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影響力之大，令人吃驚。
他有很多學生，後來還分成了不同的學派，其中有幾位還頗為出名。這種情況，在其他大學者中還能約略找到幾個。但是，下面的情況，只能屬於他一個人了——
明代滅亡後，不止一個智者說過：如果王陽明還在，這個朝代就不會這樣了。
日本著名將軍東鄉平八郎並不是學者，卻寫了一條終身崇拜王陽明的腰帶，天天系在身上。
蔣介石撤退到臺灣，前思後想，把原來的草山改名為陽明山。
王陽明是我家鄉餘姚人，當地恭敬地重修了故居，建立了紀念館。但是，全國凡是他活動過的地方，都在隆重紀念，而且發起了一次次“聯動紀念”。
……
——這種盛況，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正常想象。前不久我在電視上看到貴州對他的紀念典禮，參加人數之多，延續時間之長，儀式規模之大，讓我瞠目結舌。
當然，他是明代一位傑出的哲學家，但中國絕大多數民眾歷來對哲學家興趣不大。事實上，除他之外也沒有另外一位哲學家享此殊榮，包括遠比他更經典、更重要的老子在內。很多朋友出於對他的這種巨大影響力的好奇，去鑽研一部部《中國哲學史》，仍然沒有找到原因。
在哲學史上，他並不是橫空出世的孤峰。他的一些基本觀念，並非首創，例如比他早三百多年的陸九淵也曾有過深刻的論述。在宋明理學的整體流域中，還有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等一座座奪目的航標。總之，如果純粹以哲學家的身份來衡量王陽明，他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耀眼。
而且，按照學術慣例，要安頓這樣一個哲學家，一定還會發現他在某些理論範疇如心、理、意、物、事、無、本等概念上的不周全。讀者如果陷入相關的討論，很快就會頭昏腦漲。在頭昏腦漲中，還怎麼來崇拜他呢？
因此，王陽明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一定還有超越哲學史的原因。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他善於打仗，江西平叛，卻又頻遭冤屈，這個經歷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當然，這些都很重要，也很不容易，但細算起來，他打的仗並不太大，他受的冤屈也不算太重。而且這些事情還不像殲滅外寇，勇抗鉅奸那樣簡明通俗，容易讓朝野激動。
我認為，王陽明的最大魅力，在於把自己的哲思和經歷，變成了一個生命宣言。這個生命宣言的主旨，是做一個有良知的行動者。
一般說來，多數君子並不是行動者，多數行動者不在乎良知。這兩種偏側，中國人早已看慣，卻又無可奈何。突然有人斷言，一個人的生命可以克服這兩種偏側，達到兩相完滿，這就不能不讓大家精神一振了。
而且，他提出的行動是重大行動，他提出的良知是普遍良知，兩方面都巍然挺拔。他自己，又是一個重量級的學者兼重量級的將軍，使這種斷言具有了“現身說法”的雄辯之力。
不僅如此，他還以一個哲學家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把這種斷言付之於簡潔明瞭的表達。於是，“斷言”也就變成了“宣言”。
這既不是哲學宣言，也不是軍事宣言，而是有關如何做人的宣言，也就是人生宣言。這樣的人生宣言在歷史上很少出現，當然會對天下君子產生巨大的吸引力。
在王陽明看來，一個有良知的行動者，已經不是一般的君子，而是叩開了聖人之門。因此，這個宣言也就成了入聖的宣言。這一點，對於一切成功或失敗的大人物，也都形成了強大的磁鐵效應。
至此，我可能已經實現了自己的一個心願，那就是解析王陽明產生巨大影響的主要原因。
接下來，就要具體論述他的人生宣言了。
一共只有三條。
第一條：“心即是理”。
不管哲學研究者們怎麼分析，我們從人生宣言的層面，對這四個字有更廣泛的理解。
天下一切大道理，只有經過我們的心，發自我們的心，依憑我們的心，才站得住。無法由人心來感受、來意會、來接受的“理”，都不是真正的理，不應該存在。因此王陽明說，“心外無理”，“心即是理”，理是心的“條理”。
這一來，一切傳統的、刻板的、空泛的、強加的大道理都失去了權威地位，它們之中若有一些片段要想存活，那就必須經過心的測驗和認領。
王陽明並不反對人類社會需要普遍道德法則，但是這種普遍道德法則太容易被統治者、權勢者歪曲、改寫、裁切了。即使保持了一些經典話語，也容易因他們而僵化、衰老、朽殘。因此，他把道德法則引向內心，成為內在法則，讓心尺來衡量，讓心篩來過濾，讓心防來剔除，讓心泉來灌溉。 對理是這樣，對事也是這樣。
他所說的“心”，既是個人之心，也是眾人之心。他認為由天下之心所捧持的理，才是天理。
有人一定會說，把一切歸於一心，是不是把世界縮小了？其實，這恰恰是把人心大大開拓了。把天理大道、萬事萬物都裝進心裡，這就出現了一個無所不能、無遠弗屆的偉大聖人的心襟。
試想，如果理在心外，人們要逐一領教物理、學理、地理、生理、兵理、文理，在短短一生中，那又怎麼輪得過來，怎麼能成為王陽明這樣沒有進過任何專業學校卻能事事精通的全才？
