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編者按郡縣治，天下安。縣域治理與發展，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道長期命題。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地在如何推進縣域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壯大方面，經歷了不懈努力和艱苦探索，湧現出一大批典型。山東壽光，正是眾多典型中耀眼的明珠，被稱為“壽光模式”。壽光模式，不同於率先以工業推動發展、以開發資源促進發展，或者以大城市為依託帶動發展的振興之路，而是通過做大做強農業，培育工業基礎，工農並驅又奠定了服務業騰飛的底蘊。在一個以農業大國、農業人口數量龐大為基本國情農情的國家，如何做好優先發展農業農村的文章，進而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實施鄉村振興，壽光的經驗無疑具針對性和普遍性。
2019年4月2日，一個平常的日子。
凌晨2點，山東壽光地利農產品物流園，從全國各地趕來的蔬菜運輸車已陸續進出，按照日平均交易量，這家國內最大的蔬菜專業批發市場，當天成交量超過1500萬公斤；
幾乎同一時刻，在國內縣級商貿企業中多年位列前茅的山東全福元商業集團有限公司，其遍及壽光各鄉鎮及周邊縣市的冷鏈配送已開始忙碌，這只是年銷售額超過80億元的全福元尋常的一天；
同一天，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美崙80萬噸銅版紙生產線與其他生產線一樣，依然不捨晝夜，24小時分班作業，這家國內最大的林漿紙一體化企業，年銷售額超過280億元。
蔬菜、商貿、造紙，3個不同行業的數字，或許不能簡單地套印在壽光經濟社會的每一個行業和領域，但卻形象地勾勒出壽光經濟社會齊頭並進的輪廓。
這幅藍圖，壽光人秉承敢於創業創新的精神脈絡，至今，已畫了70年。
壽光，地處山東省中北部、渤海萊州灣西南畔，“彌望皆平田息壤，無絕崖倒壑之觀”，屬平原農耕區，中國最早的農書《齊民要術》即出於此。與這一著名的農耕文明歷史傑作輝映的是，今日的壽光，以蔬菜聞名，但不止於蔬菜，其農業、工業與服務消費業緊密地連在一起，彼此促進，共興共榮，成就了一個縣域經濟百強縣的強大內生動力，並由此衍生出縣域經濟發展和實施鄉村振興的經典劇本。
上圖：壽光蔬菜大棚鳥瞰。 右下圖：壽光第一代蔬菜大棚。 （資料圖片）
鄉村“堡壘”與鄉村產業
讀懂壽光，先要“吃透”壽光蔬菜。
壽光蔬菜並非天生而來，但壽光人無中生有、敢於創新的精神傳統已深入骨髓。新中國成立伊始，糧食生產成為主業。那時候，穀子是壽光的大頭，但當地的傳統穀子產量不高。上世紀50年代初，河北培育出新品穀子華農4號。壽光人知道了，馬上引進培育。1956年，華農4號穀子率先從河北落戶壽光，產量比壽光本地穀子提高15%至20%。
從“穀子”精神出發，壽光一路砥礪前行。
壽光，素有“中國蔬菜之鄉”稱號，蔬菜是它最亮麗的一張名片。“認識這張名片，要從王樂義開始。真正開始打造、擦亮這張名片的，王樂義是第一人。”被譽為新時期縣委書記的榜樣、原壽光縣委書記王伯祥，提及壽光的發展，毫不掩飾對王樂義的欣賞與讚美。
王樂義，山東省壽光市孫家集街道三元朱村黨支部書記。2019年3月22日，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見到他的時候，這位78歲的老人，已經連續41年奮戰在村黨支部書記的崗位上。“41年，這份責任扛起來就是沉甸甸的，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歇氣。”精神矍鑠的老書記，說起責任兩字，依然激情昂揚。
