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师，我们的文学摇篮
——上世纪六十年代邳州文学点滴
黄 清
写这篇小文的缘起，大半是看了下面两份资料文字：
一是《邳县志》，第二十二编文化第二章文艺创作，第一节诗文简记“张文英的《篱笆记》，1979年被编入《江苏短篇小说选》”；
二是《邳州文学》2012年秋季号，石轮《我们的队伍，我们的产品——邳州文学创作扫描》，概述“时间跨入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小说诗歌的创作开始兴起。当时在全县影响较大的小说作者，是我市的张文英。他在《雨花》上发表了《篱笆记》短篇小说。他是我县在《雨花》上发表小说的第一人。这篇小说被评为全省优秀小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1960—1963年，我在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读书。师一下学期，学校成立了儿童文学兴趣小组，由王石夫老师辅导，一位年约50的老教师，背微驼，持重，认真。参加学习的有十几个同学。我和张元栋也参加了。我是师一（2）班，他是师一（1）班，教室相邻，我俩由此成为亲密学友。课间10分钟，也要凑到一块儿拉几句呱，不消说中午、课外活动较长时间。校园西北角的大汪塘，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那儿僻静优美，岸边大柳树绿阴匝地，我们漫步其间，观鱼，赏景，切磋着文学的话题，着实惬意。为了增长知识，我们在新华书店买了儿童文学理论家贺宜、陈伯吹的论著，交换着阅读。王老师发给我们好多讲义，尤其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让我们欣赏学习，如萧平短篇小说《海滨的孩子》，魏金枝短篇小说《越早越好》等。由于我学习用功，潜心钻研，进步很快。师二上学期寒假，我凭着帮饲养员舅舅铡草喂牛的一点生活素材，写了一篇儿童小说《六月晨歌》，饶有情趣。修改一假期。开学时，工工整整誊了，署了个笔名秋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贴3分钱“印刷品”邮票，投寄省文艺月刊《雨花》。想不到竟在1962年第6期发表了。之前来没来过采用通知，记不得了。可想我是多么惊喜，多么高兴。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了小小的成果。尽管有些遗憾——编辑删去了三分之一最好内容的篇幅，只保留了四五千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居然能写出七八千字的作品，而且人物和故事情节纯属虚构，对我来说，着实是个“奇迹”。欣慰，自信，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还可以。那年代的文学期刊，6月份大都是“儿童文学专辑”。这一期《雨花》没有标示，数量不多，包括翻译的，只有3篇儿童小说，4首儿童诗。我是“酒不够，烟来凑”，仅是符合“儿童情趣论”。首篇马春阳《放鸭少年》题材大，有深度，是优秀之作，选入了1949—1979《江苏短篇小说选》。这一期《雨花》的作者，大都是著名作家、教授、学者，如宋词、苏从林、圣野、周瘦鹃、吴奔星、孙望等，唯独我一个初出茅庐20岁正在求学的毛孩子吧。这一本《雨花》，我一直珍藏着，56年了。对我来说，它实在太宝贵了，这里有我的处女作，一只丑小鸭。
写到这里，要回到文章开头。关于张文英的小说《篱笆记》，诚如石轮老师所言，是一篇“全省优秀小说”，选入1949—1979《江苏短篇小说选》当之无愧。当在《雨花》1962年第9期发表时，我就读过。迄今，是我看过的写家庭伦理婆媳关系的最佳作品。当时学校轮到我们班出一期《阅读与写作》板报，我不自量力，写了一篇评《篱笆记》的文章。教我们语文的张远芬老师看了，说“还可以”。小说写到一个地名“白马河”，我即猜测作者不远，或许就是咱邳县人。张老师就向我说了，张文英是文化馆的，扬州师院毕业，在某中学当过教师。我心中油然而生敬慕之情，遂不揣冒昧，去文化馆拜访。一见，真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一才子，长我二三岁，一边同我谈话，一边洋洋得意地弹着风琴，让我想到那个“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翩翩少年。心有灵犀，初次谋面，他就对我很信任，托付我替他抄写一篇稿子，标题《文学教师和他的学生们》。给我厚厚一本印有“邳县文化馆”字样的稿纸，浅黄色20x15=300的方格。我的钢笔字还是拿得出手的。抄了40多页。我看来看去，非散文，非小说，非特写，学生是他的学生，看大门师傅是他的学生，食堂大厨是他的学生，内容和艺术手法远不如《篱笆记》。他投给了《上海文学》。结果是退回来了。他向我说了编辑的意见，正如我言中的“四不像”。次年，即1963年，《雨花》第6期发表了他的诗歌《生产队长外传（二首）》，记得后一首写队长的鞋，“给牛拍牛虻”，“这得感谢柱儿他娘”，很有生活味儿。我倒想，他是不是我县在《雨花》上发表诗歌的第一人，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此后，就没有见到他的作品了（就我的阅读范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看到《人民文学》他和周唯一、张树民老师合写的报告文学《执犁者》。金子又发光了。也许一直发着光。
