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後，易中天多次在演講中談到，中華文明上下5000年是個錯誤，不能再講五千年文明史，“上下5000年，是文化；3700年，是文明。文明的起點，是要有考古學證據的。據最新碳14測定，二里頭文化一期（位於河南偃師）年代上限不早於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3700年。”《易中天中華史》，封面上赫然就印著“三千七百年以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
易中天稱，自己在斷代方面，將中華文明分為史前史和文明史，分界在二里頭。二里頭是城市還是聚落有爭議，自己取“城市”說。從二里頭算起，我們是3700年文明史。“因此，我們以後不能說5000年文明史”。
易中天的觀點並不新鮮，民國的時候就有以歷史學家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史學大家錢穆就有言稱：“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胡適更激進，當時就說“東周以上無史”。
西方某些歷史專家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夏商周先秦史，有名的《劍橋中國史》、《哈佛中國史》直接從秦漢史寫起， 不提先秦史或者上古史。
易中天將中華文明5000年 “縮水”為3700年，主要依據是他所謂的一個“國際共識”：即文明的起源以國家建立為前提，而國家建立又以城市出現為標誌。西方一般認為，最早的文明大概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人那裡出現的。易中天的“國際共識”其實就是用西方的標準來套用中國歷史。
易中天說中華民族只有3700年文明作為一個學術觀點，一家之言本無可厚非。易中天的歷史觀錯在太絕對太武斷，說什麼不能再講五千年文明史。易中天你憑什麼認為中華民族肯定沒有五千年文明，考古學的證據是一個動態的變化，民國發現了殷墟甲骨文，現在發現了二里頭，明天會發現什麼誰也不敢保證。
黑格爾認為“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世界歷史首先應從中華帝國說起”，“沒有中國的古老文化，就沒有世界文明”。蘇聯歷史學家司徒盧威在《古代的東方》一書鍾，在關於中國一篇的開頭，就肯定地說：“中國有一萬多年的歷史”。中國的歷史起源本身就是一個迷，需要不斷的研究不斷的考證，輕易下結論，不是一個學者的求實精神。
司馬遷寫《史記》時，從黃帝開始寫，但很難斷定是真是假，於是採取“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即“可信的作為信史，可疑的存疑”的科學態度，秉筆直書，把疑慮留給後人考證。這才是一個史學家的態度。《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每代商王的世系和名字都被殷墟甲骨文所證實；王國維據此判斷，《史記·夏本紀》的記載也同樣是真實可信的。
西方根據神話史詩居然能找到特洛伊，我們為了一個夏朝到底存在不存在都要爭論半天！清華大學歷史教授李學勤曾說： 其實世界上考古遺址的屬性不能夠只設想從文字上來證明， 很多的遺址就沒有文字的證據 例如考古學先驅德國的施裡曼對特洛伊城的發現， 到今天為止， 那個遺址也沒有出過特洛伊這個名字 可是所有人都相信， 肯定特洛伊就在那幾個地層裡面 。
一個民族的文明史不能簡單以城市國家的出現文獻的記載為證，歷史的過程複雜多變，口口相傳未必不是信史。易中天上來就說《尚書》《國語》不可信，史學家為這個問題爭論了幾百年了，也沒有徹底否定其歷史價值。連疑古派顧頡剛推斷《尚書》有些篇章“或者是史官的追記，或者是真古文經過翻譯”，易中天卻輕易否定，可見其易中天的學術態度。
19世紀末，英國學者拉克伯裡提出黃帝是從古巴比倫遷來的。此外，還有人認為華夏始祖是從埃及、印度、中亞來的。易中天則認為女媧的前身是夏娃，夏娃是女媧的前身。易中天真大膽，一下子把中華民族的神話史給改變了，夏娃也變成了中華民族的祖先嗎？不知道易中天從哪裡得來的證據，這麼信口雌黃。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大地5000年文明。良渚古城及之後的陶寺古城作為早期國家的實證，認為它們的“巨型都邑、大型宮殿基址、大型墓葬的發現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區域，已經出現了早期國家，進入了古國文明的階段”。
易中天信誓旦旦文明的起點是要有考古學證據的，而他自己喜歡信口開河，說什麼女媧本身就是蛙，黃帝的母親疑是性奴，中國古代根本沒有堯舜禹。歷史學者最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精神，就是根據已有的事實，材料，去偽存真，易中天嚴重跑偏了。易中天不代表真理，只代表他自己而已，他是姑妄言之，我們就姑妄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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