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英语世界
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梦到一只白虎跃入怀中；十一二岁时，他就用五言古体翻译雪莱《致云雀》；在牛津求学期间，他用英雄偶句体翻译了屈原的《离骚》，还用中世纪法文写作情诗，追求到了未来的妻子；他通过中西互译，让国人了解了西方经典，让中国文学走入了世界视野。有人赞其“翻译了整个中国”，但熟悉他的朋友却说：“与其给他一个文学博士荣衔，不如给他一打威士忌。”
他就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我出生于1915年1月10日，按阴历推算，是甲寅年（虎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母亲日后告诉我，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说，这既是个吉兆又是个凶兆；这个男孩长大后不会有同胞兄弟，他的出世还会危及他父亲的健康，然而，在他经历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
不知杨宪益先生在自传中写下这段开篇时是何种心情。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子，老年丧妻，半生坎坷；而同时，他在翻译上的成就足以名传千古。算命先生一语成谶。
■ 丁聪赠杨宪益像
一
杨宪益生于天津，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公子。杨家先辈许多是清朝高官，杨宪益的祖父就曾参加殿试并高中翰林，到父亲这辈又赶上了中国最早的留学潮。杨父是留日归来，在天津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旧思旧习难消，新鲜事物又在不断滋长。幸而，家庭背景为杨宪益在时代的夹缝中撑起一方书香浸染的安全天地。
■ 少年杨宪益
12岁前，家里禁止杨宪益出门上学，害怕作为家中独子的他会遭到绑架或其他意外。长居家中的孩子无事可做，主要的事情就是读书。十一二岁的年纪，杨宪益就已读过许多古代笔记小说和明清传奇，以及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他不但读书，还会尝试把自己喜欢的洋诗歌翻译成中文旧体诗，比如用五言绝句翻译雪莱的《致云雀》。翻译大家的苗头从儿时便可窥知一二。
■ 杨母徐燕若、大妹杨敏如、小妹杨静如与杨宪益
19岁那年（1934年），杨宪益随老师郎曼先生远赴英国，先在伦敦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后考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研习古典文学。年轻人艺高人胆大，在读书期间，竟然用英国的英雄偶句体（Heroic couplet）翻译了古典名篇《离骚》。这种诗体由英国诗歌鼻祖约翰·德莱顿创造于17世纪，是英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这或许是杨宪益最得意的翻译作品，也是先生一生最率性的翻译。
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Though I my gifts enhanced and curbed my pride,
At morn they'd mock me, would at eve deride;
First cursed that I angelica should wear,
Then cursed me for my melilotus fair.
But since my heart did love such purity,
I'd not regret a thousand deaths to die.
（猜猜这是《离骚》的那一段？）
■ 杨宪益在牛津
海外六年，杨宪益行至美国、北欧、埃及、欧陆多地，结识了不少留学在外的中国学者，如杨周翰、向达、钱钟书、杨绛等等。当然，最重要的相遇，则是与未来的妻子——戴乃迭（Gladys Tayler）。
二
戴乃迭，1919年出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7岁时，她随父母回到英国，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年幼时期的京味儿记忆，在遇到杨宪益后，燃成了对另一种文化的喜欢，以及对一个人的深爱。
彼时，戴乃迭在中国协会担任秘书，而杨宪益在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同时，也在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两人因此相识，很快便彼此吸引，坠入爱河。戴乃迭钦慕于杨宪益的才华，回忆说对方曾用中世纪法文给她写情诗。杨宪益也十分欣赏戴乃迭的聪慧和勇气，“我改学英国文学以后，她也决定放弃法国文学，改学中国文学。当时牛津大学刚开始设置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她是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
尽管这段姻缘并不被双方家庭看好，但两人还是决定结婚，并在山雨欲来的1940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哈佛等英美院校的邀请，接受了沈从文和吴宓推荐，准备回国前往西南联大。
可惜行程艰难，两人取道美国返回上海，又经香港，终于来到了家人所在的重庆。母亲的百般挽留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盛情邀请，让杨宪益无奈之下辞去了西南联大的聘任，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和贵阳师范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杨宪益夫妇不仅结识了许多学者友人，还认识了几位外国朋友，包括日后成为当代西方中国艺术研究泰斗的迈克尔·苏立文。
■ 杨宪益与戴乃迭结婚照
在杨宪益广泛的朋友圈里，有一位诗友叫卢前。经此人介绍，杨戴二人最终来到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梁实秋是馆里翻译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建议下，编译馆成立了单个部门，由杨宪益和戴乃迭领导，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因缘际会，杨氏夫妇从此走上了翻译的漫漫长路，一翻便是半个世纪。
三
1951年，编译馆编制取消，几年辗转后，两人调往北京外文局。杨宪益拒绝了翻译毛选的邀请，全身心投入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尽管杂事繁多、运动频仍，50年代仍是杨宪益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先前翻译的《儒林外史》等作品顺利整理出版，杨宪益后又翻译了许多唐传奇、宋明平话小说、《牡丹亭》《长生殿》等诗剧戏曲作品，并为《中国文学》翻译了大量唐宋诗选。
