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懸疑片《調音師》正在各大影院上映。影片中，假裝盲人的鋼琴家憑藉高超的音樂才華和惹人同情的“悲慘身世”在酒吧中謀得差事。他還得到了一位曾經頗紅的電影明星的賞識，被邀請到其家中進行一場私人音樂會，卻意外撞見了一樁謀殺——女主人夥同情夫殺死了電影明星，並將其屍體裝在行李箱裡。鋼琴家只能假裝什麼都沒有看見，繼續演奏。在此之前，電影中的音樂印度風情十足，但在犯罪場景中，音樂卻突然變成了西方古典樂風格的鋼琴獨奏。在印度BollySpice網站的一篇樂評中，作者稱這段專為電影創作的音樂，具有肖邦練習曲的風格。電影第二幕謀殺場景時，電梯門一打開，“盲人”鋼琴家又親眼目睹女主人將對門老太太拋下窗，而背景音樂則是“如命運在敲門”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曲》。
如果關注電影電視當中的背景音樂，就會發現，西方古典音樂經常被用作犯罪時刻的背景音樂。這種把古典音樂用作“罪惡之聲”的做法或許可以追溯到庫布里克的電影《發條橙》（1971）。影片當中那個無惡不作的少年艾利克斯家道殷實，但是他卻時常伴隨著普塞爾、羅西尼的音樂飛車逆行、毆打流浪漢、入室搶劫，尤其喜愛一邊聽著貝多芬的交響曲一邊姦淫女性。
在犯下殺人罪被捕入獄以後，艾利克斯成為了“厭惡療法”的試驗品，在注射了某種藥物以後，醫生讓艾利克斯目不轉睛地盯著各種色情、暴力的影片，其中也包括納粹德國的影像資料，同時還伴隨著他最喜愛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這種療法使得原來讓艾利克斯感到快樂的古典音樂成為了痛苦的來源。
庫布里克或許並非第一位將古典樂和暴力犯罪結合的導演，但從電影《發條橙》開始，古典音樂的這一用途才真正被大眾發現。此後，以古典音樂為背景音樂的血腥場景、熱愛古典音樂的反派角色都成為了電影當中的的常見套路。
古典音樂為何成為罪惡之聲？從歷史上看，納粹推崇德奧系古典音樂，使得這兩者產生了緊密的聯想關係，這種關聯反映在很多戰爭電影當中。從庫布里克的《發條橙》開始，古典音樂被帶到戰爭和大屠殺以外，成為個人行兇的背景。如今，古典音樂作為一種階級符號，也能夠激發公眾對於精英犯罪的想象。不過，在通俗音樂和更多聽覺娛樂的包圍之下，古典音樂的陣地不斷在萎縮，經典的音樂段落被剝離了原本的上下文，被切割為片段，成為消費社會中被電影生產者、廣告商隨取隨用的“罐頭產品”。
歷史淵源：音樂不能讓社會變得更道德
就像艾利克斯體驗到的那樣，在20世紀中葉，德奧音樂和納粹的關係匪淺。希特勒本人尤其喜愛大氣磅礴的長篇鉅製，他最愛的三位作曲家是貝多芬、布魯克納和瓦格納，其中，又對具有反猶傾向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最為推崇備至。“我一聽到瓦格納的音樂，就想要入侵波蘭。”伍迪·艾倫曾經這樣說。科波拉導演、馬龍·白蘭度主演的越戰題材電影《現代啟示錄》（1979）中，美軍轟炸機在空中對著越南土地狂轟濫炸，火光迸射、血肉橫飛，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的《女武神》恢弘的旋律響徹雲霄。“女武神”在天上飛翔，試圖“拯救”世界，極具震撼力和美感。與此同時，陸地上慌亂逃跑的普通北越人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希特勒喜愛好的音樂，很多納粹黨的高層官員都是有文化及世故的人，但它（音樂）未見得對他們或其他人有更好的影響。” 庫布里克談及如何選擇《發條橙》配樂時曾說，“我想指出，認為文化能夠讓社會變得更道德的想法是錯誤的。”
想必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非常認可這一觀點。在《辛德勒的名單》（1993）當中，他設置了這樣的場景：德國士兵在搜捕和追殺不願意去集中營的猶太人，把藏在地板下、衣櫃裡、鋼琴裡的猶太人一一揪出來槍決。這時候，一位德國軍官看見了鋼琴，在槍聲、火光和叫喊聲之中，他坐下來事不關己地嫻熟彈奏巴赫《a小調前奏曲》（選自第二套《英國組曲》）。兩位德國士兵則在一邊討論，這究竟是巴赫還是莫扎特？在音樂的伴奏之下，猶太人一一被槍決，屍體橫陳在街道上。人性的雙重屬性暴露無遺：你可以一邊欣賞美，一邊屠殺同類，美和道德並不關聯。