写到这里，不难看出，一个时间的问题。我的《六月晨歌》是6月，他的《篱笆记》是同年9月，我先他后，相差3个月。石轮老师所言“他是我县在《雨花》上发表小说的第一人”，显然不对了。只是他和他的这篇小说“当时在全县影响较大”，我和我的这篇小说没有分量微不足道而已。但我是“第一人”无疑。当时校内外轰动一时。我曾想，编纂运师校志，可否记我一笔。这话不谦虚了。
《雨花》发表了我这篇儿童小说，对我鼓励很大。结合未来教师职业，我立志儿童文学写作，成为儿童文学作家。运师，生活环境、学习条件颇优越。每天课外时间，我都跑阅览室和图书馆，阅读了大量报刊，借阅了不少古今中外文学书籍。每个月，语文教研组都要举办一次文学讲座。张远芬老师主讲过《诗歌的基本特征》《小说的基本特征》，介绍过世界文学名家名著，我作的笔记保存到现在。文学理论也看了不少，且作了摘录，如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给青年作者》，《阿·托尔斯泰论文学》，孙犁《文学短论》等。三年间，我订阅过《萌芽》《少年文艺》《文学评论》《剧本》《电影文学》等七八种期刊。以上这些，对我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和写作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62年后，又写过几篇儿童文学作品，没采用。七十年代空白。苦闷彷徨18载。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学的春天，文学报刊纷纷复刊创刊，百花齐放，呈现新的繁荣。1980年8月，徐州地区文化局到赣榆举行文学报告会，我有幸聆听了著名作家刘振华的报告，收获颇大，倍受鼓舞，激发了写作热情。出于对儿童文学的痴情，我尝试写了一首歌颂“四化”的儿歌《耕地》，发表《江苏儿童》上，有了良好的开端。1981年，我一鼓作气写了十几篇小说，每篇五六千字。其中一篇《秃顶老头》发表河北沧州地区文联新创刊的《无名文学》上，并受到编辑好评，“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变色龙式的人物”，“有功底”，聘请我为业余编辑，选稿退稿，我视为学习机会。从此一路写来，时有短小作品见诸各级各类报刊，约百十篇。主要是散文、小说。不受儿童文学限制，有的是写青少年的，更多的是写成年人的，题材广泛，运用自如，刻画各种人物，揭示人生和社会，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大小也获了几个奖。散文《加倍偿还的掌声》获《教师报》“最难忘的一课”全国教师征文大赛三等奖，编入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国当代教师优秀文选》一书。《郝家父子》在《新课程报·语文导刊》发表后，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第九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二等奖，忝列100名获奖者第37位，是我的最佳成绩了。1996年加入了徐州市作家协会。
1963年毕业后，我到赣榆，张元栋在本县。1974年，他编了个小戏《奇怪的脚印》，写地主婆搞破坏，小女孩斗争。由一个公社宣传队排演。春节全县文艺汇演，我回家探亲，在人民剧场观看了，蛮好。之后，他让我给改写成小说，编进一个儿童文学作品集子里。总之，我们都是从儿童文学起步。1983年，我调回邳县。张元栋忙于创建电大，筚路蓝缕，孤军奋战；还独出心裁，办了个刊物《电大园地》。我协助编了几期，改稿校稿。到枣庄、郯城、临沂等周边县市发行、交流，影响蛮大的。我保存了82、83、84年两本合订本。作者除了本县电大学员，本县文化名人周唯一、程荣华、周伯之等，还有全国各地的，北京、南京高校教师教授、作家、学者，如刘锡庆、吴炫、裴显生等。文章以学术论文为主，兼发诗歌、散文、小说文学作品。多数文章都是张元栋亲自约稿，如著名作家刘振华《 < 村路尽头处 > 及其他》 ，首次披露这篇优秀小说的写作经过，他加了篇幅较长的按语，评介作者及作品。我敬佩元栋精神可贵可嘉。据我所知，运师出了不少文化名人。我们63届同学，要数张元栋成绩最大，最有名堂了。电大校长、副教授、教育家、作家，研究王杰的权威。著有远程教学专著、戏曲剧本、影视剧本、报告文学等，一本本大部头。作品首发式、研讨会举行过数次。全国各地采访，出国访问。风光无限，令人羡慕，为运师增光添彩。2018年11月13日，邳州文化研究会在运河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大运河（邳州段）文化研讨会”，我们相聚母校。情不自禁想起当年的情景，感慨漫长而短促的一生，命途多舛而传奇。为实现作家梦，始终不渝，不懈努力，没有虚度光阴，而聊以自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里，虔诚而深切地感谢文学，感谢老师，感谢母校运师——我们的文学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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