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中興之臣分別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其中曾國藩與左宗棠是一個時代的人，而李鴻章與張之洞是一個時代的人，李鴻章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張之洞則是湖廣總督兼屬南洋大臣，這兩個人不論是官職、地位、為政思想都有很多相似之處，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李鴻章主張外修和睦、內圖富強，但是從本質上來講，李鴻章是一個實打實的實務派，而張之洞卻更像是一個理想派，李鴻章曾經給與張之洞這樣的評價：
不圖香濤做官數十年，仍是書生之見！
書生之見說出了張之洞的特點，書生指的是飽讀詩書、未經社會歷練、意氣風發的少年，而書生提出的見解往往都是美好的、理想化、但不切合實際的，就像後人評說戊戌變法時維新派向光緒皇帝提出的意見一樣：中日合併成一個國家，請伊藤博文來大清做維新變法的總顧問，現在看來，也是過於理想化而並不切合實際，也是書生之見，當然這也與張之洞的出身有關，張之洞出身科舉，後入翰林，可謂是飽讀詩書，寫的一手好文章，就連慈禧太后都說讀張之洞的摺子是一種享受，而李鴻章則是在戰爭中歷練出來的，所以張之洞更務虛，李鴻章更務實，慈禧太后曾經對攝政王載灃說：張之洞之所以久任封建大吏，但始終不能進入中樞，主要還是因為張之洞更多的是紙上談兵。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曾這樣評價這兩個人：李鴻章是實踐之人，張之洞是浮華之人，張之洞最好名，而李鴻章則最不好名，所以李鴻章在外交上常常替清政府背鍋，張之洞則留下了一個好名聲，梁啟超對於張之洞好名的評價有沒有道理呢？
證據還是有的，例如清末時期由張之洞一手創建的、全亞洲最大的漢陽鐵廠，漢陽鐵廠是張之洞主持修建的，但是在漢陽鐵廠沒投產多久就面臨著瀕臨破產的境地，因為漢陽鐵廠的選址出現了巨大問題，漢陽這個地方即不產鐵，又不產煤，這與西方選址的常識嚴重違背，也加重了漢陽鐵廠的生產成本，原來將鐵廠放在漢陽是張之洞的主意，因為將鐵廠放在繁華的武漢地區，可以讓鐵廠轟鳴的機器聲、冒黑煙的大煙囪顯而易見，更加凸顯出自己的政績，於是張之洞為了政績將鐵廠設在了繁華的市區，加重了鐵廠的成本。
西方記者曾經這樣評價張之洞：張之洞大人是做學問的，他做事講究長遠影響，張大人是做的少說的多，遇事必爭先。
梁啟超、李鴻章、慈禧太后、西方記者對於張之洞的評價雖有偏頗，但大致內容一致，就是說多做少、書生意氣、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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