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浪地球火了，各路人马全跳出来了，看看历史是怎么轮回的。
对中共党史熟悉的人大概都知道叶永烈的名字，然而在他专攻纪实文学前是个高产科幻作家的事情，恐怕只能趁着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2019年中国春节档的爆红，从故纸堆中翻出来了。
《流浪地球》的刘慈欣曾坦言，中国科幻可能遇到的种种意外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
1978年是中国改革的元年，也是中国科幻的元年。
这一年，大量科幻作品被译介进中国，《未来世界》、《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科幻影视的引入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科幻旋风。
也是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宣告中国“科学的春天”的来临。
这之后，中国大量科技、科普类出版社、科普报刊恢复正常工作，很多作者投入科幻小说创作中。《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的前言中描述了当事的盛况：“中国科幻仿佛坐上助推火箭般强力起飞，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至今人们仍心向往之。鼎盛时期有一百余位科幻作者，发表了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长篇科幻小说也有几十部。”
后来以纪实文学闻名的叶永烈正是中国科幻界的四位大师之一，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郑文光在大陆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他50年代就致力于科幻创作，70年代重新投入创作，发表了多部重要科幻作品，1980年成为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成员，代表作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曾被改编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电影；萧建亨淡出科幻界后由刘兴诗坐稳了第四把交椅。
但是科幻作品应该背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在当时成了一个议论的中心。
时至今日，科幻作品的定义也没得到普遍认同，在当时的中国更是经历了一场“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
1979年，《中国青年报》刊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批评叶永烈的小说是“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并认为限定给少儿看的科幻小说不适合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的，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于是双方开始论战。
科普派坚持科幻文学应该承担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当时的社会的主流态度也是这么认为的。
本来这场论战应该止步于学术界，但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加入战局后，情势发生变化。他赞同科普派，主张科幻小说必须承担科普义务。
1980年，钱学森曾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1981年，针对科幻影片，钱又批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该批评被《人民日报》刊发后，影响很大。
对科幻作家批评的套路照搬了文革时期的方法，“科幻应当谈科学，而不是批评和质疑”、“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甚至在叶永烈的回忆中，广东卫生主管部门以会引起“新闻混乱”的名义，拒发一篇艾滋病题材的“预言小说”。
叶永烈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中国科幻界再次迎来春天是在上世纪末，1999年，《科幻世界》杂志发行，刘慈欣这一批新生代作家终于等到了中国科幻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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