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陽融媒記者曹斌專訪文學評論家宋家宏，會碰出怎樣的火花

昭通作家深度訪談錄

我與文學評論

曹 斌

昭陽區融媒體中心記者部主任

昭陽區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

昭陽區作家協會副主席

宋家宏

雲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雲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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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斌：您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發表作品，寫作初期，受到那些方面的影響？

宋家宏：我的寫作主要是文學評論，這種文體主要還是學校教育的結果，它和創作文學作品有所不同。創作可以自己摸索，評論需要比較正規的學術訓練，自己摸索當然也可以出成果，但是可能慢一些。我大學的畢業論文就發表了，並且被收入了一個集子。那是研究民間文學的一篇論文，名為《試論民間愛情故事的起源及發展》，在今天看來這題目大得不得了，當時怎麼敢寫這樣的題目？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記得開題時題目比這還大，被導師切小了。最後通過了，北師大民間文學的老師認為寫得很好。我花了8個多月完成這篇論文，天天泡圖書館。快畢業時得到通知，這篇論文要發表，導師讓我修改、壓縮。我進北師大圖書館去修改論文，發現七七級中文系的只有我一個人進圖書館了！心境頗感蒼涼，又很興奮。通過這次畢業論文寫作對我的學術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6年我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去進修，那時劉再復老師當所長，文學新觀念正盛行，我在趙園老師指導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主要研究作家作品，又側重於張愛玲研究方面。這對我後來從事文學批評產生了重要作用，沒有那一段時間的學習，可能就沒有我的今天。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進修

曹 斌：您的創作與您上山下鄉的那段經歷有著怎樣的關係？

宋家宏：上山下鄉當知青對後來從事文學評論沒有直接的關係，增加了一些人生體驗而已，有機會讀了一些禁書而已。在鄉下的幾年，我和我的“插友”樊民是最愛讀書的人，其他幾位就不讀書了，人各有志，他們都比我早參加工作，四位都當了工人，那時可是需要背景、後門一類才可以去工廠當工人的。現在有的人非要把自己後來的某種成功歸功於上山下鄉，這我是非常反感的，數千萬人上山下鄉，成功者極少，我們七七級考大學，錄取率是50比1，這就能說明問題。上山下鄉是必須徹底否定的。我們之前及我們之後的許多著名作家、評論家都沒有經歷過所謂上山下鄉那樣反文明發展的“再教育”，他們不是也對國家對民族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了嗎？

曹 斌：您最初的文學創作主要寫些什麼題材的文學作品？

宋家宏：大約是大學三年級時，我們班幾個同學辦了一個文學社，寫詩，直到畢業時才自己油印出來。我還給我們系的文學社投過一篇小說稿，後來也不了了之。回到昭通後寫過小說、詩歌，小說好像在地區文聯的刊物上發過，現在沒幾個人知道了，寫得不好。我可能還是適合做評論，這有個人思維方式的問題，也有個訓練的問題。

大學時代證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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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斌：您在評論工作中能找到快樂嗎？

宋家宏:不用去找，這事自然是有快樂的，沒有快樂的事不可能做這麼長時間，幾乎把自己一生的大部份生命價值都交給了它。我很反對什麼“堅守文學”這一類的說法。堅守，就有不得已，有痛苦在裡面，需要堅守，就需要犧牲某些東西。其實文學這個領域不需要誰堅守，做不下去，或者另有圖謀，離開即可。一定是在這裡有快樂，有愉悅，才會做下去。評論也是自我主體心靈的表達，人都有表達的慾望，這是人性使然。當你在讀作品時，當你在思考某些文學現象時，你有所發現，並能把它表達出來，心境必然是愉快的，如果再得到某種承認，快樂就增加了重量。1995年夏，我曾因為一篇文章的發表，被中央電視臺邀請去北京接受採訪，這樣的事當然是愉快的。

曹 斌：是怎麼回事？能說說嗎？

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的事還有一次，就是2016年央視做彭荊風老師的專題片，也採訪了我。但似乎心境就沒那次愉快了。人在昆明，這樣的機會比在地州上大得多。

