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歷史上，有蔡元培與胡適之論戰，是北大學術著名論戰之一。
李敬澤先生是北大高材生，後為文壇少帥，多年前在《紅樓夢學刊》發佈《〈紅樓夢〉的影響之有無》一文，小子不才，弄斧班門，寫了些研討文章，李先生看了說：果然博雅！
今日重新整理，與諸友共欣賞：
思想者：李敬澤
紅樓現代傳播史與接受史
李敬澤先生道：我們讀《紅樓夢》，談《紅樓夢》，但是，我們竟沒想起來像《紅樓夢》那樣寫小說。現代以來，幾乎沒有什麼重要的創作現象和作品可以明確地見出〈紅樓夢〉的影響，“家族史”嗎？
中國的小說家們很少在寫作的盛年談論《紅樓夢》，《紅樓夢》對他們來說無法構成影響的焦慮，倒是成了暮年消遣。
那時我母親是《紅樓夢》的狂熱愛好者……我的童年似乎是和《紅樓夢》中人特別是鳳姐、探春之流共同度過的。
陳斯園對曰：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李先生大意是說紅樓對人們潛移默化，而作家沒有覺醒。我同意上半句，不同意下半句。
同樣，受慈母影響，少讀紅樓，最愛晴雯，長大後，才知探春之可愛，並非愛其容貌，而是理解了紅樓作者諷刺鳳姐（例如孝莊皇太后）為潘金蓮，讚歎探春是改革家（例如崇禎帝與隆武帝），惋惜晴雯是失敗了的抗清派（例如袁崇煥），於是拋棄胡適新紅學創立新新紅學，做紅壇探春與晴雯。
在下奔4之年談紅樓，和奔5的李先生總結的中國作家暮年消遣紅樓（劉心武等等）之規律相反，準備讀懂以後才準備寫小說，如同您所言“像《紅樓夢》那樣寫小說”。
在下不同意的是您說紅樓對中國作家影響甚少，可見李先生是文壇少帥，對哲學不熱愛，作家也是人們的一部分，紅樓影響作家直接與間接都有（紅學界則相反，負面影響大，正面影響小，即俞平伯老先生懺悔雲：紅學愈昌，紅樓愈隱！）
且看紅樓現代傳播史：魯迅發佈紅樓“無主題變奏”曲；張恨水的《金粉世家》“承繼著《紅樓夢》的人情戀愛小說”，是“民國紅樓夢”；林語堂回憶寫《京華煙雲》說：“在此期間，猶有一事可記者，即讀《紅樓夢》，故後來寫作受《紅樓》無形中之薰染，猶有痕跡可尋。”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 也著意“家族史”；老舍的《四世同堂》正是“紅樓四世”：賈母、賈政、寶玉、賈蘭；
臺灣高陽推出《紅樓夢斷》四季歌與《曹雪芹別傳》；白先勇迷戀崑曲，其實源於紅樓寫法：“就‘以戲點題這一手法來說，《遊園驚夢》無疑繼承了《紅樓夢》的傳統’。”
身在美國心在漢的張愛玲少女時期就寫《摩登紅樓夢》，暮年更是“贏得紅樓夢魘名”，而一生寫作，全是紅樓範式的家長裡短，無怪乎有人認為：“我們從《金鎖記》等張愛玲的小說中，清晰地看到了《紅樓夢》的巨大藝術投影。”
間接影響的就更多了：三毛、王蒙、李國文、劉心武、馬瑞芳……
但是，我們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東施效顰，畫虎不成反類犬，例如巴金的“家春秋”，居然被某些人稱為“現代紅樓夢”，這不是讓巴老難堪嗎？
還有人稱賈平凹的《廢都》是“當代的《紅樓夢》”。真是廣告語言啊，讓“老實人”賈平凹如坐針氈，莊之蝶的確像寶玉，可惜的是，“莊之系列雌蝶”沒有黛玉與妙玉的氣質，只有“豐乳肥臀”。賈平凹是“天真漢”，喜歡《好了歌》，有趣的是，魯迅曾做過一首《好東西歌》，是諷刺國民黨內部鬥爭的，這境界就高了，從個人主義昇華到了人文主義，魯迅在《怎麼寫》中還進一步解釋道：“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
王旭烽女史的《南方有嘉木》裡林藕初（林黛玉下凡？）在聰明、漂亮、能幹、潑辣和有心機等方面也像王熙鳳。可惜王旭烽女史不懂紅樓作者諷刺鳳姐為潘金蓮，作為茶道士看不懂妙玉品茶：罵劉姥姥不是罵勞動人民，而是罵入主中華大觀園的“母蝗蟲”孝莊皇太后。
中國作家在紅樓珠峰前竟折腰，何故？
借用16歲就看到北大紅樓的李敬澤先生對當代作家的批評口頭禪，那就是“太浮躁、太浮躁”。
還是16歲就名揚天下的才子作家劉紹棠說得更妙：“作為中國作家不看《紅樓夢》，寫不好小說。發表是可以的，但寫出好小說不可能。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紅樓夢》可算是中國寫小說的‘聖經’。”
觀劉先生對紅樓的頂禮膜拜，望洋興嘆，可見40年華的曹寅家雪芹無法寫出這部百科全書，紅樓，乃大學者之大智慧建築，豈是雕蟲小技的聰明過一般人才子所為?
