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一直在變，唯一不變的可能就是積極樂觀的心態。
1926年2月，梁啟超發現自己開始尿血。他寫信給大女兒說：“我小便的時候把眼睛閉上，就沒事了。”他一直對醫學科學抱有信心，直到病入膏肓，他才意識到，自己將要遠離這個命途多舛的國家了。1928年10月12日，梁啟超在協和醫院寫下遺作《祭朱晦庵文》。
梁啟超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對於國家的作用，還是在“百日維新”。在那之前，他雖然聰慧，卻是個中規中矩的清朝舉人。
梁啟超是廣東人，27歲進京趕考，不中落第。回到廣州之後，他認識了康有為，第一次聽到康有為高談闊論，梁啟超觸動頗深，他說“冷水澆背，當頭一棒”。在整個清朝官員還沉迷於西方物質文明的時候，康有為已經潛心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了。此後，梁啟超放棄了科舉考試，從師於康有為，這是1890年。“秀才師傅，舉人弟子”，世所罕見。
李鴻章
時間轉到1895年，這一年，李鴻章赴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這是註定會改變清朝歷史的事件。不久，康梁師徒發動北京學子聯名上書皇帝，要求變法維新，稱“公車上書”。實際上，康梁師徒也沒有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只是籠統地說廢科舉、改官制、開國會。
“公車上書”看起來聲勢浩大，千名學子聯名上書，但光緒皇帝壓根就沒有看到上書內容。師徒兩人卻因為這次上書起到的領導作用，在萬千學子心目中封了神。
梁啟超由此深受朝中大臣們的欣賞。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夥子，思想開放、積極樂觀、文字感情豐沛，誰見了都喜歡。尤其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稱讚梁啟超辦的《時務報》是“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報紙”。
“公車上書”只是師徒二人站上歷史舞臺的開場曲，真正使得梁啟超名聲大噪的是，“百日維新”。
康有為在八次上書光緒帝后，皇帝破格召見，君臣初次見面就聊了四個小時。康有為科舉不中，心中憤懣不平，此時卻受到皇帝賞識，康有為便有了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感念，於是一生都忠君不已。師傅受到重用，可梁啟超作為宣傳者，在“百日維新”中的作用卻很小。
梁啟超在《時務報》寫了一篇《變法通議》，光緒帝聽說後讓他進宮，希望他仔細講解一下這篇文章。但梁啟超普通話帶有十分濃重的廣東口音，他將“高”讀成“古”，將“孝”讀成“好”。光緒帝不太明白他在說什麼。最後，君臣相對，面面相覷。
光緒帝不甘心，他不願意當亡國之君，在維新派和保守派的夾層中，選擇了維新變法。康有為桀驁不馴，孤芳自賞，受到皇帝賞識後，以“帝師”自居。康有為認為，中國曆來深受孔子儒學影響，應以孔子為思想源頭，對政治制度進行改革。而梁啟超的作用，則是憑藉流暢優美的文筆，起草奏摺和講稿，宣傳變法思想。
師徒二人大概以為，他們既掌握了權力中心光緒皇帝，又把控了思想源頭，變法應該沒有問題。可惜的是，他們師徒二人都沒有當過官，不瞭解官場的運作，同時也不知道真正的權力中心是慈禧太后。二十五歲的梁啟超不知道，做任何事情只有熱情是不可行的。
梁啟超與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折《請變科舉通折》，主要內容是廢止科舉考試。於是，師徒二人得罪了整個清朝的讀書人。
另外，康有為設計的新政內容還涉及到裁撤政府部門。這就得罪了紅頂如雲的北京官場，特別是滿族親貴。他們上書給慈禧太后，說“變法是要救中國，不是救大清”。
慈禧太后知道大清朝不變不行，但是變了之後她怎麼辦。所以，從根兒上不希望變法成功。這句話相當於給了慈禧太后一個藉口，一個制止變法的絕好藉口。1898年9月21日，榮祿率領禁衛軍包圍紫禁城，慈禧太后回來了，持續了103天的維新運動畫上句號。
袁世凱
隔天，袁世凱將謀殺慈禧太后的計劃透露給榮祿，榮祿轉述給慈禧太后。當天夜裡，譚嗣同等六位志士被關進大牢，等待處死。譚嗣同被捕之前勸誡梁啟超趕快走，他認為變法不流血行不通。之後，梁啟超剪掉辮子，開始逃亡日本。
從這裡開始，梁啟超直到1912年民國成立，才正式回國。在日本，梁啟超與孫中山有了直接接觸。兩人雖都以救國為最終目標，但思想卻不盡相同。
梁啟超主張變法，孫中山主張改革；
梁啟超倡導立憲，孫中山倡導共和。
梁啟超到日本後，也曾試圖藉助日本政權的力量，但當他發現日本人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後，便從此斷絕了依靠外力進行改革的想法。
這之後，梁啟超在看不見國家出路的情況下，到處摸索，他認為只要一直在行動，就一定會找到合適的出路。
在日本橫濱，梁啟超於1898年12月創辦了《清議報》，鼓吹保皇政策。
