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万象更新，一切都那么欣欣向荣。秋天到了，隆安县的大龙潭酒厂决定搞一些基建，随地一掘，掘出来一些精致的磨光石器。

妥妥的文物！

广西文物工作队赶紧派人去调查和试掘，证实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第二年春天，工作队和隆安县文化馆拉起人马过来，他们揭露了保存较好的东北区部分，发掘了820平方米。于是，一个四千年前的祭祀遗址重新浮现于历史地表，这就是著名的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

后来，在广西南宁周边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大石铲这种非常特别又非常古老的文物。

在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见到对于大石铲的描写。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它在桂南地区出现过、兴旺过，接着又消失了。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崇左、隆安等地的农民在耕作中发现了一些大石铲，但没有得到重视。直到六十年代，在扶绥、邕宁等多个地区都出土了大量石铲标本，学术界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个案，而是曾经普遍流传于红水河流域以南地区的特殊现象。隆安大龙潭的大石铲遗址，就是大石铲文化的集中代表。

双肩带袖束腰大石铲，约10000-4000年前，2011年隆安谷红岭遗址出土，南宁博物馆藏。

这些大石铲的外形犹如今天仍很常见的铁锹。形状对称，造型可以称为精美——以上图来看，有肩、带袖、表面磨光，这种加工难度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来说，说不定比让他建一间房还大。

为什么这些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先民们要制作这么多、看起来明显不实用的石铲？那我们就要从它出土的情况来看了。

隆安大龙潭大石铲

198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总结了大石铲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份简报中，承担了第一线发掘工作的文物工作队得出了一些结论：

首先，“大龙潭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以通体磨光的石器为显著特点”，这些石器主要就是石铲，除了残碎不成形和半成品以外，共有231件。

大龙潭遗址

图片注释：大龙潭遗址位于隆安乔建镇博浪村，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分别于1979年、2014年发掘，是广西一处范围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石铲遗址。图为大龙潭遗址全景。图片来自南宁博物馆。

石铲祭祀遗存发掘现场

图片注释：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大龙潭遗址发现了一处石铲祭祀遗存。图为石铲祭祀遗存发掘现场。图片来自南宁博物馆。

其次，这些大石铲制作规整，美观精致，但它们的大小、厚薄、轻重、硬度等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考虑到有的小石铲仅长数厘米，而最大的石铲长达70余厘米，重几十斤，而且还有一些石铲扁薄易断，不利于生产中使用，因此这些石铲应当不是出于实用目的制作。

束腰形双肩玉铲

图片注释：束腰形双肩玉铲，尺寸：长16.2厘米，肩宽11.2厘米，厚1厘米，时代：新石器时代，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来源：广西隆安县博浪乡大龙潭工地出土（采集）。玉铲为青玉磨制，器身扁平，上端有短把，两肩平直，束腰，弧形刃口。铲面的弧形石纹清晰，与刃口的弧线相一致，规整而精美。广西出土的石铲数量极多，但以玉为制作材料较为罕见。

再次，这些石铲多以一定形式排列，比如刃部向上直立或斜立成组放置，应当具有某种祭祀意义。尤其是在发掘报告中也指出，“大龙潭周围可供开采、制作石铲的石料远离遗址五六公里之外”，在大龙潭遗址中没有发现加工石铲的手工工具，也没有发现较多的石料和石片，因此这里很可能是祭祀遗存而非石器加工场地。

大石铲的摆放形式，图片来自南宁博物馆

那么，这几百个石铲，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当时还没有文字，自然就不可能形成明晰的记录。对于这些石铲的作用，我们也只能靠合理猜测。既然只是猜测，那观点就很多了。

对原始人类而言，对工具产生崇拜进而神化工具是比较常见的想象，比如早期罗马人崇拜的战神形象就是一杆标枪。有人说，石铲是劳动工具，主要是在农业种植的时候用来翻地的。因此人们就因为农业耕作而形成了大石铲祭祀，以此来祈祷谷物收成（丘立诚、邓增魁）。甚至有学者认为大石铲是用来祭祀求雨，以保证庄稼丰收的。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大石铲的器形源自双肩石斧，这类双肩石斧应该主要使用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经济中。况且，大石铲遗址在时间上出现于贝丘遗址之后，分布区域和贝丘遗址高度重合，很可能就是采集渔猎不敷生活所需，原始人类被迫进行农业耕作，从而形成了大石铲文化。

不过也有人说，在新石器时代里，广西的稻作农业并不发达，人们普遍依赖于采集渔猎，为了并不发达的农业种植而举行这么费时费力的农业祭祀是不大说得通的。他说，这个大石铲的造型很像男性生殖器，应该是举行“崇祖仪式”时的礼器，也就是“石祖”。（容达贤）还有人说，这种大石铲看起来好像是别的地区盟誓所用的石圭，所以这是盟誓首选的物质。（何安益）