雖然無論是現實中還是電影當中，納粹的出現都伴隨著德奧古典音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當把巴赫、瓦格納等音樂家的作品和這些暴行聯繫起來。指揮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在《我的瓦格納人生》一書中指出，如果我們執意這樣做，那麼我們討論的就不是藝術而是宣傳。他指出，納粹時期帝國廣播電臺在特別通告之前播放的“軍樂”和李斯特《前奏曲》的原聲旋律一致，但是，一百五十支管樂同時不停地用最強的力度演奏，和作曲家創作的音樂沒有任何關係。
李斯特或者瓦格納都無法為後來納粹對音樂的濫用負責。與此同時，並非所有的戰爭和大屠殺電影當中，古典音樂都伴隨著邪惡。羅曼·波蘭斯基的電影《鋼琴家》（2002）就展現出了人性一面。電影中，波蘭的猶太鋼琴家為了躲避搜捕，藏匿於閣樓之中，在這裡他遇到了一名德國軍官。蓬頭垢面、瘦骨嶙峋的鋼琴家演奏了《肖邦第一敘事曲》，令德國軍官萌發了惻隱之心，他暗暗幫助鋼琴家，直到最終波蘭解放。不少人說，這部電影說明音樂能夠起到感化作用。可是歸根結底，或許，音樂與任何道德或者意識形態本無關聯，正像德國藝術史家格羅塞在《藝術的起源》中所說的：“音樂的最高超最純粹的形式離實際生活很遠。它沒有實際或倫理的意義，也沒有別的什麼社會的意義，只是一種既不能增也不能減的審美的、音樂的意義。”
階級符號：精英人士的犯罪BGM？
《發條橙》中，古典音樂不僅用於納粹的戰爭和大屠殺場景，它也成為個人的歇斯底里的罪惡的背景。不過，現實生活中，犯罪分子似乎並不愛聽古典音樂。實際上，在《漢堡王門前的巴赫》一文中，作者Theodore Gioia提到，在公共場所播放古典音樂甚至可以降低犯罪率，把罪犯趕跑。早在1985年，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一家7-11嘗試在店外一直播放莫扎特的音樂，周圍的小混混都被趕走了。2003年，倫敦地鐵也在治安非常糟糕的Elm Park站播放古典音樂，該站的搶劫案件減少了三分之一。這一舉措隨後被各大企業和公共機關效仿。
現實生活中播放古典音樂趕走的罪犯似乎只是小偷小摸，在電影電視當中，聽著古典樂的犯罪分子總是要幹出點兒驚天動地的大事。《神探夏洛克》中，超級反派的鼻祖、世界犯罪組織首腦莫里亞蒂視犯罪為兒戲：他進入倫敦塔，伴隨著耳機中羅西尼的《鵲賊》序曲，一邊起舞，一邊砸爛玻璃，大大咧咧頭頂王冠身披王袍，坐上寶座，等著和夏洛克之間的“遊戲”開始。如果說莫里亞蒂聽歌劇是隨性所至，智商極高的精神病醫生、食人魔漢尼拔則是真正的古典音樂發燒友，他不僅在佛羅倫薩觀看歌劇，而且尤其鍾愛巴赫。美劇《漢尼拔》屢屢為我們呈現漢尼拔生活的優雅場景：第一集，他一邊以吃法餐的優雅姿態，伴隨著巴赫《哥德堡變奏曲》，細心切開人的肝臟，咀嚼品味。第二集，他又伴隨著《勃蘭登堡協奏曲》，邀請毫不知情的FBI局長吃人肉“豬腰子”。觀眾們看著他伴隨著歌劇《浮士德》的音樂，以體檢醫師為原料做成了一道“清爽檸檬牛肝”，用書店經理的肺片做成了“燉牛肺”，用IT顧問的大腦做出了一道“帕爾馬乾酪焗羊腦”。
漢尼拔是觀眾心中“食物鏈最頂端的男人”，莫里亞蒂則被福爾摩斯稱為“犯罪界的拿破崙”，漢尼拔以精緻細膩的處理和品嚐人肉，莫里亞蒂對待犯罪抱著一種遊戲態度，他們享受著犯罪帶來的快樂，正如同他們也享受著古典音樂一般。
不那麼高智商，但夠得上“精英人士”的其他罪犯也適用古典音樂。《調音師》中，犯罪者是電視明星、房地產商普拉默的妻子和她那擔任本地警察局長的情夫。與這對精英人士相比，在街頭賣彩票的母子二人開著突突車想要做點兒器官販賣的生意時，就犯不著配古典音樂做背景樂了。
為何電影總是將古典音樂和精英犯罪聯繫起來？正如在現實生活中，古典音樂被當作無形的牆，趕走遊手好閒的小混混，起到階級隔離的效果。對於大眾來說，那些隱藏在古典音樂背後的精英人士，其真實面目可能因其優雅和世故而顯得更加可疑。在《邪惡之音》（Sound of Evil）中，作者Theodore Gioia解釋道，社會描寫壞人的方式可以揭露當下我們的某種焦慮。人們認為精英群體中，那些禮服、高雅音樂的存在是在掩飾其財富來源的殘酷。精英人士在歌劇院包廂密謀，比在財富論壇上密謀更讓人憂慮。我們害怕，如果有人穿著西服打著領帶，我們就把他的邪惡當作老練精明。歸根結底，比起邪惡本身，我們更害怕的是虛偽和欺騙。
