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品是對史圖館專欄的投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作品並非嚴謹的歷史學術研究，僅供參考；未經授權，禁止二傳，違者必究。
題圖：伊斯坦布爾的彗星和地震，Herman Gall
在前工業化社會里，氣候條件、輪作和收穫水平、每日工作時長和工作效率乃至農民的體力和文化水平[1]等不可控因素，都能對農業生產造成深重的影響。而歐洲和西亞社會高度依賴低產量作物——小麥，再加上農業技術的相對落後，饑荒極為頻繁。這種災難幾乎成為了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希臘的市場，來源：Edward Dodwell, Views in Greece, London 1
在奧斯曼帝國裡，這種前工業化特色尤為顯著。
首先是奧斯曼帝國的農業生產體制：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基礎是“蒂瑪”制，拋開其軍事作用和晚期的腐化問題，這種政治體制的本質是封建采邑制度，不利於奧斯曼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和集約化。
其次是奧斯曼帝國對於引進新作物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東方的水稻和新大陸的玉米是較好的例子。水稻很早便被引入奧斯曼帝國，然而長久以來，稻米僅作為蘇丹和上流社會的食物，通常在大型宴會上被食用。上層社會對稻米的需求量極大，使得其價格在也各地居高不下，因此下層社會僅能食用與其相似的布格麥，[2]由於氣候、人力和土地等問題，稻田和水稻農場僅在巴爾幹能佔有一席之地。
新大陸的玉米是相較於稻米更晚進入奧斯曼帝國的主食，但對於歐洲其他地區而言，奧斯曼已經相當先進了。在歐洲很多國家，玉米均被稱為“土耳其糧”或“土耳其麥”[3]，但這種新作物的活力同樣侷限於巴爾幹地區，在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中較受歡迎，在安納托利亞和近東只有極少量資料可考。[4]
玉米（左）和牛（右），來源：www.flickr.com/photos/usdagov/651066
因此，我們雖然不能武斷地定論奧斯曼的農耕社會處於長期的落後和停滯狀態，但奧斯曼農業無疑在16至18世紀的長時段中保持著相對於歐洲的靜止。這使得討論奧斯曼帝國在這個時段的農業及相關社會政策成為可能。饑荒——正如上文所說——是奧斯曼前工業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下文則會概述奧斯曼帝國地方政府對於饑荒的實際政策。
通常而言，奧斯曼的地方政府官員（例如帕夏、瓦利或伊斯蘭教法法官）會率先介入以控制饑荒。這種地方官員的介入通常比來自伊斯坦布爾的支援及時得多，但是由於對於地方權貴利益的各種考量，其有效性差強人意。大馬士革的蘇萊曼帕夏(1733-1737, 1741-1743在任)在1734年饑荒中毫無作為，甚至吊死了四名襲擊他私人糧倉的起義者。他本人也因此在大馬士革聲名狼藉。這種行為的原因有待討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奧斯曼地方政府政策的出發點不是廣大民眾的利益。
饑荒首先會對食物市場造成巨大的衝擊——食物價格飛速上漲，因此奧斯曼地方政府通常會下達政令，以限制食品價格。上文所說的蘇萊曼帕夏在後來的1743的歉收暴動時期，因威脅囤聚麵包的供應商們，要求其以合理的價格出售食物而廣受稱讚。[5]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受到迫害的供應商們既不是災荒時期投機倒把的商人，也不是帕夏的個人糧倉，而是大馬士革城內的眾多面包坊。
1677的大馬士革，作者：Olfert Dapper
在限定價格以外，部分地方政府也採用配給制度治理饑荒：例如在1694年的開羅饑荒，埃及的官僚為農民分發糧票。[6]然而這種糧票沒有受到較好的監督，窮苦農民的糧票被包稅人以低價大肆收購。
根據上面的資料我們可以定論：奧斯曼的地方政府沒有統一的措施來應對饑荒中的市場動盪。此外我們還可以推測，饑荒中市場的治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官員的個人能力。
在干預市場以外，一個更為直接的方式是提供食物：例如1696年阿勒頗政府勒令城市中的麵包師在商店外擺放食物，以賑濟災民。[7]但是直接提供食物的方法會引起混亂，況且小部分的麵包坊庫存對成千上萬的饑民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阿勒頗舊城，1537，作者：Matrakci Nasuh
在更多的情況下，奧斯曼地方政府在應對饑荒時畏首畏尾——他們不解決問題，只解決暴民的憤怒，例如上文所說蘇萊曼帕夏的侄子阿薩德(As'ad)帕夏（1743-1757在任）。他在大馬士革1745年的暴動中發表演說，將一切問題的歸罪於教法法官（Qadi），於是憤怒的群眾將教法法官逐出大馬士革，並且殺死了他的部分隨從。[8]
總的而言，大多數地方執政者並沒有能力解決問題：他們或用裝腔作勢的政令緩和民眾的憤怒；或乾脆讓某位不相干高級官員背黑鍋，使自己置身於暴動的大潮之外。
開羅地圖，1549，作者：Matteo Pagano
地方官員也會向伊斯坦布爾請求援助——當局勢可以控制時，他們會要求降低稅收以補償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當局勢無法控制時，他們則請求糧食補給和軍隊保護。
通常而言，饑荒的意義遠遠超出饑荒本身——它會帶來傳染病、社會動亂，以至於在短期甚至長期內破壞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譬如對於農耕社會而言(當然這只是根據E.P.湯普森的理論)，“道義經濟”會引起小農的集體防衛行動，動搖地方統治的根基，最終使得奧斯曼基層長期以來維持的平衡狀態被顛覆。
更進一步，饑荒還可能導致非常嚴重的社會動亂，對整個國家造成嚴重的影響——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6至17世紀安納托利亞的傑拉裡叛亂。第二個例子是在蒙德極小冰期（約1645-1715）時，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開羅由於洪水和饑荒的直接影響，爆發了多次連續性的暴動（1678, 1687, 1695）；而歉收帶來的食物價格飛漲，則在1714至1733年間引發了七次暴動。[9]
正是因為饑荒的意義重大，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才願意在危機時刻介入——這種介入相比於地方政府通常是滯後、緩慢的，但是它卻有多個凌駕於地方政府之上的性質——首先是帝國強大的財力，其次是跨地區資源調配的能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無視地方利害關係，以不容置疑的強制力執行政策。至於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如何應對饑荒，敬請期待本人日後在史圖館發佈的討論。
[1] 《劍橋歐洲經濟史》, 第五卷,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p. 63
[2] Dragana Amedoski, Introduction of Rice Culture in the Central Balkans (15th and 16th Century),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alkans before and after Establishment of Ottoman Rule,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Belgrade, Collection of Works, vol. 35, Belgrade, 2017, p.237
[3] J. Janick, The First image of maize in Europe, Maydica 50(2005), p. 71
[4] Suraiya N. Faroqh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Cambridge, 2006, p. 39
[5] James P. Grehan, Everyday Life and Consume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Damascu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86-87
[6] Alan, Mikhail, Nature and Empire in Ottoman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16
[7] Yaron Ayalon,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6（未核對過該文中的轉引原文，存疑）
[8] Grehan, p. 87
[9] Gabriel Baer, Popular Revolt in Ottoman Cairo, Der Islam, Volume 54, Issue 2, p.220
閱讀更多 史圖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