二月河也說他與《紅樓夢》的緣分是古印度的阿賴耶識的意識：“我的每一次進步與成功都跟《紅樓夢》分不開。”
這正是鄭彥英求聯:“二月河開凌解放”，陳斯園對曰：“紅樓夢問石頭記”。
紅樓夢在骨子裡影響中國作家，但無法理解，何談超越，看來，20年內問鼎諾貝爾也是奢望！
紅樓夢思想性分析
李敬澤先生道：古典說部的大特點就是悲感。《三國演義》、《水滸》到最後，萬木飄零，英雄凋盡，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金瓶梅》到最後更是數屍體，世界無可救藥地崩壞塌陷。讀《紅樓夢》，很多人大概是願意住進去的，但《金瓶梅》的世界就很難令人安居。
《紅樓夢》裡，“封建勢力”的代表賈政……賈政幾乎就是一個隱藏著慈愛的舊式中國父親——無他，曲盡人情而已。
不到中年，不知寶玉之好……賈寶玉所困的是：這一切、這此時、這此生、此身究竟有何意義？
秦可卿房中那副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皆文章”，這兩句話，中國讀者同樣深切領會：行於世上，最大的學問不外乎世事人情，洞明與練達皆是“格物”，格物之目的，在致知，也在立身、顯明。
陳斯園對曰：中國作家無法超越紅樓，首要因素就是“誤讀紅樓”（閻紅書名）主題，以為魯迅先生所言的紅樓是“無主題變奏”是不刊之論，其實是一種盲從，因為魯迅本人就承認看不懂紅樓結局，這其實是受到胡適考證紅樓作者的誤導，以為紅樓作者是曹寅家雪芹。
李敬澤先生少年為燕趙人，至今對清史中唯一的棠村乃梁清標（吳梅村密友）視若無睹，難道17世紀的梁清標能為18世紀的曹寅家雪芹作序嗎？
當然，對於筆名曹雪芹者，李先生也未必就同意曹學派的“紅樓夢作者是曹寅家雪芹”的“馬是白馬論”。
關於紅樓主題絕非僅僅是瓊瑤式愛情“悲感”，而是明亡清興的一曲“輓歌”，也不單純地“反清”，是對明亡與清興的文化批判。正面是“情”，反面是“政”；正面是“家”，反面是“國”。正面是“戒妄動風月”的《風月寶鑑》，反面是揭示理治得失的《資治通鑑》。正反兩面一“顯”一“隱”，作者“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戚蓼生語)，將正反兩面演繹均得淋漓盡致。所以紅樓有三層，一層看愛情，二層看明亡清興，三層看悟空！正是：“顏紅”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魯迅先生所言的紅樓無主題論，貌似客觀的結論，卻是對紅樓深刻思想性的誤判，“降解”了紅樓的“藥”性！
紅樓作者立場堅定而又著眼現實思考，例如吳梅村身在曹營心在漢地仕清，大清定鼎已成大河東流，知其不可為之，但還是要“詩以載道”，批判吳三桂如薛蟠，謳歌袁崇煥如晴雯。
李先生認為秦可卿房中那副對聯妙，正是對紅樓作者的立場誤讀，批判聰明的賈雨村之“動”感（脂硯齋批曰：莽操儀容），謳歌純樸的甄士隱之“靜”態，諷刺林紅玉之偷情，嘆息林黛玉之真情…….