在《清議報》上，梁啟超竭力宣傳“光緒聖德”，說“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
1900年，康有為打電報給梁啟超，讓他到香港相會。康有為自覺光緒皇帝有恩於他，堅持自己的保皇思想，責問梁啟超的改革思想。並說梁啟超忘恩負義，忘了光緒皇帝的救命之恩。康有為越說越氣，順手拿了一個夾著報紙的報夾子，向梁啟超扔過去，還大喊著，“你的命是光緒皇帝給的！”康有為雖然無意真打，梁啟超卻大吃一驚趕緊向師傅跪下，俯首認罪。從此確立了“保皇”的路線。
國內，慈禧太后為了平息不斷高漲的反清浪潮，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博得帝國主義歡心，以達到維持統治的目的，從1901年開始推行清末新政。
1902年2月，梁啟超在日本創辦了《新民從報》，用以宣傳改良主張。迫於當時的政治局面，只好放棄“保皇”口號，取用“新民”的說法。梁啟超在報紙上發表言論，他說：“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
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梁啟超頑固堅守改良主張，引起了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的鬥爭。1905年，革命派在日本東京創辦了《民報》，而這這份報紙的第三期，革命派就對梁啟超下了戰書，兩個派系開始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次大的爭鬥。
孫中山
早在1903年，梁啟超就前往美國考察了憲政，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強調國民開放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國民的資格”，結合他在美國看到的憲政，他認為，“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
革命派說：要革命就得流血犧牲
梁啟超說：暴力革命絕非能共和，反得專制
革命派說：日本、英國搞君主立憲也要流血
梁啟超說：法國大革命動亂八十年，血流成河，其他歐洲十五國君主立憲，都和平完成轉型，共和當然最好。但鑑於中國現實，只能從立憲做起。
革命派說：既然立憲是過渡，共和是最終目標，為什麼把時間耽誤在過渡上
梁啟超說：因為漸進改革損失最小
……
1905年，慈禧太后表示要仿行憲政，並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梁啟超在日本聽到消息十分高興。同年，孫中山成立同盟會，梁啟超等人與孫中山為導向的民主革命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
1906年，五大臣結束考察回國，梁啟超受邀代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等奏摺，慈禧看後宣佈預備立憲。但同時又強調，“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不可以操之過急。實際上，慈禧只是企圖用“立憲”的招牌，繼續維持封建專制統治，她只是擔心自己的權利受到威脅。
1907年，康有為宣佈將保皇會改組為中華帝國憲政會。9月，梁啟超在東京成立政聞社。他在《政聞社宣言書》中寫道：“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意在表明擁護慈禧“仿行憲政”的立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梁啟超在日本聽到消息後，心裡很不是滋味，他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回國。如果共和是多數民眾的選擇，那麼他會接受，不僅是接受，而且還要為了民主共和而奮鬥，當然也無所謂與孫中山此前的過節。
中華民國是亞洲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應該是中國人永遠為之自豪的事情。但，這個新生兒誕生的條件極為不成熟，就像是個早產兒，自誕生起就伴隨著危險。
同時，梁啟超也是明白的，改朝換代必然伴隨著動亂。而如今，強鄰環繞，各方列強虎視眈眈，如果中國發生大動亂，就有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在他看來，手握兵權的袁世凱，是使國家走向安定的唯一人選。之後，梁啟超寫信給袁世凱，“你負責軍事，我負責言論，其事大有可成。”
那時的士大夫階層普遍都有這麼一個認知，在任何開明的政治制度背後，都必須要有一個明君主導。但這些人的腦子裡卻裝滿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很顯然，這兩者是相互矛盾的，同時也勢必不會成功。這樣的人非常多，康有為是，梁啟超也是。
1912年2月，末代皇帝退位。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10月，梁啟超結束14年的流亡生涯，從日本回到中國。這時，主張實行議會政治的宋教仁組建了國民黨，想借此擴大力量，控制內閣。而梁啟超則為了與國民黨對抗，利用自己聲望高的優勢，組建了民主黨。同時辦報鼓吹集權，竭力維護袁世凱，梁啟超深受袁世凱賞識。
