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聖母院火災之時，特朗普立馬在推特建議，“也許可以進行空中灑水滅火，現在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法國人當然有行動，只是並沒有採納特朗普的生活小妙招，他們的做法是，先搶救出聖母院內的大量文物珍寶，一時搬不出來的，就做好防水措施，最後再升雲梯噴水滅火。
最後尖塔倒塌、建於1220年的木質框架屋頂也幾乎全部損壞，但好在教堂內絕大多數的文物是保住了。據聖母院的牧師弗雷德裡克神父說，所有藝術品都幸得及時轉移，館藏的各種珍寶，包括荊棘之冠等都完好無損。
那麼如今的問題便是，如何修繕巴黎聖母院。這其實是一項一直都在進行中的工作，只是，它遠沒有我們想象中的簡單與樂觀。
1.
上一次巴黎聖母院遭到大規模破壞，是在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中。當時巴黎的受破壞程度尤為慘烈，城裡邊原有的300多座教堂最後只剩了四分之一，且都傷痕累累，其中的巴黎聖母院在1794年甚至淪為了葡萄酒倉庫。此役帶來的破壞可想而知，甚至超過了之前200年風雲變幻的累計總和。
所幸，修復與破壞總是交替發生。大革命導致的大破壞隨即遭到譴責，伴隨譴責的，還有對古蹟的關懷與修復工作。維克托·雨果在1828年開始構思《巴黎聖母院》，為此他常去已在修繕中的聖母院工地收集素材。有人考證說當時的工地上就有個不合群的駝背石匠，或許這位古怪的駝背石匠為雨果提供了寫作的靈感。
正式的系統修復開始於1844年4月，擔任後期修復工程的總建築師名叫維奧勒·勒·杜克，他是“風格性修復”的代表性人物。
何謂“風格性修復”？
在最初的古蹟保護意識覺醒之時，包括雨果在內的一些人都覺得，恢復古建築嘛，主要是恢復它的藝術紀念意義，因此修復方法也很自由，建築師只用自己的主觀想象，完整修好就行，這叫“藝術性修復”。但這樣做的效果，幾乎就完全取決於建築師本人的水平，似乎過於隨意了，遂棄之不用。
維奧勒·勒·杜克對“藝術性修復”的理念作了發展，同樣是建立在建築師的自信之上，但需要根據該建築在鼎盛時期的原形，確定其風格，再延續原建築師的構思，用類似的手法將被破壞的或者同樣風格但本不存在的局部補充完善，修復的是一種建築的藝術美學特色。
這好似對曹雪芹版《紅樓夢》進行補全，要在原作者的寫作風格上，進行相當程度的再創作。
於是維奧勒·勒·杜克在修理創傷、補足缺失之餘，還加建了一個本來沒有而他認為應該有的尖塔。尖塔本在1787年損毀，勒·杜克先是研究了13世紀的殘跡，推導出尖塔的原初形態；又找到損毀的原因，做了結構加強；最後為了和教堂整體具有正確的比例關係，他還將尖塔高度提升13米。
哥特風格的高聳塔尖常被現代人津津樂道，但在當時，被一些建築師們譏諷為巴黎聖母院“難看的尾巴”。勒·杜克加入的石像鬼、他本人的頭像以及另外兩位建築師的雕像，也讓聖母院被評價為“國際博覽會上的假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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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存在非議，但不可否認，“風格性修復”，成為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近一百年來歐洲文物建築保護的指導。
2.