李先生新作《小春秋》，主題似乎是要人做“春秋的老實人和天真漢”，為何自己卻欣賞曹雪芹批判的“世事洞明與人情練達”之反語？
李先生從賈政看出紅樓作者未必是反封建鬥士，但僅是個人感悟，未能從哲學史觀上看紅樓是否反封建。西方所謂的“封建”本意是指西歐領主莊園制度，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周朝才是我們封建制度的形成時期。從賈政的存周之字，就可以看出，紅樓作者非但不是封建制的叛逆，且是要回歸周朝的封建制理想國。再說封建倫理的變遷，周朝的遺老孔子有云“周監於二代 ,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論語·八佾》）。
馬瑞芳在21世紀的某些省講壇上用新新人類的語言表達20世紀的落後理論：“賈寶玉是‘叛逆者’，他尋的是封建叛逆者之愁，覓的是和封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著幹的恨”。
紅樓作者也口口聲聲“我先聖孔子”，還託寶玉之口說：四書以外無書。寶玉還曾有瘋狂之舉動：“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
寶玉是個叛逆者嗎 ，我看寶玉，只懂一個字：逃!
紅樓作者既然不反朱子，也不反孔子，又何曾反封建？
從明亡清興批判昇華到5000年大批判，可見作者是新儒家。
李敬澤先生也曾在他文中雲：前幾日看崑曲《牡丹亭》，戲單子上就把杜麗娘尊為反禮教的鬥士。反封建、反禮教，這是通行了近百年的信條，我不敢非議。我只是覺得，如此看《牡丹亭》和《紅樓夢》，未免是豬八戒吃人參果，吃也吃了，卻不知滋味也。
劉夢溪先生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雲：“《紅樓夢》有沒有反滿思想，是紅學一個絕大的問題，至為重要。”
脂硯齋批語中曾引庾子山《哀江南賦序》中的一段話：“孫策……項籍……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疊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
余英時先生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指出:“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賦序》‘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之語,並深致感慨,應該是指朝代興亡而言的。如所測不誤,則這段批語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興。”
《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與《吳越春秋》的作者李劼有云：……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深意的人文三部曲，以奏鳴曲式的結構互相聯接，一章終了，一章又起……自《紅樓夢》，《“紅樓夢”評論》及《柳如是評傳》相繼問世，始見歷史有了別一種講述。
以往所謂紅學研究之所以總是流於膚淺甚至庸俗，我以為一個根本原因在於：貴族精神（人文精神）作為閱讀前提的嚴重闕如。
……我所說的人文精神可以用陳寅恪的話歸結為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而王曉明他們所說的那個人文精神卻好像是拒絕做生意的意思，擺出一付不與生意人為伍的架勢，嚇唬一些在辛辛苦苦做生意的人們。其實，人文精神的有無，跟做不做生意是沒有很大關係的。商業文明，哪怕是以不公平競爭為特色的商業氛圍對獨立之思想和自由之人格的影響，都要比我所說的那個文化傳統對人心的毒害要小得多得多。
陳斯園舉證曰：例如“芭比老實人”來深圳做富豪慈善宣傳，可是，大多中國人已經沒有這兩位的“天真漢”境界，而在趙宋文明時代，司馬宰相與安石宰相都是一貧如洗，哪個不是把財富無形中捐獻給了社會？難道他倆是一定會“吃虧的老實人”？
