“除謀反之外不殺大臣”的“鐵律”。
烏臺詩案對蘇東坡的打擊很大，心境之悲涼、門庭之冷落、生活之清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蘇東坡生性豁達，這些挫折也比較看的開，在黃州他曾作詩一首介紹他煮豬肉的經驗，詩云：“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鮮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它自美。”這就是著名的美食“東坡肉”的烹飪方法。
被貶到黃州的蘇東坡還為中華美食做出過貢獻。
而被貶黃州兩年之後，蘇東坡寫出來著名的《赤壁賦》。
然後就是千古絕唱《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
是金子到哪裡都發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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