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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中的“门户”观
学术中有门户，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不仅不是，而且在华夏千余年的学术流变中，“门户”之别似乎成了一种固定的格局，所以才有蔚为大观的子学、经学、玄学、理学、朴学……但有趣的是，如此多的门户，它们又追求着同一种学术境界——贯通和整合。钱穆先生就一直认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神是以“贯通”和“整合”为理想境界的。学术有门户，但又追求着理念相通，这不是构成了一对矛盾了吗？所以章学诚先生针对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治理学术的方法——“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
就我熟悉的红学领域而论，观念之别，门户之辨，由来已久，举不胜举。周汝昌先生曾经为《红楼梦》的文本结构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建章宫千门万户法。《红楼梦》的文本构思奇妙诡谲，穿针引线，伏脉千里，配这样的名字，名符其实。然而，如果用“建章宫千门万户法”来形容当下的红学流派与门户，又是如此的恰到好处。
红学研究需不需要“门户”？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值得商榷。任何一宗学问，当我们想要进入的时候，必定要找一个入口，但就在此时，我们已在不经意间选择了“门户”。所以“门户”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无法回避。
钱穆先生曾说：“道欲通方，而业需专一”，要专一其实就是从“门户”开始的。中国文化浩瀚无边，就算是一宗红学也是博大精深，如此庞大的内容以及纷繁复杂的关联，我们不能轻率地“一言以蔽之”，所以分门别类对于初学者必不可少。
然而“门户”最终通向何处？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然而四部之内又有千门万户，但是所有的门户又呈现出一种特性——相互关联，四通八达。所以在中国主流学术界，学者们理想的学术高度就是“通儒”。通儒的地位远在专家之上。为什么呢？因为通儒要遍及经史子集而各有深入。
对于红学研究者来说，是当“红学专家”还是当“红学大家”，这也是需要我们细细思量的问题。所谓“红学专家”就是专攻红学的研究者，他们对《红楼梦》的思想、结构、语言等无一不精，然而一旦超出《红楼梦》的范畴便无从知晓了。“红学大家”除了熟悉《红楼梦》以外，他的眼光与境界放在了一个“大”字上。何谓大？其实就是一个“通”字。同是研究《红楼梦》，红学专家看到的可能是爱情的悲剧，然而红学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文化体制下的婚姻观；同是研究红学史，红学专家看到的可能是索隐派的稀奇古怪，然而红学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学术流变的内在律动。但是要成“红学大家”又必须要从“红学专家”做起。
问题还需要回到“红学门户”到底通向何处上来！我曾经撰文概述过红学的意义，它就是透视，欣赏，研究，传承中华的文化。同样的理念，红学的门户最终通向的是对中华文化的贯通和整合。以《红楼梦》为立足点，以红学为入口，通向中国文化的经、史、子、集。如果将《红楼梦》比喻成一棵树，我们除了研究这课树以外，还需要爬上树梢眺望森林。
红学研究有门户，这是治理学术的起始点，然而无论是哪一门哪一户都必然要体现同一种精神和学术旨归——融会贯通于中华文化。就如同《红楼梦》本身的特性一样——微尘之中见大千，从一个小小的贾府看到天下世间，观览人生百态。
“门户”与“通户”在学术上永远是相交为用的，只有入“门户”才能达“通户”。只有到“通户”才能更好的认识“门户”。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用一百万字抒写中国红学历史的全程演变，这是“通户”的大手笔；王朝闻先生的《论凤姐》，用三十万字分析王熙凤这个艺术形象的精明干练，言行举止，这是“门户”的极致。然而我们细细拜读这两部著作后，得到的启发是明确了一段从微观到宏观的阶梯式路程，以及其中纵横交错的往来。
红学研究可以有门户之别，也可以有高下之异，然而每一个研究红学的人都应该把握一个“门户”观——以《红楼梦》为纽带，贯通、整合于中华文化。无论从红学中的“考证门”还是“批评门”入手，都必须上通于文化整体，旁通于其它门户，唯有如此才能免于见树而不见林之病，也唯有如此才能彰显红学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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