對照可見，歷史是前進的，這是庸俗的單線思路，同比世界，中國近現代的落後於他國，誰還好意思說自己的50進步，即是單線思路，以為用電腦寫作就比沈從文寫得又快又好，那是韓寒、郭敬明等80後不讀紅樓之“墮落”（非黃色貶義）思想。
歷史是曲折發展的，這才是馬克思主義本來面目，例如黃河十八彎，“畢竟東流去”。
中國文藝復興，在大宋已經完成，“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張載）的文明精神領先全球，西方文藝復興,旗幟也是人文精神，卻比中國晚了幾百年。
中國紅學，中國造，何必如胡適外求愛吃雞大腿的美國和尚（紅樓作者諷刺冷香丸乃海上方），國學研究尋根，“中國沒有榜樣”！
但是，我們也不能對西方人文關懷不予參考。
千年孤獨的卡夫卡看似“悲感”，大多小說還是存有暖意的希望，例如<>的K雖然沒有成功，但也沒有讓其如寶玉出家，還讓一個老婦人教他最後看書，卡夫卡之意很明白：書中自有城堡，心外無物。
“被社會侮辱與損害”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軔之作就是關注“農民”，也寫下如紅樓作者懺悔之作《罪與罰》的“索尼婭道路”與心理金瓶梅式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拉思科裡涅珂夫之新生，如紅樓結局賈家家道復初，甄家還玉闕，平兒被扶正，香菱生子後奔月，一片和諧社會，哪裡是“徹頭徹尾的悲劇”（王國維語），用寶玉出家來看悲劇，更是不懂入佛進道是個人境界的昇華，優秀的古典小說歷來如此通過主人公來表現作者的理想狀態。退步來看，如果說寶玉出家是賈家的悲劇，那可不是甄家的喜劇，的確，鮮明對照的是甄寶玉中舉了，所以紅樓還是給人溫暖和希望，如魯迅在墳頭上整束花，暗喻革命的未來，而紅樓作者對賈家，也是讓賈蘭中舉。
中舉也是暗喻，如同開篇聰明之賊賈雨村（脂硯齋批曰：莽操儀容）中舉，暗喻大清入關，而三月十九日這黃道吉日，卻是大明崇禎如秦可卿自縊在海棠樹下。
雖然歷史明亡清興了，作者卻畫出蘭桂齊芳，滿漢全席的和諧藍圖。
小說不是複製歷史，孟森先生因為董小宛沒有入宮就否定紅樓與宮廷無關，真是讀小說啃得滿地牙血，紅樓作者就把這野史寫進小說，你能耐他何？
都說吳梅村的圓圓曲與清涼寺贊佛不和歷史事實，但讀此二首，哪裡不是歷史，那是明亡清興的心靈史，所以學者不懂文藝卻以為現代考據是西方科學，“止增笑耳”。
這正是李敬澤先生所云：“野史之信是起於不信，在這個過程中，野史發展出自身的敘事倫理：那是一個倫理上為真的想象域，在這個區域裡，事實並非依據證據，而是直接依據講述行為自身：面對給定事實的顛覆性講述中就包含著事實。”
紅樓就是一部“說大慌”的崑曲，以家喻國，“姜”你軍，“豆”你玩，能解者方懂其中之“血淚”，不僅是瓊瑤式的愛情之淚，而是“國破家亡雙淚暗……千古興亡何限錯”（洪承疇之流如賈瑞的名字，取材文瑞，文天祥）。
因為紅樓作者的思想的複雜性，不是方以智等的抗清，也非洪承疇等的投降，也異於冒襄等的隱居，而是吳梅村等的矛盾心態在明清鼎革之際的反映，所以，紅樓一書的成書很早，而地下流傳近百年後才正式掛牌“石頭記”上市，星火燎原。
李敬澤先生所云“《廢都》重新出版一點也不意外，當年《紅樓夢》還是禁書呢！”，其實，這是對紅學史缺乏細緻瞭解，《紅樓夢》，從誕生到目前乃至以後，都未被“全國禁”，而是被大清極少數地方官區域禁刊，當初程高本是武英殿刊印，那可是皇家印刷機構，一看風向對頭，第二年就在蘇州萃文書店推出紅樓夢原本：程乙本！乾隆帝很喜歡，慈禧也視為最愛，並以賈母自居，卻不知道賈母的原型是孝莊皇太后，如果知道（被玩弄，卻感覺痛並快樂著），打死她都不愛了，肯定要焚書呢，可見這漢人作者狡猾之筆，陰，陰，陰，漢文人之筆，不可不懼啊！
索隱派朝取材說華麗轉身
李敬澤先生道：我想說，《紅樓夢》是小說，是虛構。它既不是曹家的家史，也不是大清朝的宮廷史或社會史。