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截圖

曹 斌：你是如何把你的研究成果很好的融匯到你的教學當中的？

宋家宏:我在大學教的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我的文學評論範圍是重合的，它自然存在於我的教學過程中。除了我的的選修課《張愛玲研究》是完全重合，其他的是潛在影響。你研究問題的思維方式，研究帶來的學術境界以及對作家作品的理解深度，都潛在地影響著學生。沒有文學評論作為思想背景，教學效果可能就會有問題，照本宣科的講課，不是我的風格。

曹 斌：您的文學評論《走進荒涼——張愛玲的精神家園》受到評論界較高的評價，您是如何來看待這個評價的？

宋家宏:我較早進入了張愛玲研究，那時大陸進入這個領域的人不多，當時昭通師專有位教師聽說有個叫張愛玲的作家時，他認為這是個三流作家。這時我研究張愛玲的論文已經快要在《文學評論》上發表出來了。又過了將近十年，我的這本書才出版，是花了功夫的。當然這十年裡也不是隻做了這件事，是因為有兩本必須讀的作品大陸不能出版，我所在的雲南不可能找到。我調到玉溪後，在一次會上偶遇黃維樑先生，他幫助我從香港寄來了這兩本書，我才開始寫這本專著。現在張愛玲研究已經是學術界的一個熱點，每年都有許多文章發表，我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我在張愛玲研究中，化用了心理批評和社會批評，同時進入一個作家的研究，也有些個人的人生體驗融注其中，這才有了些個人的獨特發現，被學界認可而已，也不能說怎麼了不起。讓我高興的是，這本書有廣泛的讀者，我在學術著作的寫法上有些探索，因此很好讀。重印了三次，十年前就發行了兩萬冊，現在市面上早已斷貨，只在“孔夫子舊書網”上偶爾又會出來一兩本。我想做一個修訂版，一直沒有時間。

用這臺電腦寫完《走進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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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斌：您認為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家一直要堅守的底線是什麼？

宋家宏:就是魯迅所說的“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不人云亦云，不趨炎附勢，不故作深刻，平等對話，追求明白曉暢平易近人的表達。

曹 斌：在評論的創作過程中，您認為最大的瓶頸是什麼？至少現在還沒有辦法解決。

宋家宏:從個人來說，是自己的學養不夠，我在最應該背誦詩詞歌賦的時候，最應該讀世界名篇佳作的時候，正是“文革”期間，這些東西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毒草”。少年時代、青年時期受的教育會影響人的一生。考上大學後開始補課，可是很多東西補不回來了。在今天這個年紀，只能自己安慰說：“我已經盡力。”其實自己很清楚，評論的眼光，寫出的文章，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

曹 斌：您認為一個優秀的評論家最理想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宋家宏:評論其實有兩個領域，一個是文學批評，一個是文學研究。研究這一塊我就不說了，大家都知道。文學批評這一塊我說一下感受。最好的文學批評家，具有敏銳的眼光，能及時發現當前文學界的好作品，能準確地發現作品以及文學現象中的種種不足，發現剛剛露頭的文學現象，及時地給予總結、提煉、命名，以此潛在地影響著作家的創作。他和創作界是平等交流、對話的關係，不是教師爺，也不是吹鼓手。這需要文學批評傢俱備強大的理論背景，良好的藝術感受能力。還有，一個優秀的評論家一定是具備優秀的語言表達能力的，他不搞術語堆砌，雲山霧罩，故作高深，他的語言明白曉暢，富有吸引力，是作家和普通讀者都愛讀的文字。

曹斌：您在文章中反對評論服務於創作，從屬於創作，但是在很多人的觀念裡，評論就是為創作服務的，是為推動創作繁榮的。想聽聽你的具體看法。

宋家宏:這涉及到了批評觀的問題，不同的批評家有不同的批評觀。說起來話就長了，其實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我寫的相關文章，大多數在我的集子裡，有的在博客上。大約在20多年前我就寫過一篇文章《說說批評觀》，表達我對批評的理解，想想那時真是無知者無畏，竟敢把“批評觀”這樣的詞用之於自己，現在卻非常猶豫了，我有沒有形成自己的批評觀？儘管這些年來我寫過十來篇關於文藝批評的文章，一直在對文藝批評本體進行思考，對20多年前那篇文章表達的觀點有承續，也有修正，似乎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對批評的看法，但仍然不敢說這就是自己的批評觀。因為它沒有太鮮明的個性，基本觀點還是別人的，有點自己的理解而已。自從進入文學批評領域，我就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京派批評”，也就是李健吾他們的批評觀很推崇，他們所承續的是印象派批評，又有所變化，不是典型的印象派批評。當然，我對他們的理解也不一定準確，實踐起來更不容易，印象派批評是特別需要文學才華的。