1978年9月5日，王樂義被三元朱村全體共產黨員一致推選為黨支部書記的時候，還處於手術恢復期。“我的手術費是公社黨委從黨費中給我交的，是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所以我要活一天干一天，一輩子報黨恩、聽黨話、跟黨走。”這份發自內心的淳樸感情，成為王樂義帶領村黨支部發揮“戰鬥堡壘”作用的源生動力，激勵他始終與214戶三元朱村村民一道戰鬥在追求美好生活的第一線。
黨支部書記的責任很大、很具體、很直接，尤其在那個條件艱苦的年代。王樂義回憶：“上任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找到合適的產業，讓村民儘快擺脫貧困。”上任當晚，王樂義召開村黨支部會議，頭件大事就是樹立黨支部的形象。針對村民最關心的問題，從幹部作風、廉潔紀律、村莊規劃三方面提出約法三章：不許公款吃喝、不許收禮、黨員幹部必須幹在前面。“‘三條約法’”還真管用，很快就改變了村民對幹部的看法。”
形象改變了，產業在哪裡？三元朱村地勢南高北低，東、南、西三面分佈著幾個土層貧瘠的埠嶺，種糧不收、種菜不長。黨支部決定從這裡開始挖窮根。1979年，王樂義請來山東農學院教授李政藝，就在埠嶺上召開村民現場會。李教授說，那是第一次有農民來請他上課，他二話不說就來了，與村黨支部一起做出“東嶺蘋果西嶺桃、南嶺山楂帶葡萄”的種植規劃。此後，黨支部帶頭，春夏苦幹。3年下來，過去光禿禿的埠嶺成了“花果山”，村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此時，王樂義知道，與其他村相比，三元朱村算比較好了，“但沒有長久的產業，終究不行”。壽光當地有種植蔬菜的傳統，也有人建“土棚子”冬天種菜，燒煤，溫度低，收穫沒有保障，起色不大。能不能在大棚上做文章呢？自1986年，王樂義開始連續幾個冬天帶隊外出考察蔬菜大棚。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天寒地凍的時節見到了頂花帶刺的新黃瓜，這可是了不得的東西。王樂義刨根問底，知道了遼寧大連瓦房店的蔬菜大棚裡出這個東西。說幹就幹，苦苦尋找中的王樂義聞到了黃瓜的清香。
“今天的北方，冬暖式蔬菜大棚習以為常了，在當年可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多年之後，壽光市農業農村局幹部信俊仁回憶三元朱村建大棚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信俊仁長期跟蹤蔬菜產業，1985年至1990年正好在三元朱村駐村，對當地蔬菜大棚的前世今生再熟悉不過。
他說，當年三元朱村要搞冬暖式大棚，至少有六道難關：第一關，拜師難，到哪裡去找師傅啊；第二關，誰來種，農民種大田習慣了，不見到果子不會輕易幹；第三關，土地難，人多地少，誰願意拿地來幹從沒幹過的事；第四關，資金難，當時一個大棚6000元，剛吃飽飯的農民誰能拿得出；第五關，大棚建設難，新大棚以往沒幹過，不會建，也沒工具；第六關，管理難，外面氣候變化大，裡面種植要技術，都不會。
王樂義沒有被這些難關難住。找師傅，他去瓦房店三顧茅廬；沒人幹，全村17個黨員幹部帶頭幹；沒有錢，自籌不足的部分他出面貸款；建大棚難，拉鋼絲的緊線機，縣郵電局有，人家不用時他去借，要用時趕緊還回去。就這樣，硬是在1989年8月挖地建棚，當年收穫，一棚子綠生生的黃瓜，一斤賣到10元，17個大棚幹部個個都成了致富帶頭人。
三元朱村開先河，大棚起來了，賺錢了，學的人也多了。身為黨支部書記的王樂義此時做了兩件事，一是村裡17個黨員幹部在村裡分片包乾，教村民搞大棚蔬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二是與瓦房店請來的大棚師傅韓永山一起跑全縣教村民種大棚，“這可是伯祥書記抓的，一個村富了不叫富，得大家都富才行”。縣裡專門成立了蔬菜推廣辦公室，給了他一臺吉普車，到各鄉鎮教建大棚。“全縣34個鄉鎮，除沿海幾個鄉鎮，我跑了27個鄉鎮，有時候一天就跑11個鄉鎮。”當年，壽光縣新建大棚5130個。