很少有人注意到，野史的敘事的說服力建立在懷疑論和相對主義基礎上：野史的講述者關切的與其說是被確認的事實，不如說是被事實所遮蔽的區域，他們認為那個區域肯定是在的，正史告訴我們多少東西，它就同時遺忘和隱藏了更多的東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可求證的想象、杜撰或虛構獲得了一種合法性：當我們相信事實中隱藏著假時，我們也就相信虛構中可能隱藏著真。
《紅樓夢》終不能逃脫這個命運：面對這部偉大的虛構作品，我們以永不厭倦的熱情，組織起一代又一代的偵緝隊，我們必須找出它隱藏的“事”，我們確信存在曹雪芹密碼，他在這部恢宏的野史中一定說出了什麼，他寫這本書的目的盡在於此。
陳斯園對曰：李敬澤先生說紅樓無家史無國史，好比“紅樓處女觀”，在下則認為紅樓肚子裡有孩子：明亡清興史。這與李敬澤先生以前談的“純文學”觀也有矛盾：文學從來就是不“純”的，小說尤其不是。
關於紅樓背景與故事，爭議無非是清初的順康時期還是清中的乾嘉時期，我個人認為故事取材秦淮八豔與清宮秘史，時段主選1644年國變到1662年南明滅亡的南明痛史。
前80回按時序小說配歷史，後40回從寶玉“二進宮”，還是穿插同段歷史，只是小說發展繼續進行，那是故事情節發展的藝術需求，小說家理解這點，學者們就一頭霧水，大喊矛盾論了，其實這是普通讀者讀不懂吳梅村《圓圓曲》一樣的移步不換形之法，俗語云凌波微步也。
通觀紅樓人物，站隊明顯，變節派即投降派是賈雨村、迎春、寶釵、襲人、尤二姐、小紅……隱士派是甄士隱、黛玉、妙玉……抗清派是探春、寶琴、晴雯、尤三姐……
明亡清興裡的人物被演繹得活靈活現，例如鳳姐取材孝莊皇太后，賈璉取材多爾袞，豈可當普通家庭來看，即是以家目之，作者與脂硯齋也多處暗示人說鳳姐如潘金蓮，賈璉如西門慶。
卡萊爾有名言云：歷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說都是真的，除了名字。
教科書說紅樓以四大家族為主線，是很表面的定論，其實甄賈兩府興衰交替才是紅樓主線（賈府暗示滿清從升到降，甄府暗示明朝從降到升），最後甄家勝利，何來“徹頭徹尾的悲劇”？那是從人生角度。所以紅樓也可以說是勝利劇，賈家的悲劇，1904年開創現代紅學的王國維還沒有悟出滿頭白髮如晶瑩學的年老學者先寫賈家歡樂甄家愁，最後反寫甄家歡樂賈家愁！
當年30剛出頭的胡副博士之“胡說”不可信，27歲的王國維之“點評”就可頂禮膜拜？
當然，歷史進程並非如作者所料，可是小說不是記錄真實的歷史，另外，作為小說作者他有大明遺民的藍圖，預言的對與錯，不影響歷史，也不影響小說創作。
天馬行空，只是比喻，因為天馬不存在，但天馬取材於馬而創造，這是不言自明的，龍也是四不像，取材蛇，顯而易見，不取材豬狗，是想當然。
索隱派就是不懂小說的“張冠李戴”之法，於是明珠論一誕生原型說就被否定，曹家論看似持續了幾十年，無非是戰亂延遲了其自傳說的覆滅，“一一對應”的不科學，是人物原型論的“表達自我炸彈”，所以應該從創作規律改為：取材說，不可拘泥認定。
例如我們說寶玉取材順治，是從寶黛初見是六七歲看出順治六歲登基盛京七歲登基北京，從文本中間部分裡“展眼十三載”看出順治十三歲親政，而結局更是從寶玉出家影射順治鬧出家故事，那“哄了老太太十九年”之語，可不是順治在位十八年寫照？
但是，如果拘泥寶玉是順治，則無法理解寶玉的博愛與文才，因為順治是不會弄這個的，這一題目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有精彩評論，大意是說黛玉取材柳如是，那“絳芸軒”可不是錢謙益的？還有其紅豆館與紅豆詩，都被演繹到了寶玉的“紅豆詞”裡，難道寶玉是錢謙益？
所以，原型說只可比附，體味，不可用邏輯推敲，所謂拈花一笑而已！
大師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但開風氣不為師”，常在真實歷史上止步一笑，而陳斯園則發展為妙玉取材卞玉京、黛玉是董小宛與柳如是等合身等觀點，把紅樓優秀女兒比附秦淮八豔，但不拘泥對應，從而感悟紅樓作者為裙釵立傳的本質：千紅一哭也！
點評派歷來隔靴搔癢，太平閒人等根本不值一評，所以這一領域難有大家出現，王國維先生雖然被認為是現代紅學的鼻祖，但其對紅樓的認知顯然是一鱗半爪，因僅限於哲學與美學領域，個人感悟而已，怎可領袖群雄讀紅樓？