認為文學批評首先是批評家主體的精神漫遊，是批評家面對作家作品和其它文學現象的創造性活動。批評家是借作家作品和其它文學現象來說自己的話，表現的是批評家自己。文學評論不是作家與作品的附庸，它無權利無義務去解釋作家的意圖並讓作家自己滿意。評論是評論家的創造，是評論家面對作家作品的再創造，它要滲透評論家自己的主體意識。

曹 斌：是不是寫出了自己對作家作品的主觀理解就是文學批評，那寫了幾篇文章就是文學批評家了，這批評家也太容易當了吧？

宋家宏:誰都可能對作家作品有自己的理解，大多數人都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寫得文通字順。誰都有權利寫出他對作品的理解，但並不是誰都能做一個有價值的批評家的。這就涉及到了批評觀的第二個問題：特殊的識別。

文學批評是批評家對作家作品和其它文學現象特殊視角的識別。有個性有價值的文學批評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論背景和切入文學現象的獨特視角，擁有獨特理論背景和視角的批評家在識別作家作品時才會有獨特的發現。上個世紀被稱為“文學批評的世紀”，出現了眾多的批評理論與流派，每一種理論與流派都有自己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一直延續到今天。批評家們根據自己的理論背景和切入視角對文學現象進行識別，這樣，有的作家作品在一些評論家的眼中可能有極為重要的價值，而在另一些批評家眼中毫無價值。個別的批評家要對作家作品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評論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對批評家作這種要求。有個性的批評常常是“片面而深刻”的，批評不能求全，全面而深刻的評論只是一種理性追求的境界。批評的百花齊放，多種視角的切入，才有可能出現“全面而深刻”——它存在於眾多的評論文章中。

評論家面對作品的識別，一是識別到與作家同一的精神內涵，二是識別到作家沒有意識到的精神內涵和審美價值，有個性的批評更重視後者。因為後一種識別是創造，是實現批評家精神價值的方式。如果他在文章中表明的看法是別人朦朦朧朧感覺到而沒有說出來說不出來的話，或是別人原來沒想到，一經他說出來就恍然有悟，就達到他識別而後寫文章的目的了。至於批評家引導社會閱讀的責任，只能在批評的過程中潛在地存在，是第二位的。

最後，文學批評是對話，是與讀者的對話，也是與作家的對話。對話雙方在精神品格上是平等的，無論是面對擁有煌煌鉅著的大作家，還是面對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批評家都應該保持平等對話的精神狀態，真實地說出你精神漫遊的歷程和感受。如果你無法保持平等的精神狀態，就不要去寫文章不要去與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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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斌：您在談文學批評與創作的關係問題，這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問題。能請你具體說說嗎？

宋家宏:

文學批評家必須置身於文學創作現場，敏銳地發現新人新作，捕捉到新出現的文學現象，及時地給予評介、分析，作出初步的歸納總結，表達他的喜悅或者不滿，以專業的眼光引導讀者的閱讀，間接地影響著作家的創作。

因此，文學批評的價值在於其中介和橋樑的作用。在文學的生態鏈中，它處於創作——批評——研究的中介狀態，同時它又起到創作——批評——讀者的橋樑作用。文學研究者通過批評的初步總結，進一步開掘出作品的價值和意義，發現規律，總結理論意義。讀者通過專業的批評，更為深入地理解作家作品，欣賞作品的審美價值，否定和淘汰不好的作品，從而推動更有效的閱讀。作家通過文學批評對自己的創作有所啟示，寫出更好的作品。批評對創作的影響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批評家不能去教作家怎麼寫，他只能說出他對作品的看法。

