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在某些朝代甚至一度成為文化的特殊象徵，如宋朝時期興盛一時的“青樓文化”，“歌妓文化”等，在古代士大夫群體中更被視作是一種精神良藥，許多與之相關的文獻內，也記載了很多令人驚歎的傳奇典故，如名動京華的李師師等奇女子。
但今天咱們不聊李師師，聊一個比較冷門的問題：
曾經出現在歷史中的“巫娼”，究竟真是性工作者的起源？
還是被後世人為虛構，實際上並不存在？
首先，我個人對於巫娼這個名詞的瞭解，最早始於一本書，叫做《中國娼妓史》，書裡闡述出一段關於殷商時期“女巫”的特殊現象，即：
因為遇到了生存問題，導致一些女巫甘願向王權獻身，以此換取生存資源，形同娼妓賣淫，因此將這一時期的女巫，稱為“巫娼”，而此書同時也認為，後世娼妓，正是起源於巫娼。
通俗來講，作者認為在殷商時期的女巫，如果生活中遇到了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會向權勢主動獻身，以肉體換取食物等生存資源，甚至是博取權勢的保護，經過一定時期的演變，以及歷史局勢的發展，最終這些女巫成為專門供帝王與貴族淫樂的娼妓，而作者同時指出，這就是中國古代娼妓業的起源。
這個時期，也被《中國娼妓史》這本書概括為：
巫娼時代。
然而我個人認為，把殷商時代的女巫，認定為是娼妓的起源，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仔細思考一番，就會發現眾多不合常理之處，的確有失偏頗。
原因有三：
第一，殷商時期的女巫在上古時代的社會體系中，代表了人與神之間溝通的使者，其地位之高，所擔負的社會責任之重，以及影響力之大，完全不會存在生活上的問題，更不可能為了生存而去賣身求榮。
其次，一般情況下，“巫”是對女性神職人員的稱呼，男性神職人員則稱為“覡”（xí，男巫），《國語·楚語下》中，便有明確區分：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在此基礎上延伸來說，“
巫”作為上古時期倍受尊崇的高等職業，在當時的社會體系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權力的象徵，甚至出現過“某些‘巫’（男巫/女巫）的自身權勢與社會影響，在某一特殊時期內，均高於帝王”的特殊現象，比如殷商時期最為著名，同時也是歷史上所記載的第一個“巫”：巫咸。
《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衰午形。與工（wu)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屬皆從巫。
巫咸首創“筮卜”之法，“筮”便是一種叫做“蓍（shī）草”的草本植物，而多方歷史記載中也稱巫咸為“首巫”，說明他是歷史上第一個“巫師”，開創了鼎盛一時的“巫文化”，因此被稱作“巫祖”，號令群巫。
現代文藝作品中的“巫咸”形象
身為“巫”，巫咸的權力一度與商王持平，甚至在某些關鍵時期，要比商王的權力還要大，比如制定國策等問題時，商王等統治者也要得到巫咸的同意，因為巫咸要先卜問神明，即獲得神明的授意之後，才能決定某種政策是否可以實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巫咸的巔峰時期，不管是權力，還是社會地位，均在商王之上，但他的這種權力，是神權統治時代的民眾意志所賦予的，而並非屬於慣常的王權之列，但由於當時的整個社會都篤信神權，因此可以說，巫咸的權力雖不是王權，卻憑藉“神明代言人”的超然地位，而能夠號令，乃至於支配商朝的一切。
另外關於巫咸的身份，還有一段更為久遠的傳說，可追溯到堯帝時期。
兩晉時期的著名學者郭璞，曾為《山海經》《爾雅》等傳世名書作注，同時也為堯帝時期的巫咸安葬之地——巫咸山上所載的《巫咸山賦》作注，稱：
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
而《史記》等書所參考的上古史料《世本》中，也詳細記述了巫咸的具體能力：
巫咸，堯帝時臣，以鴻術為堯之醫，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
經過後世考證，這是傳說中堯帝時期名醫“巫咸”的身份記載，即作為帝堯時期的“巫醫”，巫咸擅長卜卦的同時，也非常擅長醫術，是當時的名醫。
