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胄 親人
■收藏週刊記者 梁志欽
受訪者:史國良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人才》雜誌就有一篇《史國良求師記》的文章,講到我找黃胄先生的經過,美術界的人都說:“史國良是個幸運兒,事業一帆風順。”其實那幸運的來源,正是因為我找到了好老師,走對了方向。
要講到我和黃胄老師的緣分,就得從那盞燈說起,二十多年過去了,那盞燈一直亮在我心頭,成了我藝術道路上的座標。
當年我還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喜歡黃胄的畫到了崇拜的程度,渴望拜他為師。但沒人為我搭橋,也沒人給我引薦,完全是一種力量的驅使, 我自己找上門來的。黃胄那時是久負盛名的大畫家,想見到他並不容易,即使找到,他能否答應我做學生則更不容易了。但是,“渴望”讓我不顧一切,我扛上一卷畫,上路了。
從發表的畫作上看,只知黃胄在軍事博物館工作,我先到了軍博。門衛告訴我,“黃胄已調離。”於是,我又轉到軍博宿舍,樓下的孩子告訴我 “黃胄搬家了,搬到什麼地方不知道。”下樓來的大人講,黃胄搬到了三里河一帶,不知具體地址。還向我介紹,黃胄很嚴厲,門上常貼著“謝絕來訪”的紙條。
失望之餘,我又感到一線希望,因為已掌握了兩個信息,一是“三里河一帶”,二是門上貼著“謝絕來訪”的紙條。我騎上車子,奔向了三里河。從軍博到三里河不算遠,但到了三里河才傻了眼,四處都是一排排的樓群,哪一座才是黃胄的家呢?我決定挨樓地找,爬上爬下,見人就問, “黃胄住在這兒嗎?”都是搖頭,說不知道,再反問我,“他住幾樓呀?”我也搖頭說不知道。一位好心人說:“小夥子回去吧,連門牌號都不知道,上哪兒去找,你看天都黑了。”
是啊,從早找到晚,餓著肚子,也沒找到黃胄的家,敲了多少個門,都沒見到那張“謝絕來訪”的紙條。失望極了。返回家的路上難過得只想哭,身上扛的那捲畫真的千斤重似的,學畫真難呀!
走到白石橋,我還是不甘心,指天發誓,再回去找一次,找到了,我和他有緣,找不到從此不再來,我調轉自行車頭,又一次返回了三里河。
找啊找,黃胄老師,您到底住在哪裡呢?會不會那人記錯了您的方向?會不會他在和我開玩笑?唉!找黃胄老師找得我好苦呀!
猛然,我發現在不遠處的一座樓頂上,亮著一盞燈,全樓都黑著,只有那窗口亮著那一盞,會不會就是那盞燈呢?在一片黑暗中,那盞燈多美呀,我開始熱血沸騰,不顧一天的勞累,衝向了那盞燈。
五層樓並不高,往日幾步就躥上去了,可今天,腳上就如同灌了鉛。是一步一步挪上去的,到了門口,竟沒了勇氣敲門,因為門上並沒有紙條。此時此刻,心都碎了。閉著眼睛,愣了一會兒,終於,抬起我那被汗水洇溼了的手,敲了門。
門並沒開,裡面有一位女人在問:“你找誰?”“是黃胄家嗎?”“你是誰?”甭問了,這正是黃胄家,我是誰?一個毛孩子,一個傻小子,不知哪來的勇氣,我竟說:“我是他的學生。”
門開了,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婦女站在我面前,一臉的疑問,看到我手裡抱著一卷畫,才讓我進來,後來我知道,他就是黃胄先生的夫人鄭聞慧老師。
黃胄並不像別人說得那麼嚴厲,只是嚴格,嚴格中帶幾分親切,當他看過了我的畫,不但笑了,還拍著我的肩膀說:“小夥子,畫得還不錯,就做我的學生吧。”終於,心裡的石頭落了地,我不但找到了那盞燈,而且,從此也走進了那盞燈。再後來的藝術道路上,像很多人講的那樣,“我成為了幸運兒”。
黃胄先生畫新疆,他建議我畫西藏,他說:“自己年輕時也去過西藏,但沒能做更深入研究,但那個地方可畫的東西很豐富,只要能深入進去,一定能畫出好作品。”
於是我從原來畫北方農村,轉畫了西藏。第一次去西藏,先生還把自己穿過的皮大衣送給了我,說那個地方冷,路上用得著。
這件大衣曾作過道具,在他畫《高原子弟兵》中出現過。我是從青藏公路進藏的,先從西寧坐一天一夜的火車,到格爾木,再從格爾木搭長途汽車,坐上兩天兩夜到拉薩,中途還要翻越唐古拉山,多虧這件大衣,不然真凍壞了。每次媒體約我寫有關先生的文章,都想讓我找幾張與先生合影的照片。似乎社會上已經有那麼一條約定俗成的套路了,你是誰的學生必有合影作證明似的。每當面對這種要求時,我一是苦笑,二是尷尬, 因為雖與先生學畫多年,竟沒一張與先生單獨的合影照。
上世紀七十年代時,我真想與先生照張相,掛在自己家中或辦公室裡,有這個虛榮心,卻沒錢買相機。有次下鄉,借了單位裡的海鷗120相機,結果不會操作,一張相沒照就讓我給弄壞了,還賠了不少錢。那一次教訓讓我直至今日對機械操作的東西都敬而遠之。不過也成就了我,每次下鄉就拼命地畫速寫,還養成了用速寫紀錄生活的習慣。再後來,經常與先生在一起,幫他研墨,抻紙,經常看往來的賓客和先生合影,我實在不好意思讓人家幫我照張相,再寄給我。總覺得那樣對先生不好,也顯得沒面子。
等我想到有必要與先生合影時,先生住進了醫院,樣子很不好看,而且很疲倦,看我一身僧服,他一邊搖頭一邊說:“只當你說著玩呢,還動真格的了。”我摸著兜裡的相機,幾回想拿出來,總不忍心,改日吧!於是我失去了最後一次與先生合影的機會。每當看到別的學生畫冊裡印著與先生合影照片時,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嫉妒、羨慕、遺憾,反正挺複雜的。
我和黃胄先生的緣分,多虧了五樓頂層的那盞燈,那燈光伴我走過了太行山、黃土高坡,走上了青藏高原又走到了大洋彼岸。那盞燈帶給了我信心,也送來了溫暖,讓我忘不了黃胄先生,也忘不了那盞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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