所謂的考證派，其實是曹學，無證可考的情況下走向了曹家的索隱與點評，嚴重影響了國學考證的名聲。
劉仰先生髮明紅學規律，有云：《中國古代文學的附會傳統》：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說：“寓譏彈於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明之小說之宣揚穢德者，人物每有所指，蓋籍文字以報夙讎”……而一旦“索隱”走偏方向，就變成“附會”，牽強附會是也……將“紅學”定義為“紅樓附會學”，所謂的紅學研究，十有七八都是牽強附會……。
從索隱、附會、探秘的技術手段來說，它必須有所依託。但是，當今“紅樓附會學”所依託的前提，都是站不住腳的假設，源頭就是胡適所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繼而劉仰先生在他文總結：我們還可以看到對後世“紅樓附會學”產生重大影響的一個慣例：對所有附會說的推翻，都用歷史事實為依據。這種方法看起來不錯，但是，其言外之意就是肯定了《紅樓夢》確實是真實歷史，只不過與哪一段真實歷史相符而已，這也成為“紅樓附會學”日後氾濫成災的源頭。
回顧紅學歷史，真的紅學昇華階段並非始於20世紀初的蔡胡之爭，而是起點於劉陳和諧，“一旦索隱走正方向，就變成科學”（陳斯園修改劉仰語錄），考證與索隱本是國學方法，中國新一代學者研究紅學前途光明，已經被人走過了曲折，何談紅學覆滅？
目前中國作家無法走進“紅樓城堡”，首先要自問“我們失去想象力了嗎”？
李洱反思道：“在最近幾年，中國作家開始討論中國小說，或者中國小說的敘事資源問題，中國小說敘述傳統，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小說的敘事資源以及中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要做出某種怎樣的調整，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做出怎樣的調整。在這種情景下中國作家，可以說整個對傳統文化的背景知識，當代作家是嚴重不足的。”
例證就是被高呼為金牌編劇朱蘇進居然在非鬧劇的《康熙王朝》裡鬧出“我孝莊”的鬧劇，反映了目前很多作家被製片人與導演趕寫作進度，面對歷史蒙上眼睛瞎寫，也“太浮躁”了吧？
閻連科先生的《風雅頌》，讓我讀不出紅樓一樣的風雅，看到的依然是《廢都》，歷史的盲點與國士的大格局觀，是兩位作家共同的缺陷。閻連科(著名作家)是老實人，也勇敢地承認：“我對歷史懂得不多，其實我對歷史完全是隔著一堵牆，所以我對歷史著作(包括歷史小說)看不進去就看不進。”
相反的是，賈雨村（宋代俗語云：村）是紅樓作者反面，正面是甄士隱，紅樓當時大俗而如今大雅，首先是對城市題材的把握，而中國優秀作家大多不敢進《圍城》，反照出四大名著之作者都是以曹善才與都市勾欄說書者自居，哪個是主寫農村的？賣炊餅的武大郎都有兩層別墅啊！
賈平凹與閻連科二先生乃當代作家的一流人物（目前還沒有超一流的作家），未來“看多”，但其歷史觀限制其發展，修正為“謹慎看多”。
紅樓夢藝術性分析
李敬澤先生道：“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是《紅樓夢》的總綱。我們至今也未必懂了。中國自有小說以來，沒有任何寫作者如曹雪芹這般深曉真與假、有與無、事實與虛構之間弔詭繚繞的關係，他無與倫比的原創性成就首先是在此間。
從邏輯上說，石上之書應是石頭自撰，那麼，我們可以把“作者”等同於石頭嗎？我們就算知道這是曹雪芹的托馬斯·品欽和博爾赫斯式的複雜詭計，但有鑑於此，我們又該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份剛剛達成的契約，相信曹雪芹將作品與他的真實生活相互印證的願望？
我一向認為，《紅樓夢》是一部現代主義的小說，賈寶玉的不動堪比加繆的《局外人》，但賈寶玉與局外人不同的是，他於一切有情，沒有哪一部小說對此在的世界如此貪戀但又如此徹底地捨棄，這是無限的實，亦是無限的虛。