把文學批評也看作是文學創作的觀點，在我看來也是不恰當的。從質的規定性上說，文學批評仍然屬邏輯思維的領域，只不過它離創作更近，需要保持更豐富的感性特徵。從創作——批評——研究的過程來看，是一個感性逐漸遞減，理性逐漸上升的過程。文學批評處於兩者之間，它需要一種特殊的獨立的文體。有的把文學批評也當作創作來寫的文章，文字很感性很靈動，卻缺乏必要的歸納與判斷，停留於對作品的描述之中，或者自己的感受之中。這樣的文章也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作家會說，你還沒有我寫得鮮明生動，何必寫呢？

在會上發言

曹 斌：您自己多年來一直身處高校，但似乎對“學院派批評”不太認同，是怎麼回事？

宋家宏:當前的文學批評家，尤其是身處高校的文學批評家們，往往以文學研究的方式進入文學批評領域，不是從文本閱讀的審美體驗出發，而是從理論概念出發，術語堆砌，生搬硬套，雲裡霧裡，讓讀者和作家不知所云。作者自以為高深莫測，其實這樣的批評文章對創作毫無意義。假如作者自己對某些西方文藝理論也還一知半解，又要強作高深，把鮮活的創作當作證明某些理論概念真理性的材料，那就更加讓人反感。這有很複雜的原因，高校學術體制化是重要原因，今天不說這個原因。我只想從高校批評家對批評的理解說。

批評家應該始終把普通讀者與作家作為自己文章的潛在閱讀者，而且是最重要的閱讀者，這樣，他就必須把文章寫得深入淺出，舉重若輕，行雲流水，不能搞艱深晦澀，雲山霧罩，故作高深。當前高校的一些批評文章由於作者的讀者指向模糊，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寫給誰看的，是普通讀者和作家還是專業研究者？甚至兩不搭界，從而喪失了文學批評的意義。

文學批評是對當下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及時作出審美判斷並進行富於個性的闡釋、評介的文字，文學研究則是對既往的文學現象包括作家群體、思潮、文學史演進等作學理分析、價值判斷、歸納總結的文字。即時和既往，是區別批評與研究的重要維度。高校的一些批評家在今天的學術體制下很難靜下心來，沉於當下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中去。他們必須去拿課題，進行“研究”，這就離開了“批評”。一些熱愛文學批評的教師，不得不離開批評的場域，進入研究的場域，寫出的文章就兩不搭界。由於批評處於創作與研究之間，感性與理性的融合是批評文體鮮明的特色，批評更富於審美的感性的特色，研究則更多理性的色彩。文學批評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本質屬性，才會在寫作中自覺追求文學批評感性與理性融合的文體呈現方式。

曹斌：這麼多年來，您的評論獲了許多獎，談談您最滿意的是哪一篇，為什麼？

宋家宏:其實我獲獎不多，有十多個吧。重要的獎項是“第八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的“圖書二等獎”,授給我的《闡釋與建構——雲南當代文學專論》，還有“第四屆雲南省文學藝術獎勵基金會理論批評”一等獎，授給我的《走進荒涼——張愛玲的精神家園》，兩個獎都是獎給圖書的。文章如果只選一篇，那最滿意的一篇卻從來沒有獲過獎，就是《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曹七巧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的，發在頭條位置。這篇文章從三個角度去分析曹七巧，也就是從三個理論背景切入，使這個人物分析有了立體感，整體把握性強，使後來者選擇新的角度有了難度。後來者當然也有新角度，比如從女性主義角度。文字不長，記得編輯是一個字沒動就發了。文章的文字表達也很富有感性色彩，情緒很飽滿。有綜述文章認為是研究曹七巧最有深度的文章。我記得寫的時候是一氣呵成，寫完之後才來改。我現在讀起來還是滿意的。有的文章現在讀已經不滿意了，有的讀都不想讀，編集子時最有感受。

我的領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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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斌：新時期以後昭通文學才得到蓬勃發展，差不多到新世紀以後才得到外界的認可。您回到昭通是80年代初，想請您說說那時您是如何參與昭通文學的？