就這樣，我國北方冬季普遍存在的吃菜難問題，起於三元朱村，成於壽光市，在一個黨支部書記的率先攻堅中，悄然化解。
攻破了大棚難題的黨支部書記王樂義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壽光，在我的身邊，有一個戰鬥的群體。”王樂義說。
崔玉祿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在壽光市稻田鎮崔嶺西村，226戶村民同樣靠大棚蔬菜為生，不過蔬菜主要出口俄羅斯。記者進村那天，村民崔江元早上才摘了500斤西紅柿賣給村裡合作社。他隨手摘下1個紅彤彤的西紅柿放在記者手裡，一咬，滿口鮮嫩，感覺皮稍厚點。他說，這是專供出口的厚皮西紅柿。
崔嶺西村的蔬菜出口，是黨支部書記崔玉祿的功勞。崔玉祿今年57歲，2002年當選村委會主任前當過外貿經紀人，2007年擔任黨支部書記。他說自己的座右銘就是“把公家的事當成自家的事來辦，村裡就沒有辦不好的事”。而經紀人的眼光和頭腦，使他在產業致富上比別人多了些辦法。2018年，崔嶺西村集體經濟收入360萬元，人均純收入2.8萬元，連續保持稻田鎮“首富”。
在洛城街道黃家莊村，剛從大棚回到自家樓房的村民韋孝忠告訴記者，村裡能像現在這樣好，“得虧有了一位好帶頭人”。他說的好帶頭人，是2014年上任的黨支部書記黃春海。黃春海上任後，分門別類地解決產業發展與村莊環境整治，幾年下來黃家莊村就成為文明富裕村。
在壽光，更多的黨支部書記像一群屹立在鄉村田野的“堡壘”，像一隻只高飛的“領頭雁”，帶領全市975個行政村的村民，一村一品，共興產業，共同富裕，使一個傳統農業大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9249元，高出全國平均水平5000多元。
壽光現代化蔬菜大棚。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瞿長福攝
縣委書記與縣域經濟
一棚蔬菜，從三元朱村出發，點亮的，不僅是王樂義和村民們的目光，也讓時任縣委書記的王伯祥興奮不已。“你們的黃瓜，一斤至少能賣10元。”最先說出這話的，就是王伯祥。“我為什麼關心蔬菜，蔬菜能解決農民的大問題啊，也是縣域經濟發展的突破口。”
在王伯祥眼中，蔬菜是突破口，突破它，就能打開縣域經濟一片天。而這，正是縣委書記的職責所在。郡縣為基，千百年來，縣域的治理和發展，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版圖的重要命題。新中國成立伊始，縣域經濟治理髮展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課題，也是全國2000多個縣區未曾間斷的實踐課題。
如何做好這道課題，壽光人一直在探索。
上世紀50年代，農業生產的最大難題之一就是乾旱，不解決好水的問題，“吃飽肚子”就成問題。對壽光來說，這道考驗很嚴峻。新中國成立初期，壽光一些地方利用土井取水，但土井效率不高。50年代中期，河南省發明的平地打井法啟發了壽光打井創始人黃繼約。經過多次探索，黃繼約找到了新的打井方法——磚管機井。很快，壽光縣委組織專業打井隊，當年打出300多眼磚管機井，隨後逐年打出3000多口機井，緩解了全縣120萬畝農田用水困難。
壽光沒有豐富的資源，自然條件並不太好，經濟總量曾長期靠後，怎麼發展？“這就看你心中有沒有黨、有沒有民、有沒有責？”壽光市委書記林紅玉說，縣域經濟社會的特點，決定了縣委的決策、舉措對縣域經濟的指導性甚至決定性作用。壽光能率先發展起來，關鍵在於有一個強有力的縣委、一位強有力的班長，有王伯祥這樣優秀的“一線總指揮”率先把這份責任扛了起來，激勵全縣人民接續努力，才有了壽光的持續向前。