陳斯園對曰：關於紅樓技法，魯迅與錢鍾書先生二先生說是寫實主義，注意，這並非我們教科書裡所說的現實主義，因為魯迅早就說過：“紅樓一出，所有的傳統寫法都打破了”，李敬澤先生進而言之為：現代主義，因其更具備表現主義、意識流、荒誕派戲劇等西方現代派手法，特別是其獨創的“一人兩面法”（寶玉可以看作順治也可以看作江南文人），所以我借用國畫藝術美其名曰：“寫意小說”，也就是脂硯齋經常批的：春秋筆法，其實也是黑色幽默大師（例如母蝗蟲）黛玉所擅長的“春秋法子”。
如果說前80回是少女之戀，後40回則是少婦的婚姻困局，人生的苦樂與明亡清興的批判乃至5000文化批判，超脫其間。
書名是《紅樓夢》，卻不寫樓，只是些微地方提到大觀樓與天香樓等，這也是主寫賈家，暗寫甄的手法（明清立場堅定），也是大筆諷刺趙姨娘卻略寫周姨娘之故（諷刺趙宋特別是宋徽宗的大觀，讚揚周朝與周制）……國畫之留白法也！
一部《石頭記》，其實石頭即寶玉“回憶逝水年華”，大觀園，不過是荒誕派的崑曲舞臺，撮合南京與北京，繼而“寫意”明亡清興風雲人物如同屈原《思美人》，並非想90後少女，而是懷念楚王。
象徵主義的詩意描繪手法而已！如果把美女解讀成美女，如何理解10幾歲的黛玉就能寫出《葬花吟》這樣故國血淚之思為主題的“梅村體”？
望文生義的反面教材就是周汝昌的“史湘雲即脂硯齋雌性論”，真如90後火星文呢，一時雷倒所有中國人。
寶玉“魚眼睛”論，不過是把明清鼎革之際的叛變文臣比作趙姨娘、尤二姐之流，恰如您所言“有錢有地位的人找二奶、三奶”，難道這“二奶、三奶”僅是女性？
尤氏四美，變“節”之人也，如同妙玉“失潔”，並非身體受汙，而是佛心未淨心戀寶玉而已。
無論明清兩朝領袖錢謙益之變節還是當今中國教授之為官商的二奶趙姨娘，都不過是“死珠”而已！
再如“冷香丸”，不過是暗喻冷宮，如果瞭解順治與董鄂妃與廢后的關係，怎不對寶釵與黛玉的“冷暖二丸”會心一笑，即是把紅樓看作愛情小說，一冷一熱，也是戀愛變幻之常情，可笑學者們居然研究配方，能不被小說家恥笑嗎？
不過，作家不研究歷史，也會誤解紅樓的深刻含義，例如李敬澤先生在《小春秋》序言裡說：“《紅樓夢》裡，晴雯撕扇只為聽響……”
“千金一笑”典出周幽王為博冰美人褒姒一笑，賞賜千金，點烽火戲諸侯，申侯趁機帶犬戎揮師直入鎬京,殺了幽王。暗喻順治為了董鄂妃也將丟去江山，卻也反思崇禎濫殺袁崇煥熊廷弼等封疆忠臣，最後自毀長城。
李敬澤先生還有云：在第二十三回，黛玉葬花，所葬的卻是桃花，以曹雪芹之慣會有戲文字，或許就是隱指了桃花源也未可知。
紅樓第17回：賈政等遊至沁芳溪：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個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眾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漵'四字。"賈政聽了，更批胡說。
作者否定是用陶淵明《桃花源記》，意在表明此處並非是柏拉圖的“理想國”，而是說滿清如“暴秦”荼毒生靈，後文也有對照：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漵'二字便妥，何必'蓼汀'？"元春改題第一個是'蓼汀花漵'，可見這'蓼汀'刺目！出自宋江醉獻李師師的《念奴嬌》：“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等金雞消息。”
可見“蓼汀花漵”清朝的對立面，江南明王朝也！且看水滸第120回“宋公明神聚蓼兒窪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深處。軍師若想舊日之交情，可到墳塋，親來看視一遭。”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詩為證：紅蓼汀中託夢長，花榮吳用各悲傷。一腔義血元同有，豈忍田橫獨喪亡？
卻說道君皇帝也夢見：雙雙鴻雁，哀鳴在沙渚磯頭……風柳疏疏，如怨婦蹙顰眉黛……
“ 千古 蓼（兒）埋玉地，落花啼鳥總關愁。”