宋家宏:這是個好題目，我見到一些文章說那時的情況，看得我這個親歷者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我是1982年春從北師大畢業被分配回昭通師專的，那時昭通文學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曾令雲、蔣仲文、夏天敏他們是開拓者。《煙柳》雜誌是曾令雲他們辦的，地區文聯也辦得有刊物，工作開展得很好。我回來不久讓我去參加活動，我給他們交的是一篇小說，寫得不好，我都找不到了，也不想找。我一直在備課、講課，參加他們的活動不多。但是我在學校做了一些推動學生文學創作的事。1982年4月回到昭通，9月擔任了中文六班的班主任。我馬上推動成立“野草文學社”，班長張廣生很熱情，他喜歡寫詩，我們一拍即合。他積極地去做具體的事。等到要成立的時候，拿到科裡去討論（那時不叫“中文系”，叫“中文科”)，少有人支持，有的人態度曖昧，有的人直接反對。可以理解，為什麼呢？科裡大多老同志都是不久前才“右派”改正歸來，心有餘懼，怕學生文學活動出事，擔不起責任。有的教師說：學生創作要鼓勵，但是有“寫作課”就行了，歸給“寫作課”去幫助學生創作。少有人聽我這個班主任，這個最年輕教師的話。我當天晚上就去找了李力校長。李校長是個非常有魄力，非常有遠見的領導。他沒等我說完，就說：“你們抓緊成立，我來參加成立大會。中文科的工作我來做。”李校長怎麼去做中文科領導的工作我不知道。成立大會那天，李校長一來，你們從照片上可以看到，該來的人大多數都來了，也還有人不來的。來的都表示積極支持。李校長還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也沒有和學生們說這個過程，連張廣生我也沒告訴。成立大會後皆大歡喜。“野草文學社”的成立，對推動學生的創作發揮了重要作用。李校長的大力支持我永遠記得，沒有他，我們很難想象是個什麼結果！他已經去世了，但是他對昭通文學的貢獻不應該被忘記。不是說“昭通學院是昭通作家群的搖籃”嗎？這個搖籃的第一推動力是李力校長！“野草文學社”成立後出版了油印刊物《野草》，我為學生們的作品寫了一篇詩評，好像用的筆名是"曉雨”，記不清了，翻一下這本刊物就知道了。這是我為昭通作家寫的第一篇評論。現在我看到有的寫昭通文學發展情況的文章，“野草文學社”成立很久後才到昭通師專的，說到成立時比當事人還清楚，似是而非，看得我啼笑皆非。

曹 斌：還有一個“荒原文學社”又是怎麼回事呢？好像比野草文學社影響還大？

宋家宏:“荒原文學社”成立晚得多，是1986年前後的事。省作協在曲靖開了個“滇東北筆會”，會上夏天敏見到我的大學同學高文翔，他們一起說到了我。我那時參加地區文聯的活動還是不多，彼此不大瞭解。說到昭通文學與曲靖文學的差距，說到高文翔與曲靖文聯的密切關係。說得很客氣，很慎重，要我“出山”，一起來為昭通文學做點事。把我嚇著了，不存在這個“出山”問題，只不過是聯繫少罷了。後來不知道又經過多少次商量，決定成立一個面對全地區的文學社，“野草文學社”只是面對昭通師專的一個校園社團。我們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編輯《荒原——昭通新詩選》，想以此來團結昭通的文學作者。果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徵稿啟示”發出後，收到了雪片般的來稿，最後編成了那本綠色封面的小書。還出版一張報紙《荒原》，發刊詞《綠滿荒原》是我寫的。我與天敏分別擔任社長、副社長，地區文聯的楊力主席是個熱心人，對我們的工作很支持。《荒原——昭通新詩集》是請他寫的序，至今你去讀，還會受他的感動。但是不久我就去北京中國社科院讀書了，一年左右的事情都是他們做的，好像成立大會我都沒能參加。從北京回來，帶著一腦袋的新思想新觀念，我開始對昭通作家們開炮，在《荒原》報上，更在《昭通報》上連續發了一組文章，逐個評論昭通詩人、作家。似乎也起了些作用，至少當時他們是認可的。雷平陽既是“荒原”的中堅，又成立了一個詩社《大家》，彙集了一批詩人，很有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也是“野草文學社”的第二任社長。