在江西平叛時，那麼多軍情、地形、火器、補給、車馬、船載等等專業需求日夜湧來，而兵法、韜略、輿情、朝規、軍令又必須時時取用，他只有把內心當作一個無限量的倉庫，才能應付裕如。查什麼書？問什麼人？都來不及，也沒有用，唯一的辦法，從心裡找活路。
於是，像奇蹟一般，百理皆通，全盤皆活。百理在何處相通？在心間。
由此可見，“心即是理”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生宣言。
依憑著這樣的人生宣言，我們看到，一批批“有心人”離開了空洞的教條，去從事一些讓自己和他人都能“入心”的事情。
第二條：“致良知”。
心，為什麼能夠成為百理萬事的出發點？因為它埋藏著良知。
良知，是人之為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意識，不學、不慮就已存在。良知主要表現為一種直覺的是非判斷和由此產生的好惡之心。
王陽明還認為，他所說的良知很大，沒有時空限制。他說——
自聖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達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所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
（《書朱守諧卷》）
把超越時空、超越不同人群的道德原則，看成是“天下之大本”，這很符合康德和世界上很多高層思想家的論斷。所不同的是，“良知”的學說包含著“與生俱來”的性質，因此也是對人性的最高肯定。
良知藏在心底，“天下之大本”藏在心底，而且藏在一切人的心底，藏在“自聖人以至凡人”的心底。這種思維高度，讓我們產生三種樂觀：一是對人類整體的樂觀，二是對道德原則的樂觀，三是對個人心力的樂觀。
把這三種樂觀連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以個人之心來普及天下良知的信心。
把“致良知”作為目標的君子，遇到困難就不會怨天尤人，而只會覺得自己致良知的功夫尚未達到，才會出現種種負面現象。負面越大，責任越重。這樣，他一定是一個因善良而樂觀，為善良而負責的人。
在這個問題上，王陽明曾經在天泉橋上概括了四句話：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從渾然無染的本體出發，進入“有善有惡”、“知善知惡”的人生，然後就要憑著良知來規範事物（格物）了，這就必須讓自己成為一個行動者。於是，有了人生宣言的第三條。
第三條：“知行合一”。
與一般君子不同，王陽明完全不討論“知”和“行”誰先誰後、誰重誰輕、誰主誰次、誰本誰末的問題，而只是一個勁兒呼籲：行動，行動，行動！
他認為，“知”和“行”並不存在彼此獨立的關係，而是兩者本為一體，不可割裂。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對這個判斷，我需要略作解釋。
“未有知而不能行者”。我們在日常工作中總是說：“我知道事情該那樣辦，但是行不通。”王陽明說，既然行不通，就證明你不知道事情該怎麼辦。因此，在王陽明那兒，能不能行得通，是判斷“知否”的基本標準。他本人在似乎完全辦不到的情況下辦成了那麼多事，就是不受預定的 “知”所束縛，只把眼睛盯住“行”的前沿，“行”的狀態。
他認為，“行”是唯一的發言者。
王陽明不僅沒有給那些不準備付之於行的“知”留出空間，而且也沒有給那些在“行”之前過於揚揚自得的“知”讓出地位。這讓我們頗感痛快，因為平日見到的大言不慚的策劃、顧問、研討、方案實在太多，見到的慷慨激昂的會議、報告、演講、文件更多得無可計算。有的官員也在批評“文山會海”、“空談誤國”，但批評仍然是以會議的方式進行的，會議中討論空談之過，使空談又增加了一成。
其實大家也在心中暗想：既然你們“知”之甚多，為何不能“行”之一二？王陽明先生讓大家明白，他們無行，只因為他們無知；他們未行，只因為他們未知。
為此，我曾斬釘截鐵地告誡學生：千萬不要聽那些“文藝評論家”的片言隻語。轉頭我又會質詢那些“文藝評論家”，你們從來連一篇小說也沒有寫過，連一篇散文也沒有寫過，連一首詩也沒有寫過，何以來談論如何創作？如果你們還想問津文藝，那就動手吧，先創作幾句短詩也好。
一定有人懷疑：重在行動，那麼由誰指引？前面說了，由內心指引，由良知指引。這內心，足以包羅世界，這良知，足以接通天下。因此，完全可以放手行動，不必絲毫猶豫。
說了這三點，我們是否已經大致瞭解一個有良知的行動者的生命宣言？與一般的哲學觀點不同，這三點，都有一個明確的主體：我的內心、我的良知、我的行動。這個穩定的主體，就組合成了一箇中心課題：我該如何度過人生？這個課題，當然能吸引一切人。王陽明既提出了問題，又提供了答案，不能不讓人心動。
因此，王陽明的影響力，還會延續百年、千年。
雖然意蘊豐厚，但王陽明的詞句卻是那麼簡潔：“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共才十一個漢字。
（文章選自餘秋雨新書《雨夜短文》，天地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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