看紅樓，想水滸，悲歌都在這一個“蓼”字！可見二書都是反書，而主旨都在詩裡！紅樓開篇裡的“千紅一窟（哭）”茶與“萬豔同杯（悲）”酒，就是對“蓼”字的登峰造極的發揮！水滸看似反宋朝，實是反元朝，紅樓多次寫元宵，看似滅元朝，卻是咒清朝！
紅樓夢作者的“桃花源”，是女兒國，在臺灣與海南：“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用冼夫人建立海國與鄭成功割據臺灣組合成了真真假假女兒國。
可見，紅樓與朱樓，都是大明意向，而青樓，則是清宮意向。
甄英蓮三次更名如陳圓圓三次被劫，是如妙玉結局一樣“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黛玉焚稿更是代表千紅一哭萬豔同悲，何止吳梅村筆下的秦淮八豔之飄零？
所以，說《石頭記》中國古典文學的結晶是對的，《西遊記》在大鬧天空後就很重複了，而《石頭記》會72變高潮迭起，是一部順治的“南遊記”；《水滸傳》人物形神兼備，但大多數是男的，而《石頭記》作者“生就燈前兒女詩”，這就是“寫作跳水比賽”的高難度選擇；《三國演義》命寫三國，石頭記暗寫三國：大順李自成如馮淵（“馮唐易老李廣難封”與李淵的組合，大清順治如寶玉，大明崇禎帝與隆武帝如元春和探春），《石頭記》與《金瓶梅》的思想境界相距很大，寫法自然也是高勝多籌了！
同比世界，《紅樓夢》寫法之高超如同英國斯特恩的文字遊戲始祖之作《項迪傳》，霍夫曼的《胡桃夾子與鼠王》等夢幻組合，司湯達的《紅與黑》，自稱“做夢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即是比較20世紀的《回憶回憶逝水年華》、《尤利西斯》、《城堡》《等待戈多》、《百年孤獨》，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秦可卿的突然“昇天”與寶琴的無影無蹤也如魔幻現實主義馬爾克思筆下的理想人物梅雷黛斯突然人間蒸發！
錢鍾書也捨不得把處女唐曉“芙”送給破男方鴻漸，讓她去重慶旅遊去了，可不是模仿甄英“蓮”的奔月結局，呵呵。
藝術是超越時空的，有誰敢說超越老子與莊子？
《紅樓夢》，終結了中國傳統文學，催生中國現當代文學，面對這座珠峰，中國作家如孫悟空與賈寶玉當初受五指和山折磨一樣：痛！
陳斯園最後總結陳詞：“不識紅樓真面目 只緣身在曹家村”！“驀然回首，那人卻在，明亡清興裡”！ 因此：紅樓需要重讀！
近百年紅學，其實是紅外線發展，就是“作者之爭”，所以，紅壇需要探春改制：結束作者探秘的過去黃花，開創真正文本研究的未來。
曹學也在走修正主義道路，2008年底，紅學會拋棄胡適的斷部論，開始認同120回一體說，繼續把根留住：紅樓作者乃曹寅家雪芹。
其實，在吳梅村說、李漁說、洪昇說等強烈衝擊波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崩盤曹學無須“自宮”作者論，華麗轉身到文本研究：曹家雪芹也可寫秦淮八豔與清宮秘史（要之：順治傳），不是閉門造車寫百年前的祖先曹寅的“只有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僅此一句，就可否定曹寅家雪芹的著作權，否則真不是中國人了！）的江寧織造府，而是寫宮廷小說。寶玉的懷錶，鳳姐的鐘表，元春的黃袍（明代帝王才穿黃袍，清帝是藍色），豈是小官曹寅所具備？
紅樓作者自認"大舜之正裔"，嘲笑"耶律雄奴"是“野驢子”，大罵"中華之患"是"犬戎"、"犬羊"、"匈奴"，東施效顰岳飛“壯志飢餐胡虜肉”，這就是紅樓開篇說“葫蘆廟”燒街，暗喻大清揮師入關，脂硯齋批“項羽弟子八千……”，後來的群美吃鹿肉，那是"割腥啖羶"，怎麼是吃燒烤呢？
這位曹寅家雪芹祖上深受大清的恩典，他因為父輩被抄家而喝粥就成逆子不孝孫了嗎？呵呵
筆者陳斯園
PS：深圳作家陳斯園，20年浸淫四大名著（紅樓水滸山海經莊子），在今日頭條開始做“紅水山莊”自媒體，歡迎踢館，多謝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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