工業產品：作為“罐頭產品”的古典音樂
比起與精英犯罪聯繫，或者與某種意識形態捆綁，如今古典音樂面臨的更大問題或許是：更多人把它當做一種階級符號而不是一種流行的藝術形式，這種音樂出現不是為了讓人欣賞，而是為了讓人意識到伴隨著音樂出現的是某種精英主義的東西。
如今，古典音樂在通俗音樂的包圍之下，陣地越來越小。過去，在默片時代，音樂是電影唯一可以提供聽覺的手段，影院常常僱傭樂團來負責電影的播放，可是，在大眾娛樂興起之後，電影、廣播、電視廣告顛覆了古典音樂的地位。搖滾、R&B、嘻哈讓普通聽眾幾乎忘記古典音樂的存在。
在《能指與所指的永恆消逝：電影配樂神話小史》一文中，澎湃作者孔德罡指出，如今的電影配樂中，旋律的複雜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記憶點”。製作固定音型音效片段，取代交響樂中的獨立樂章。簡而言之就是把幾個音符組成的片段旋律無數次重複，在節奏節點出現，“省力效果又好”。人們也致力於把電影配樂“音效化”，即電影配樂更加專注地成為一種背景，而不是獨立的音樂作品。電影配樂的創作變成了“罐頭音樂”。也就是說，這種音樂缺乏真正的靈魂，只是就某種命題進行的片段寫作，只以“情緒是否合適”作為唯一的評判標準。
配樂創作陷入瞭如此誤區，早被前輩音樂家們創作出來的古典音樂也被使用在了商業議程上。在庫布里克那兒，通過《貝九》，美可以成為野蠻的工具，肢體的暴力上升到了精神的暴力，個體的暴力也上升為國家的暴力。經過許多導演的不斷效仿，如今，古典音樂搭配犯罪場景變成了又一種好萊塢套路。由於庫布里克使用了《貝九》，因此，《虎膽龍威》的導演也要求反派漢斯必須哼唱一段《歡樂頌》。現在，無論是印度的《調音師》還是中國的《法醫秦明》，都把貝多芬當做了犯罪場景的背景音樂。以至於如今只要出現《貝五》開頭“如命運在敲門”的那幾個小節，或者《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G大調第一組曲》的第一段旋律，觀眾就可以期待高智商罪犯或者變態殺人狂現身了。
西奧多·阿多諾指出，文化工業的產品使得廣大公眾時常心不在焉地聽音樂，因此不可能認真去欣賞其中的旋律、和聲、節奏、配器等方面的特質，留在聽眾記憶中的只有外在的音響現象，而非音樂的本質。音樂博主“twosetviolin雙琴俠”曾經做過一期“你能辨認這些古典音樂嗎”的節目，貝多芬《月光奏鳴曲》被路人指認為電梯音樂，肖邦《夜曲Op.9 No.2》被指認為手機彩鈴，德沃夏克《自新大陸》被指認為《星球大戰》的配樂。我們在麥當勞、在酒店大堂、在電影當中頻繁聽到古典音樂的片段，並將其劃分為某種符號和象徵，越來越少的聽眾會選擇完整地去欣賞它們。人們只要截取全部音樂的十幾秒甚至幾秒的主題，甚至是幾個音符，就能夠不附帶任何上下文地使用。今天，《哥德堡變奏曲》既能成為殺人魔漢尼拔的下飯菜，也能夠成為豐田皇冠汽車代表的“知性人生”，但是大眾對它的欣賞卻唯獨很少回到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本身。
https://daily.jstor.org/very-british-villains-and-other-anglo-saxon-attitudes-to-accents/
http://www.tasteofcinema.com/2015/the-20-best-uses-of-classical-music-in-movies/2/
http://www.visual-memory.co.uk/amk/doc/interview.aco.html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179501.html
https://theamericanscholar.org/the-sound-of-evil/#.XKrnXC2749c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0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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