在昭通

曹 斌：您寫了很多關於昭通作家的評論文章，有沒有出於故鄉情結的“偏心”？

宋家宏:我從來不認為評論是“純客觀”的，都帶有評論家的主觀色彩，純客觀只存在於無數主觀的追求之中。評論有主觀體驗融注其中，才會有生命的體溫。我的評論中確實有不少關於昭通作家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你說的故鄉情結，這自然會讓我的評論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對有的作品有所“偏愛”。這也沒什麼關係，誰的評論都不可能一錘定音，別人不認可，很正常，他去寫出不帶偏見的評論更好。一篇評論引起別人對這部作品、這個作家的關注，也就達到一定的目的了。一個作家的作品發表了，最怕的是沒人說話，連帶偏見的話都沒人說，沉默地讓這個作品消失於每天都在發表的作品沙海之中。

二是我對這批人熟悉，對他們筆下的生活有感情。魯迅說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對作家和他所處的社會狀態全然不瞭解，只能就作品論作品，寫起來也沒有感覺。這些年我雖然離開昭通了，但是昭通是我的根脈所在，對昭通社會狀態還是有基本的瞭解，差不多每年都會參加一些昭通的文學活動，對這裡的一些作家有接觸，有了解，讀起作品來，感覺是不一樣的。所以，作家、評論家要相互交朋友，相互有較多的瞭解，才能做到魯迅所說的“顧及作者的全人”。

我牢記魯迅的教導，對不大瞭解的作家，就不去寫評論。但是，有的作家你是不可能認識的，又必須去研究，如我寫張愛玲研究，不可能去與她面談，但是我讀了她很多資料，對她所處的社會環境，她的家族、家庭、個人已經很熟悉了。一個出道不久的作家不可能有這些豐富的資料讓評論家來認識你。讓評論家認識你，是作家必須做的功課，除非你確實全然對評論不以為然。

在昭通師專

曹 斌：昭通文學現象和昭通作家群，你做了整體分析，您認為近三年來昭通作家群創作現狀如何？

宋家宏:好像是三年前我寫過一篇《四問昭通作家群》，昭通的報刊都發表了，我的博客上也還在。問題提得很尖銳，以至昆明的一些朋友問我，這樣的文章你也敢寫，他們接受得了嗎？沒有罵你？我說，背後罵不罵我不知道，當面至少沒罵，還說了感謝的話。因為相互很熟悉了，好像說重一點也沒關係，加之他們都知道我是個直言不諱的人。最近兩年昭通作家們很努力，也發出了一些有份量的作品，不斷在全國有影響的刊物上出現。尤其身居昭通本土的作家在名刊上發出作品來更讓我感到高興，夏天敏、呂翼、劉平勇，都寫出了好小說，詩歌在平陽的率領下，不斷出現新人佳作。小說創作的後續力量還是一個大問題，如何抓緊推出新人，是昭通作家群要高度重視的問題。相鄰的曲靖這兩年蓬勃之勢很明顯。

曹 斌：你覺得昭通文學創作在全國處於什麼位置？

宋家宏:這個問題恐怕誰也說不準確。因為要對全國的創作狀態有個清楚的瞭解就不是容易做到的，再對昭通有個全面準確的瞭解，放進去衡量，實在太難了。不過，過去有人曾經說的“佔領半壁江山”“攪動中國文壇”，這些話還是少說為好，現在好像沒這麼說了。低調一點，清醒一點，只有好處。就以整個雲南來說，進入全國一流作家方陣的也沒有幾個，何況昭通呢？雲南至今沒有“茅盾文學獎”，有的省有好些個，有的作家一個人就得過兩次。“魯迅文學獎”雲南也只有五個，你去查一下的其他省，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雲南最多的是“駿馬獎”，昭通本土作家有嗎？我不大清楚。獲獎只是評價的一個維度，不能說明全部問題。還有作品影響力這個維度，就是長篇或者集子不斷再版，在全國發行，被讀書市場接納，中短篇被不斷收入選本。還有被評論不斷地論說分析，開掘出作品隱含的客觀價值，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繞不過去的好作品。這樣的作家作品昭通有幾個？