我们可以把这三种观点总结为：农业祭祀说、石祖说和盟誓说，这些说法都各有其道理，又似乎显得过于绝对。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太高估了原始人类的思维能力。我们现在看多了《西游记》《封神演义》，理所当然得觉得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各司其职，就好像在“昊天上帝物业管理公司”里负责维修业务的水电工一样，他们按照物业公司的管理制度和业主们（人类）的要求来提供各种业务，职权泾渭分明，一切有条不紊。但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哪里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呢？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思维能力达不到，人们的祭祀对象向来是多样性或模糊的。

所以在我看来，早期的神灵往往“身兼多职”，对神灵的祭祀活动往往就不止一个意义。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

在以大石铲进行祭祀时，多放置在深浅不一的灰坑之中，灰坑中往往有焚烧的痕迹。大龙潭遗址中几乎每个灰坑都含有烧土或木炭屑，说明祭祀仪式的程序可能是挖坑、形成祭台、布置大石铲、焚烧、祭拜之后填土，将石铲瘗埋于地，这不得不令人想起《礼记·祭法》中所说：“燔柴於泰坛，祭天也；瘗埋於泰折，祭地也。”郑玄说:“坛、折，封土为祭处也”， 燔祭所在的地点就是所谓泰坛、泰折，这都是古代祭神之处，是神圣之领域。

《礼记》虽然晚出，但是其记录的文化现象应当是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曾经广泛存在过的，因此用来解释大石铲文化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燔祭是东西方都具有的一种祭祀方式，其来源应当是火崇拜意识。火使弱小的人类具有了神奇的力量，学会使用火、能够熟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因此这些灰坑本身，就意味着隆安大龙潭是燔祭之地，具有

2014年，发掘大龙潭遗址时发现的石铲遗迹。图片来自南宁博物馆。

那么为什么要把石铲布置在周边呢？我谈一下我的观点，这个观点也许很肤浅，就当是抛砖引玉了。

在先秦甚至更早时期，中原地区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将玉作为神灵之食。

臧振又根据《韩诗》，认为《诗·小雅·天保》中“吉圭为饎，是用孝享”，“饎”为酒食，这句的意思是以美好吉祥的玉圭作为食品献给祖先。此外，《楚辞·离骚》说“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羞即馐，琼枝、琼爢都是作为食物的玉。《天问》中“缘鹄饰玉，后帝是飨”，意即天帝享用装饰有鸟纹的玉。

那么，神灵如何服食这些玉器呢？这就要靠焚烧玉器了。孔颖达曾说“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意思是，玉为灵物，将玉焚烧而产生一种气，借助这种玉气便可通天，从而达到祭天的目的。。臧振指出，最能证明远古时将玉作为神灵食物的古代典籍是《山海经》。《西山经·瑜山》中透露出，“与一百头牺牲同埋的美玉是要先炙烤令熟的，这与考古发掘所见玉常有经火痕迹，可以互相印证。”

想想纣王在殷商灭亡时“取天智玉攻缝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焚烧大量的玉石，说不定也是想借助玉气升天。

这时候我们再来读《周礼·春官·大宗伯》中的那段话，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六器，正是进贡给天地四方之神的食品。

1983年，在广州发现了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之墓，图为玉衣内组玉璧示意图。

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前2900年）已经能够熟练地制作玉器了，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00年）中的玉器也相当精美。玉器的加工难度很大，广西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玉器加工工艺并不突出。广西不产玉，由于相对闭塞，也不容易通过贸易等方式获得玉石材料。我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舍而求其次，广西先民们以石制品取代了玉制品。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也许是这些中原地区的祭祀风俗传到了南方（虽然有关山阻隔，但广西与中原并非完全不通），也许是广西的先民们由火崇拜而自发形成了以石铲（代替玉器）为祭品的习俗，总之，在隆安大龙潭、扶绥那淋屯、崇左吞云岭等地，形成了一批大石铲祭祀遗址。其祭祀的目的：

燃火以祭，可能有火崇拜的含义，

埋石于土中，可能有山神/石崇拜的含义，

祭祀位置在大龙潭边，可能确乎有水崇拜（倒不一定是祈雨）的含义，

从形制判断，也可能有“石祖”即生殖崇拜的含义，进而与祖先崇拜有关

……

最可能的是，以上各种含义都有。原始先民们把大石铲祭祀当做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祝愿，他们郑重地埋下精工细作的大石铲，点起烈火，他们一定还围绕着火堆、围绕着大石铲载歌载舞，有巫师在念诵着诘屈聱牙的咒语，他们向神灵高声呼喊，一阵阵的烟气上扬，那是臣民们对神灵的敬仰，火堆的光和热扑面而来，仿佛是诸神感知到了他们的心意，传达着对这些衣不蔽体的民众的喜悦。

大石铲是神圣的祭品，表现着对神灵的感谢与祈祷，至于感谢什么，那当然是什么都感谢；祈祷什么，那当然是什么都祈祷。他们不过是原始人，哪里想得那么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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