然而這個說法，比較貼近於傳說，真實性略有存疑，但“巫咸”的名字，卻不止在歷史中出現過一次，有史料可以佐證的確有巫咸這個人的存在，如《商書》中，就有關於“名臣巫咸”的明確記載：
《商書》：太戊臣有巫咸、巫賢。
如此說來，巫咸有兩個身份：
第一，他是傳說中活躍於帝堯時期的著名巫醫。
第二，他是史料中倍受商王太戊信任的名臣。
但不管是哪一種說法，均體現出相同的特點，即：
“巫”中的代表人物——巫咸，作為神權統治時期的最高級別神職人員，能夠通過占卜預測人的禍福旦夕，同時還能治癒疾病，因此受到商朝統治者的尊崇，並輔佐太戊（第九任商王）制定國策，等太戊的孫子祖乙（第十三任商王）繼位後，他的兒子“巫賢”，依舊作為最高級別的神職人員，而繼續受到商朝統治者與百姓的尊崇。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周書·君奭》（奭：shì，盛大。）
所以，從巫的代表人物“巫咸”身上，能夠看出“巫”這一遠古神職儼然具備超然的權勢，而以“神職人員”的身份，成為商朝王權以外，掌握另一種特殊權力的存在，日常的主要職責，正是代表人與神進行聯繫，或在重大祭祀活動中擔任主要神官。
包括巫咸的後代巫賢，同樣也擔任著宰相一職，在商王祖乙時期位高權重，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巫”的社會地位，絕非處於最低端。
如此說來，在商朝有如此德高望重，倍受社會與商朝統治階級尊敬的“神巫”，“巫”這一職業的地位自然也不會低，否則褻瀆“巫”，就意味著褻瀆身為“神明代言人”的“巫咸”，在當時的神權社會中，即意味著“褻瀆神明”，這是為當時世人所不能容忍的行為。
因此，綜上所述，通過研究“巫”的代表人物，比如“巫咸”等人的生平事蹟，可知“巫”這一職業在商朝時基本屬於統治階級，大概率不會出現生存上的問題，非但生存沒有問題，反而還享有整個商朝社會最頂級的社會資源，並且掌握至高權勢以及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所以，基於這個角度，我個人認為，《中國娼妓史》中關於“巫娼是迫於生存壓力，而向帝王等統治階級獻身，以換取食物和保護”的說法，並不成立。
據說是與巫娼相關的歷史遺物，但尚且存疑
再擴展來說，“巫”自原始社會時期，就被當時的人們認定是能與神明產生溝通的使者，從而在各種大小祭祀活動中擔當重任，而這一祭祀習俗就此延續至夏商時期，“巫”甚至一度成為商朝的主要官職之一，而與史官並列，其享有的地位與意義，自然不言而喻，所以更不可能存在“巫女（女巫）”獻身為妓的情況。
第二，《中國娼妓史》裡還提出了“以西類中”的觀點，即：
因為西方宗教的早期歷史中，存在女巫演變的“神娼”，從而以此“類推”出，中國上古時期的宗教祭祀中也有相似的“娼妓”。
大概就是說：
因為別人有，所以同一時期，我們也有差不多的。
然而這種說法只是理論上的推斷，並無實際依據。
如我前文所說，性工作者這個行業，早在殷商之前的其他文明中就已出現，甚至追溯更早的人類文明歷史，“娼妓”幾乎是和“人類文明社會”同時出現，所以無法百分百斷定，中國古代的娼妓，就是來源於所謂的“巫娼”。
既然“以西類中”，那咱們就來看看古代西方的“神娼”，又是什麼？
比如古巴比倫等國，認為神不僅需要美酒美食，還需要聲色。
古巴比倫現代復原圖
聲指的正是“音樂”，而色，則代表了“女色”。
那時就會有女巫在神廟裡專門供職，除了輔助祭祀神明的活動，為神明表演歌舞，呈進美酒之外，還充當著為朝拜者提供性服務的角色。
前蘇聯著名學者約·阿·克雷維列夫，曾在《宗教史》一書中寫道：
宗教信徒想要跟神接近，他們認為這種願望能通過與“神娼”性交而實現，宗教裡為了達成這一願望，便設立了專門的神娼，給一些由崇拜神明而引起的性慾狂們提供性服務。
這段看似拗口的闡述，其實很好理解，通俗來說就是：
那時的宗教信徒認為，“性”是能和神明產生直接聯繫的途徑之一，而一些宗教性慾狂們，更將“性行為”看作是能更加接近神明，並切實感受到神明存在的唯一途徑。
這是一種西方古代宗教文明中較為普遍的觀念，現在我們仍能通過歐洲或希臘時期的雕塑等文明遺蹟，看到這一特徵。
而在古羅馬，甚至一度出現過與性有關的節日，如眾所周知的“酒神節”“花節”等等宗教節日，尤其是花節，在這一天，娼妓們會為信徒提供免費的性服務，以此來歌頌愛神，表達對於“愛神維納斯”的尊敬。
《維納斯之美》
但此類與性有關的宗教行為，不管是古巴比倫，還是古羅馬，均被看作是一種極為神聖的宗教習俗，尤其是在古巴比倫，甚至出現過“神娼”一職，但也被看作是一種神聖的職業，因為首先能夠被選為“神娼”，就代表這個人擁有了與神靈互相交流的資格，而接受神娼性服務的信徒，也並非人人皆可，必須要滿足許多條件，並經過一系列考驗後，才能通過神娼與神明進行“交流”，否則就會被視作褻瀆神靈。
