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圖，一鍵下單 【講述東北】
最近幾年，雙雪濤、賈行家、班宇和鄭執四位東北青年作家受到了文學界和大眾的關注，再加上電影界的耿軍、張猛等人，“東北”作為一個敘述對象，成為這幾年文化領域的熱門話題。
在新書分享會或很多場合，雙雪濤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和他探討文學的人有，但更多人更願與他探討東北、鐵西區和常常出現在他小說裡的那個“豔粉街”。
雙雪濤、賈行家、鄭執和耿軍的“一席”演講在互聯網上被大量轉發，話題中涉及的東北現實也一次次被關注、被討論。
瀋陽市鐵西區工業博物館裡，被展示和參觀的機器。（蔡小川 攝）
無論是寫作還是演講，真實或是虛構，這些創作者們所講述的故事都有一個大背景：1986年，瀋陽市防爆器械廠成為新中國第一家破產的公有制企業。那是一個起點，高潮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中國大批國有和集體企業減產、並軌、破產、倒閉，就像萬能青年旅店在《殺死那個石家莊人》裡唱到的，“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在改革的陣痛中，失去工作的數千萬人不得不重新尋找生活的出路。
東北是重要的工業基地，在這次改革中受到了最大沖擊。也是從那時起，東北，這個“共和國長子”褪去了一身榮耀，漸漸沒落、凋敝，一度成為大眾認知中經濟落後，黑社會猖獗，貪腐、犯罪叢生的地方。
眼前這些作家和導演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那些深陷困境的人和事充斥著他們童年或少年記憶，並最終成為他們最重要的寫作素材。
1990年，在鐵路道口等候通行的下班工人 | 圖：視覺中國
就像賈行家在口述部分所說，“這些年有一種在全息環境裡的感受。'觀察'這個詞有點重，其實我一眼也沒看。我只是清清楚楚地知道發生的事情，我看到的和看不到的是有連續性的，我就坐在中間。我不是從外部對哈爾濱進行觀察的。很多寫作者都離開了東北，有了距離，才把東北當成了一種被描寫的景觀。而我一直身處其中。每一天，每一個人，無時無刻不在構成這些。”
雙雪濤卻說，關於“豔粉街”的很多事，他都記不太清了，但“豔粉街”的生活和氛圍內化為他內心世界的一部分。他說，“‘豔粉街’這三個字讓我覺得熟悉，因此可以產生一些情緒，在寫作中，它就像是一個抓手兒，可以讓我抓著它往上爬。它也像是一個口袋，可以把很多童年的東西放到裡面。它是有活力的、鮮豔的，是可以被書寫、被塑造、被虛構的，它給了我這麼一個機會。”
雙雪濤（蔡小川 攝）
採訪時，我們隨班宇回到他的瀋陽，他的鐵西區。如今，這個老工業區已經早沒了大煙囪，衛工明渠不再散發出一股臭味，建設大路北側的幾百家工廠也基本不在了，除瀋陽熱電廠和東北製藥廠等幾個大廠，其他倖存的國有大廠都已搬遷至開發區。那些工廠遺址被賣掉，一座座商業住宅和商場拔地而起。
儘管今天的老工業區早已面目全非，掃黃打黑也大見成效，但雙雪濤筆下的豔粉街窮人、班宇小說裡凋敝工人村、鄭執的黑社會、下崗潮、命案、雪……相較於眼前的精裝樓盤和購物廣場，這批東北創作者作品中的符號更符合大眾對於東北的想象。
這或許是他們的作品能夠被大眾接受的一部分原因，現實也好，刻板印象也好，他們作品中所呈現的東北，有一部分是大眾熟悉的，人們找到各自熟悉的那扇門，進入了作家和導演的東北敘事。
工人村曾經的生活場景（蔡小川 攝）
如果能把這些青年作者的崛起視作一種地域寫作現象，除了提供普遍的、符合大眾需求的東北元素和故事之外，他們一定還貢獻了些別的什麼。
“文學有一定的延遲性，二十年後，當我們成人，有了表達能力，童年時期在我腦子裡種下的這粒種子發芽了，這粒種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經歷的殘酷現實。”這是鄭執的解釋。
雙雪濤說，上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下崗潮”是東北階級分化的開始，他和他的家庭在這場分化中從市中心搬到了豔粉街，成為城市的邊緣人。“家境的差別讓我從那時起就產生了一種自卑感，當時就清醒地認識到，你無法和這個世界對抗，根本打不贏。我強烈地感覺到成人世界充滿錯誤，包括他們教給我的東西和整個教育體系的運行機制。我的青春期叛逆不是非要往反方向走，而是對成人世界的思考。我當時還告誡自己，長大以後千萬別忘了思考。”
在雙雪濤的《蹺蹺板》裡，曾經象徵著工人榮耀的工廠成了藏屍的地方。《光明堂》裡給窮人帶來希望的牧師最終被殺。在班宇的《肅殺》裡，叔叔讓“我爸”去看球，和瀋陽海獅隊一起感受榮耀，重要的是別忘了帶上下崗證——下崗職工看臺票只要一塊錢。鄭執在《生吞》裡提到了曾經瀋陽的一項浩大工程“荷蘭村”，那是貪腐猖獗期間瀋陽最大的爛尾樓項目。
小說裡，罪惡在那得到清算。
鄭執（蔡小川 攝）
將創作者簡單以地域歸類是不恰當的，儘管風格、故事有著很大差異性，但在今天的大眾敘述中不常出現的反思性以文學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出現在了這批東北青年創作者的作品裡。
如今，坐在“窮鬼樂園”裡的鄭執，看著那些正在老去的叔叔阿姨，尋找父親的影子。班宇早已從躁動的九十年代瀋陽地下音樂中抽離，但那時的人和事帶他走進今天的音樂和文學世界。雙雪濤生活在北京，但每個月都要回瀋陽幾天。賈行家也離開了哈爾濱，正式成為北漂。耿軍離開東北十幾年，電影越來越抽象，但少年時的鶴崗小城依然是他最重要的敘事空間。 東北蒼涼的故事依然是他們不捨多說的創作素材。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兩千年初的東北經驗是特殊的，特殊性在於它的強烈和波及面之廣，但這段時代經驗絕不僅屬於東北，每個人都能從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身邊人的生活。
正如賈行家所說，“東北並不是什麼特殊地方，人們說它的原因，只是捨不得說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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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東北人，本期#三聯生活週刊#封面大使#雷佳音出生於遼寧鞍山工業區的一個工人大院，親眼目睹了九十年代那一批“下崗潮”。19歲時他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離開了東北，在他的記憶裡，“東北其實是一個挺有傷痕的地方”，所以他現在看東北作家雙雪濤早期的作品《聾啞時代》，“他那種幽默的東西，寫人與人的情感，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那種撕裂感、慘痛感，我真的好幾個段落看得哇哇哭。”
點擊上圖，聽雷佳音聊聊他的東北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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