3月24日，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見到了這位當年的優秀“一線總指揮”。“那時候太窮，老百姓都沒有錢啊，壽光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發展，縣委書記就是要帶領大家解決這個困難的。”談到當年的壽光經濟，已經75歲的王伯祥彷彿又回到當年，“1986年我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農業上因勢利導抓蔬菜市場，典型引路，工商業抓帶頭能人，共同促進，不要一腿長一腿短”。老人很鄭重地說。
從哪裡抓起？王伯祥說，壽光農民素有種菜傳統。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壽光西面有油田，工人得吃菜，農民就把菜擺到公路邊賣，形成馬路菜場。可生意好，公路也堵了，有時候一堵兩三個小時，周圍的老百姓頗有微詞。“不讓賣菜不行，堵塞交通也不行。”王伯祥讓人去調查，結論是，最好的辦法就是劃出地方專門做市場。
這時候，位於路口的九巷村黨支部書記夏紅升主動表示願意拿地建市場。於是，1985年，後來名聲鼎沸的九巷蔬菜市場浮出水面。剛開始10多畝地，其後每年擴大一點，直至2009年因為地域狹小讓位於新的專業市場。
九巷市場，見證了“中國蔬菜之鄉”的發軔成長，也成就了壽光蔬菜的“少年”時期。“我的功勞就是在最初沒有把馬路市場攆走，而是實事求是，因勢利導，建了這個市場。”王伯祥刻意迴避自己的作用。
但壽光人心中有數。“假使當初關閉了這個市場，壽光蔬菜的命運就難以想象了。”壽光市發展改革局副局長盧立男在發展改革系統工作了31年，對壽光的變化如數家珍。他說，正是蔬菜市場的建立和逐步規範，菜農有了更大的希望，才會有源頭對冬暖式大棚的探索，才會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蔬菜鏈條中來，也才會有“中國蔬菜之鄉”今天的成就，“縣委一把手對縣域經濟的作用太重要了”。
壽光地利農產品物流園的早晨，生動地印證了縣委書記的這一作用。在這家總投資26億元的亞洲最大蔬菜市場，每天凌晨2點，來自全國各地的蔬菜交易商已絡繹不絕，蔚為大觀。
3月25日早上6時，22歲的臨沂“菜二代”王瑞金，已經賣出滿滿一車花菜，25噸，當天的價格每斤1.8元。每年11月至次年5月的“花菜季”，王瑞金都會待在地利物流園，5月過後到上海市場經銷花菜。在上海，他和父親一起租了6000畝蔬菜基地。他指著周邊的“菜友們”說，很多人都像他這樣，前面銷售、後面基地。
地利物流園市場部經理孫嚮明是個“老市場”，2009年新市場一開業就從九巷“轉場”過來了。他告訴記者，物流園現在是農產品、農資、種子交易，汽修汽配、倉儲降溫、冷鏈加工、信息交流、檢驗檢測、物流配送於一體，“凡是蔬菜流通需要的，這裡都有”。每天，物流園的流動就業人口過萬，僅蔬菜交易就有本地菜、本省菜、外省菜3個交易區，日交易量最高可達1500多萬公斤，交易額3500餘萬元。“這裡沒有買不到的菜，也沒有賣不出的菜。”他言語中露出幾分驕傲。
以蔬菜為龍頭的農業板塊夯實了、做大了，縣域經濟的基礎就穩定了。王伯祥全縣一盤棋的思路更清晰，意志更堅定。他說，縣域經濟，千頭萬緒，不能鬍子眉毛一把抓。王伯祥的做法是，抓“帶頭人”。壽光市經信局副局長張翾回憶，今天壽光市有三塊“老字號”招牌：農業三元朱、工業晨鳴、商業全福元，代表了壽光市縣域經濟格局。這一格局是上世紀80年代就奠定的，因為壽光市較早就提出了“工業立市、工業強市”的口號，“作為一個內地農業縣，壽光的這一視野更遠”。
晨鳴人用事實為這一視野做了標註。1987年1月，面臨虧損的壽光晨鳴造紙廠迎來了新廠長陳永興，陪同他進廠的，是壽光縣委書記王伯祥。此時，陳永興已經53歲，在臺頭鎮任副鎮長，即將“到點”。“伯祥書記”發現了他的管理才幹，推薦他作為首批破格進入工廠掛帥的人才之一。“當時去企業就是幹事，國營企業也沒有績效，不能發財，是去救企業，去幹活的。”至今，張翾仍然佩服“伯祥書記”的魄力和眼光。
