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9日出版的大公報要聞版，刊登了一條名為《最後消息》的獨家報道。“昨日十一時許，有某國兵在瀋陽演習夜戰，城內炮聲突起，居民頗不安。”短短二十八字，是國內媒體關於“九一八事變”的最早報道。
大公網記者 吳迪
84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報記者汪松年從北寧(天津)鐵路局獲知：“瀋陽方面來電，日軍調動頻繁，景象似有異常。”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的張季鸞隨即指示報紙王芸生和徐鑄留守編輯部等待最新消息。19日凌晨1時，鐵路局再接瀋陽電話：日軍已在柳條湖一帶開火。獲悉開火情況後，張季鸞十分震驚，他立即決定補發這條消息，並以“最後消息”為題，刊登在要聞版中。
“九一八”事變發生於18日22時20分， 日軍封鎖了通往關內的一切交通線，並切斷了瀋陽與關外聯絡的所有通訊手段，使國內其他報紙均未獲悉此事。是夜，蔣介石正在去往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通過大公報得知事變發生，致電張學良瞭解情況。
與此同時，大公報駐北平總經理胡政之於19日上午設法採訪到了正在協和醫院療養的張學良，他也是“九一八”事變後第一個見到張學良的記者。9月20日，大公報要聞版以《本報記者謁張談話》為題發表了對張學良的採訪。這則由胡政之親自採寫的新聞，後來一直被學界視為關於“九一八”事變的重要史料。
“九一八”的隆隆炮火不僅照亮了瀋陽北大營的夜空，也驚醒了昏昏欲睡的東北三省。日本關東軍憑藉“九一八事變”，攻佔瀋陽，侵佔東北全境。不到半年，東北淪陷，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傀儡政權，開始對東北人民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
事變發生三天後，張季鸞在大公報編輯會議上宣佈了兩項決定，一為“明恥”，一為“教戰”。所謂“明恥”，即開闢“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重大事變，使廣大同胞瞭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所謂“教戰”，是在大公報開闢“軍事週刊”，邀請軍事專家蔣百里向國人介紹軍事常識。
“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在社會輿論中引起強烈反響，體現了大公報人以筆從戎，撫今追昔，宣示抗日的決心。大公報一直密切關注中日關係動向，尤其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以總編輯張季鸞為首的大公報人積極思考抗日救國，認為中日實力懸殊，我方應以臥薪嚐膽之姿團結一致，強國以消外患。大公報不斷在社評中激勵國人，呼籲全體華夏同胞眾志成城奮起抗日，救亡圖存。隨著中日戰況的持續，1932年1月13日，張季鸞發表《對日須為整個的行動》，在文中表示：“此次日禍意義之嚴重，超過百年來任何外患。此後中國民族為國家統一與自由之一大斗爭，實五千年來最艱難偉大之事業。興廢存亡，皆決於國民能否以深刻的認識為整個的行動。”1933年1月11日，張季鸞又發表《中國豈堪被人零割》社評，號召國民“自衛其整個的國家”。
家園山河在日軍踐踏下相繼淪陷，大公報卻從未在敵方統治下委曲求全。讓讀者大眾瞭解前方有無數英雄兒女正浴血奮戰，籲全體國人切勿失去對國家和民族的信心，是大公報一直堅守的抗戰使命。在全民抗戰的洪流中，大公報先後5次遷館共赴國難，輾轉津、滬、漢、桂、渝、港等地。 報館雖三次被炸，所有資產在炮火中蕩然無存，全體大公報人仍始終堅守在新聞陣地的最前線，在炮火紛飛中發出錚錚抗日誓言，為抗日救亡發出響亮吶喊。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艦“密蘇里”號上簽字投降。當天艦上有三位中國記者，其中兩位就來自大公報。朱啟平和黎秀石代表大公報和國內報紙，親自見證了中國民族在抵抗外來侵略史上最重要的時刻。朱啟平在翌日寫下的不朽名篇《落日》中說道：“舊恥已湔雪，中國應新生！”
第一家報道“九一八”事變的報紙是大公報，第一家報道日本投降簽字的報紙是仍大公報。為民族的光榮與不屈，為國家的勝利與頑強，大公報盡到最大的責任，完成了媒體的堅守。這段光輝歲月，不僅記錄了全民族的抗戰，也承載著一份報紙的抗戰。
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與時任《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談《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時說道：“第一、她是愛國的；第二、她是堅持抗日的；第三、她為中國的新聞界培養了眾多傑出的人才。”創刊於1902年的大公報，誕生於民族危難時刻，歷盡滄桑卻百年不衰，見證時代、記錄歷史，在中國近代史的任何關鍵節點上從未缺位失語，只因大公報百年來始終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百年堅守，不忘初衷。
2015年，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大公報組織拍攝了大型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這是第一部從報人抗戰的角度回顧中國人民不屈不饒抗戰歷程的紀錄片，填補了國內抗戰題材抗戰題材紀錄片的空白。具有厚重歷史感的《一份報紙的抗戰》，已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列為“重大理論文獻題材紀錄片”，成為年內倍受關注和期待的抗戰題材影視作品，即將登上熒屏，與各界觀眾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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