時間流逝，當年的非議之聲卻越來越大。法國派（風格性修復）實際上是用“創作”代替了“修復”，給古建築帶來了極大傷害——這個觀點的音量逐漸加強。
甚至冥冥中魯迅也持相似的觀點，他曾評價說，《四庫全書》因清人篡修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破壞了原書的真實性、可靠性，給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誤導。“反修復”運動的意思也大致便是：文物建築承載的各種信息以修復的名義消失殆盡了。
由此，“英國派修復”站了出來。英國人生性保守，尊重傳統，在建築保護和修復上也秉承了這一風格。
英國派的觀點對比起法國派簡直是另一個極端。英國人羅斯金噴出了最為偏激的唾沫，他在《建築的七盞明燈》的“記憶之燈”中寫，“所謂的修復其實是最糟糕的毀滅方式”，“修復”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就像用死人的骨架做了個人體模型，這甚至是更徹底的毀滅，還不如廢墟來得有意義。
在當時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下，英國派推崇“廢墟美”，迷戀“富有詩意的死亡”，他們保護古建築完全是感性的，將歷史真實性價值置於其他價值之上，要求無條件保存古建築的全部歷史信息，最多加以“日常性維護”。
按照英國派的思路，那麼如今被燒傷的巴黎聖母院也便成了歷史的一部分，用不著加以修復，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尊重歷史古蹟。只是不知道等到物質載體完全消逝的那一天，依附之上的歷史信息將何去何從呢。
而在歷史上很長時間一段時間，法國派與英國派就此吵得不可開交，這時候終於有人來勸架了。他們既不贊成法國派那種創造性的修復，也不贊成英國派對待古建築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
中立的聲音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意大利逐漸系統化，也就有了意大利派。意大利派的修復觀點脫胎於英法兩派，儘可能以中庸的姿態達到了一種平衡。也最終以《威尼斯憲章》，終結了天枰上的拉扯，直到今天，依然笑傲於古蹟保護領域。
3.
然而古蹟修復還真不是一項依照章法就可以按部就班進行的工作。它更像是時人歷史、社會乃至價值觀念的交織，儘管有《威尼斯憲章》存在，依舊避免不了修復過程中出現大量的分歧。
1965年，勒·杜克在一個世紀前修復過的圖盧茲聖塞南教堂需要再度修復。負責第一期修復的建築師珀帕就提出，要把教堂重建成勒·杜克修復之前的式樣，這基本算是對勒·杜克曾經創造性修復的抨擊。但當地民眾其實是反對的，他們更希望保留住勒·杜克曾經添加的新羅馬風元素，那些不已經算是歷史的一部分了嗎。這個“解修復”提案最終還是被批准了，儘管爭議聲滔天。
最典型的現代修復觀念大PK，曾出現在有多國參與的吳哥古蹟修復中。
1993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先後有三十多個國家參與到了對吳哥古蹟的保護中。各國的指導思路皆有不同：有些國家用新材料對本體進行補充，有些國家則認為這樣會破壞遺產的真實性；有些國家選擇對遺址進行加固，有些國家則選擇解體再重建的“解體式修復”……
印度修復的第一個項目便是吳哥窟，但其修復方式是這樣的，據《紐約時報雜誌》描述：“在印度人的指揮下，成百名沒有古蹟修復經驗的柬埔寨勞力，用硬刷子和一桶桶氨水，使勁擦洗那些精美的石雕，彷彿在擦洗廚房的髒地板。” 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嚴厲批評。
除卻這個反例，各國也確實都有著自己的修復風格，不管是用料還是操作方法，相互之間總免不了分歧。不過這些都終究成為了吳哥古蹟所見證的歷史的一部分，人類的殘酷廝殺也好、通力協作也好。
巴黎聖母院也一定會被修復。憑藉安德魯·塔隆教授留下的激光掃描數據，乃至《刺客信條·大革命》出品方育碧提供的數據等等，修復資料方面並不會是大問題。資金也絕不會是最大的阻撓。倒是修復理念之爭，或許會再度出現，成為最以難協調的矛盾。
和年齡相仿的吳哥古蹟一樣，這些所有，終會成為巴黎聖母院所見證的歷史。
主要參考：
何曉昕、羅雋《時光之魅：歐洲四國的建築與城鎮保護》
劉愛河《歐洲三大建築修復流派思想評述》
穀雨計劃 崔瑩《修復吳哥，一場跨越26年的30國搶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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