與前文所說的巫娼相比，西方早期的宗教文明中所出現的“神娼”，二者從根本性上完全不存在相同點，因此無法得出“西方宗教都有神娼，所以我國古代神權社會中也存在巫娼”這種說法。
如果硬要說“因為別人有什麼，所以我們也應該有什麼”，這種說法豈不是有些荒唐嗎？
因為神娼是一種非常神聖的職業，根本不是所謂的“為了獲得食物與保護，而出賣肉體”，相反能被選為神娼，在當時的宗教文化中，被看作是一種神聖的榮譽。
由此我個人認為，所謂的“以西類中”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不能憑藉“因為西方宗教歷史中出現過‘神娼’”這一理由，推導出“所以中國古代文明中也有類似職業”這一結論。
而且縱觀我國古代歷史，並未出現過“神娼”這種直白的宗教行為，相反我國古人在對待性的問題上，始終是持有保守態度，根本無法與之進行類比。
如果硬要說古代中國文化中也曾出現過“生殖崇拜”的現象，這一點我無法反駁，但殷商時期的“巫”，卻和神娼有著本質區別，不管是社會地位，還是宗教地位，以及所掌握的話語權與在民間的影響力，均不是西方宗教文明中的“神娼”所能比擬。
再退一萬步假設來講，假設“巫娼”的確存在過，但在書裡的描述是“受生活所迫才被動賣身”，而西方上古宗教則將“神娼”視作“能與神靈溝通的使者，提供性服務是主動為之，目的是讓更多的信徒能夠與神靈親近”，所以這二者本身的出發點和意義，就有天壤之別，更無法歸為一類去比較。
第三：所謂的巫娼時代，也不過是作者提出的一種假設。
中國殷商時期，雖然也出現過與西方宗教文明中相類似的“女巫”，但很多史學家從歷史資料中，找不到任何關於“巫娼”的記載。
而且中國古代奴隸社會中所信奉的神，也沒有一位對“性”是持開放態度，反而幾乎都是嚴謹的姿態，在性方面幾乎都相當保守，比如各類雕塑作品，文藝作品等，性的特徵並不明顯，甚至在古代很長一段時期，民間對於性文化都是屬於保守的態度，人們紛紛羞於提及，不像西方早期文明中的各種藝術雕塑，能夠將性特徵完全展現在世人面前。
所以將殷商時期代表神靈在人間行使權力的“女巫”，與純粹的性服務者“娼妓”聯繫在一起稱為“巫娼”，本身就包含著種種矛盾。
由此我個人認為，“巫娼”的說法雖然存世已久，但真正考究過後，會發現其中包含著諸多矛盾觀點與疏漏之處，如果強行將巫娼認定為歷史中確實存在的現象，並說成是“娼妓”的起源，難免有失偏頗。
當然歷史的魅力也在於，我們仍能通過不斷髮現的新史料，去一步步接近更多的歷史真相，或喚醒那些仍然沉睡於歷史之中的神秘。
而在明天，或是更遠的將來，會否出現能夠直接證明“巫娼”的確存在過的證據，那就只能把一切交給時間了，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
——————
參考文獻：
《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5月第19卷第三期：“巫娼時代”純系虛擬——中西妓女起源比較》
作者：黃仁生，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
《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衰午形。與工（wu)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屬皆從巫。
《國語·楚語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巫咸山賦》注：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
《世本》：巫咸，堯帝時臣，以鴻術為堯之醫，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
《商書》：太戊臣有巫咸、巫賢。
《周書·君奭》：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宗教史》：宗教信徒想要跟神接近，他們認為這種願望能通過與“神娼”性交而實現，宗教裡為了達成這一願望，便設立了專門的神娼，給一些由崇拜神明而引起的性慾狂們提供性服務。
閱讀更多 錢品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