杨宪益还把许多外国文学翻译成了中文。“我记得我从拉丁文翻译了维吉尔的《牧歌》，从希腊文翻译了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和平》，此外还译出了普劳图斯用拉丁文写的一部罗马喜剧《凶宅》，还有萧伯纳的《卖花女》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等等。”
《鸟·凶宅·牧歌》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古罗马]普劳图斯、[古罗马]维吉尔 著
杨宪益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但是现在林中神女和诗歌都不能使我高兴，
就是你们也没有用，你们这些山林，
我的劳役受苦总不能改变神的心情，
即使我在严寒天气去喝赫伯鲁河的水，
在西董尼地方忍受冬天的雨雪霏霏；
即使我到那高高榆树枝叶晒得干枯的地方，
在巨蟹宫的星座下去到埃息奥庇放羊；
爱情征服万物，我们也只有向爱情投降。
（摘自《牧歌》）
翻译阿里斯托芬的过程颇为有趣。据古希腊文学翻译巨擘罗念生回忆，1954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分会希望纪念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两千四百周年诞辰，致电他说要出版《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因时间紧急，罗老找来杨宪益翻译《鸟》，又找周作人翻译《财神》。周作人日记中写道，他于1月动笔，3月译毕。三人相互校阅，“杨君还是识者，大体尚妥”（6月6日记）。
珀斯特泰洛斯哈！我想出一个专为鸟类的伟大计划，只要你们相信我，你们完全可以实现。
戴胜怎么相信你？
珀斯特泰洛斯 怎么相信？首先不要再张着大嘴满处飞，那是不大体面的；举个例子：在我们那儿，要是你问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那个家伙是谁？”特勒阿斯就会这么说：“他是个鸟儿，轻飘飘的，飞过来飞过去，糊里糊涂的，哪儿也停不下来。”
戴胜骂得有理。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珀斯特泰洛斯你们应该建立一个国家。
戴胜 我们鸟类能够建立什么国家呀？
珀斯特泰洛斯真不能？你说的话真糊涂。你望下看！
戴胜我看了。
珀斯特泰洛斯你望上看！
戴胜我看了。
珀斯特泰洛斯把脖子转过去！
戴胜他妈的，我要是把脖子扭了，才划不来呢。
珀斯特泰洛斯你看见了什么？
戴胜我看见了长空云雾。
珀斯特泰洛斯这儿不是鸟类的中枢吗？
戴胜中枢？这是什么意思？
珀斯特泰洛斯 就是说，区域；在这儿天体运行，一切随之转动，称为中枢。你们占据这里，做起城堡，建立国家，你们就可以像蝗虫那样统治人类，而且就像墨洛斯人的饥荒那样毁灭天神。
（摘自《鸟》）
1960年，杨宪益花了一年时间把荷马史诗之一《奥德修纪》译成了中文。工作之外的翻译成了杨先生肆意挥洒的试验场。他把12110行的古希腊史诗翻译成了晓畅优美的散文体，初版之时还洋洋洒洒地写作了两万多字的译序，考辩荷马其人、创作背景、艺术风格，更提到《太平广记》《水经注》等中国经典中的相似情节。字里行间，依稀可辨当年那位艺高人胆大的志气青年。
《奥德修纪》
[古希腊]荷马 著
杨宪益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且说所有其他英雄这时都已离开战争和海洋，逃脱凶险的死亡命运，回到了自己家乡；只有奥德修一个，苦苦怀念着归程和他的妻子，却被那有魔力的女神卡吕蒲索洞主留在她的山洞里，要他同她成亲；但是岁月流转，上天注定奥德修回到伊大嘉岛的一年终于到来，只是他回到亲人中间的时候，还免不了要受些艰难考验。
（摘自《奥德修纪》）
《地心游记》
[法]儒勒·凡尔纳 著
杨宪益，闻时清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尽管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寄情文学，现实环境却愈发不容乐观。身边老友纷纷入狱或下放，灾祸最终还是降临到两人头上。
1968年4月的一个夜晚，还在对酌的两人被公安带走，一别四年。再回家时，柜橱里已有老鼠安家；院子里的仙人掌看似还立着，但一碰，哗啦一下就化成了灰；还有桌上剩下的半瓶白酒，已经变黄，不能再喝了。
■ 夫妇二人工作照
灾难之后是更深重的灰暗。1968年，杨先生的独子杨烨在英国自杀，身份和视线煎熬得灵魂失了形状。一桶汽油浇下，留下熏黑的书桌和88张手抄诗稿。绝笔处，是英国诗人威廉·亨利的《不可征服》。
经年过后，两位老人谈及往事俱已波澜不惊，唯有丧子之痛，始终留在杨先生最爱听的那首爱尔兰民歌《Danny Boy》里。
四
1978—1980年，外文局出版了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全本《红楼梦》。这个译本被红学家吴世昌先生誉为“几个英译本中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有感于古典名著翻译的艰辛和贡献之大，吴先生特意题诗相赠。
飘泊中年迹已陈，天涯海角若为春。
樽前间煞雕龙笔，梦里空存寄象身。
■ 杨宪益与戴乃迭在吴世昌家做客
《红楼梦》的翻译为几代人津津乐道，但这其实只是先生贡献的冰山一角。早年翻译的《资治通鉴》因编译馆机构变动而中断；之后翻译的《史记》则因当时身份敏感而不予出版。60年代，夫妇两人翻译了大量鲁迅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学院马悦然院士曾说，“鲁迅在20年代,沈从文在30年代就应该走进世界文学。……60年代杨宪益和他的夫人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译成英文，翻译得很好，可惜有些迟了。” 80年代，杨先生任《中国文学》主编，发起并主持了“熊猫丛书”，将《西游记》《诗经》《聊斋》等古典文学和巴金、沈从文、孙犁、王蒙等中国当代文学介绍到西方。想法来自西方的“企鹅丛书”，受欢迎程度亦可与之比肩。
1993年，香港大学因杨宪益“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以及“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2009年，杨老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评语是，“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能企及。”
如斯荣誉于杨宪益而言，不过是“须臾光彩”，也许还是老伙计们更了解他。
像黄苗子说，“与其给他一个文学博士荣衔，不如给他一打威士忌。”
像王世襄说，“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
也像杨先生的自书挽联，“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知耻。”
■ 黄永玉赠画杨宪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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