6

曹 斌：你從事文學評論近40年，現實生活中多數人認為評論是為他人做嫁衣，你怎麼看待？

宋家宏:所以評論是少數人做的事，現實生活中多數人不會來做這事，評論也不是多數人能做的事。別林斯基和果戈理都是俄羅斯文學的大師，他們之間政治觀點不同，社會理想不同，但別林斯基對果戈理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果戈理並不認可別林斯基從他的政治立場出發而寫的評論，他創作了《死魂靈》第二部，就是要寫出一部與別林斯基的評論完全相反的作品，但他在去世前卻把這部作品手稿付之一炬。我們今天能讀到的只是《死魂靈》的第一部，也就是被別林斯基高度評價的作品。你能說別林斯基在為果戈理做嫁衣嗎？別林斯基不過是在借果戈理的作品說出他對沙俄社會的批判與否定，別林斯基那些精彩的評論文字燭照了沙俄時代的黑暗王國。在前面我已經說過我對評論的理解，評論是自我心靈的表達，是借作家作品說自己的話，正如作家借生活說自己的話，評論借作家作品以及生活說自己的話。自己無話可說的人，又要在文壇混，去寫評論，只好去做作家作品的“吹鼓手”，製作出一件又一件的“嫁衣”來送給作家，還要看人家的臉色，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穿，心理挺委屈。何必呢？

櫻花樹下

曹 斌：你是一位勤奮的評論家，一個勤奮的評論家一定在不斷大量閱讀，請問你的閱讀量一年是多少？是如何界定閱讀範圍？

宋家宏:文學評論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說起來還是業餘的，我的職業是教學，四十來年都如此，其間還做過五年的出版社編輯。加之並不是很勤奮，我不贊成為文學“以命相搏”，文學也不是僅靠勤奮就真可以“補拙”，閱讀也不是“量大”就一定有收穫。創作心理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童年經驗、少年學養、所處環境都會影響創作心理。一個評論家他有沒有成就，和他的創作心理有密切關係，而與“閱讀量”沒有多大關係。

我從未統計過自己的“閱讀量”。去年以來因為要完成《彭荊風創作論》，讀他的作品就有近千萬字，很多作品不是讀一遍，而是要反覆讀。還有相關資料沒有算過有多少字。此外還寫了一些別的文章，參加了一些會議，也要提交論文、發言稿，實在說不清楚閱讀量是多少。我也沒有自己限定的閱讀範圍，根據需要來閱讀。年輕時候還有些計劃，現在完全沒有計劃了，往往是為完成一些具體的任務來讀書。

曹 斌：在培養青年評論家方面，您有什麼建議嗎？

宋家宏:在文學界，我不大說“培養”這個詞，因為作家、評論家真不是誰可以培養出來的。馮牧先生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可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雲南軍旅文學作家群”的領軍人物，一大批部隊作家在他的率領下成長起來。“馮牧培養了一大批部隊作家”的說法很流行，一些當年在馮牧麾下成長的作家也滿懷深情地憶及馮牧對自己的培養。但是，馮牧自己對“培養作家”的說法斷然否認。他說：“什麼培養？誰培養誰？別林斯基培養了果戈理？笑話！”“我就不承認我培養過誰，我所做的全部工作，只不過是像報上常說的：扶上馬，送一程！”（見《遠行的馮牧》278頁 華齡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我們都應該有馮牧先生的這種心胸，這種認識。數十年來，我們也看到了不少教訓，生拉硬扯地“培養”，其實沒多大作用。作家、評論家的成長，他的內在氣質、所處的環境、個人的努力起著重要作用。

但是，如何推動作家、評論家成長，文學組織者、具有一定成就的作家、評論家確實可以做一些事。我認為，辦讀書班、研討班是個好辦法。把一些有志於文學評論，而且有一定基本素質的年輕人集中起來，一邊讀一些理論書籍、聽課，一邊讀作品、研究現象，一起討論，然後寫出文章，這是推動青年文學評論家成長的好辦法。大家集中在一起，學習、討論，思想有碰撞，有碰撞就會產生火花，激發起寫作的慾望。寫出的文章經過大家的討論，可能會更深入，更規範。

還有，組織青年評論家深入生活，開闊視野。我們經常說組織作家深入生活，很少有人說組織評論家深入生活。其實評論家同樣需要深入生活，只呆在書齋裡是不可能寫出好的評論文章的。生活都不瞭解，怎麼會理解作家的作品？一些只在大學的圍牆裡生活的人，寫的評論文章從術語到術語，從理論到理論，對鮮活的作品生命沒有理解，其實往往是對生動的生活沒有感受。

曹斌：感謝宋老師在百忙中接受我的採訪，今天對宋老師有了更深一些的瞭解。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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