1913年7月，梁啟超擔任司法總長，9月，袁世凱組成內閣。但事情很快遠離梁啟超的預期，袁世凱僅在當上大總統三個月後，就下令取消國會，不久，公開打出復辟帝制的旗幟。此後，梁啟超對袁世凱失望到了極點。
蔡鍔
明面上，袁世凱好像十分看重梁啟超。他先後任命梁啟超為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政治顧問等職位，梁啟超都言辭拒絕了。不僅如此，在袁世凱還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了“二十一條”後，梁啟超在全國的反袁鬥爭中發佈了討袁榭文。袁世凱為了壓制民眾，花重金收買梁啟超，迫使他停筆不發表言論。但梁啟超不為所動，還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同時與徒弟蔡鍔謀劃武力討袁。
“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日本帝國主義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機，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政府“絕對保密，儘速答覆”。（來自百科詞條）
1916年，袁世凱在全國的反抗鬥爭中，被迫撤銷帝制，不久病死。之後，梁啟超很快成為了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的支持者，併發文給南方各督司令：“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要南方給予援助。之後，在段祺瑞與梁啟超的運作下，段祺瑞輕而易舉地“統一”了中國。
段祺瑞
1917年3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發生尖銳衝突，梁啟超不顧全國多數人的反對，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但參戰案被國會否決，梁啟超和段祺瑞運用各種手腕，先借助張勳的“辮子軍”趕走黎元洪，後又反過頭來討伐張勳復辟清室的罪行，最後，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為資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權。
梁啟超因為有功，段祺瑞給梁啟超掛上了財務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的頭銜。梁啟超滿腔熱情，想要好好地施展一番，但他卻錯估了局勢。
北洋軍閥腐敗不堪，投靠這樣的政府斷然不會有所作為。梁啟超在財務總長任上極力為段祺瑞擴充軍備，並代表北京政府和帝國主義簽訂了兩筆損害民族利益的借款。這在民眾看來無疑是倒行逆施，梁啟超和段祺瑞政府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
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髮戰爭。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辭職，梁啟超也遞交了辭呈。
就此，梁啟超結束了自己的從政生涯。他後來反省自己：我此生始終擺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個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者不願共事的人，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過壞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
人到晚年的梁啟超開始在潛心鑽研學術，並且頗有建樹。1925年9月9日，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和梁啟超都先後到校任教，12月，梁啟超又擔任了京師圖書館館長。
梁啟超常年熬夜，隨著年齡增長，身體狀況愈發不好。後來，王國維沉湖自盡、妻子病逝、老師康有為逝世等一眾親朋好友相繼離世，梁啟超悲痛欲絕，疾病纏身。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
梁啟超曾評價李鴻章，他說“悲李鴻章之運”。而在幾十年之後，毛澤東把梁啟超引為自己的偶像，他說“梁啟超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如今，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時所作的《少年中國說》仍被傳頌。
閱讀更多 在下三十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