老將陳永興果然不負所望，不到10年就帶領企業躋身國內8大紙廠，引發業界“晨鳴現象”。“他來的時候造紙廠就幾臺小設備，400名員工，年產6000噸紙，入不敷出。來了之後晨鳴幾乎日新月異。”晨鳴集團黨委副書記侯煥才滿懷感情地回憶。當年，侯煥才不到30歲，跟著老廠長乾得很帶勁。
陳永興上任後，先是抓內部改革，一面大膽更新引進設備，當時別的造紙廠很少購買先進設備，晨鳴走在了前頭；一面改變整頓員工拖拉散漫、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接著，推進股份制改革，抓住當時企業股份改革的好時機，促成晨鳴較早成為上市企業。
隨後，陳永興主動走出去兼併重組，使企業快速上臺階，“老廠長的一大功績，就是在別人受不了市場衝擊的時候，讓晨鳴學會了游泳”。
繼任者陳洪國就是率先學會游泳的佼佼者。2018年，晨鳴紙業在董事長陳洪國帶領下，逆勢而上，營業收入達到288億元，連續多年保持行業領先位置。而這一成績，只是壽光縣域的“諸雄之一”。2018年，縣級市壽光，繳稅超過1億元的企業就有14家，其中魯清、魯麗過10億元，巨能、聯盟、晨鳴過5億元。
更遠的視野和思路，帶來了更寬的通路和出路。林紅玉動情地說，幾十年來，壽光從“伯祥書記”抓“能人帶頭”“典型引路”，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抓結構調整，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壽光縣域經濟始終走在持續跟進、持續改善、持續提升的道路上，成為山東縣域經濟“領頭羊”、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並獲得“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全國文明城市”稱號，習近平總書記稱讚為“壽光模式”。
在壽光市稻田鎮崔嶺西村，村民崔江元在大棚裡操作水肥一體化設備。 （資料圖片）
農業優先與產業共興
壽光以蔬菜揚名，但不止於蔬菜。
早在1992年，壽光市就連續三屆躋身“中國農村綜合實力百強縣”。1993年，壽光撤縣設市，被命名為“中國蔬菜之鄉”。2008年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壽光成為全國18個重大典型之一；2018年，壽光成為改革開放40週年全國50個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試點縣之一。
一個農業大縣，唱響的，是一二三產齊頭並進、城鄉文明共同興旺的勁歌。
壽光的實踐，解答了一個農業大國長期反覆探索的現實問題。70年來，各地縣區奮發圖強、孜孜以求的發展道路，就是如何在農業佔大頭的背景下做強做大、做好做優。壽光，在地理位置、種植傳統等方面並不比其他地方更有獨特便利和優勢，但壽光農業較早做出了特色、做成了亮點、做成了品牌，同時也培養了工業基礎，工業的雄起又共同鋪墊了消費產業擴張提升，促成產業共興、縣域壯大。
壽光的成功並不神秘。壽光市市長趙緒春說，這裡有個發展思路問題。如果認為農業可以慢一點發展、緩一點發展，把農業和工業對立起來看，可能農業大縣就會把農業優勢丟了，而農業弱、農村窮、農民苦，工業基礎、商業基礎也不牢靠。
壽光擺脫了這種思路。
壽光市農業農村局局長李秀欣說，壽光對農業的重視很樸實，由來已久。新中國成立初期，壽光很大的精力就放在整治河道、改良土壤上。壽光北部沿海是鹽鹼地，從1950年開始，壽光每年發動群眾引黃灌鹼，並修建起29公里長的防鹼壩。羊口鹽場是一家國有鹽場，46歲的鹽工王國興指著遠處的圍堤告訴記者，聽老鹽工說，羊口鹽場那條圍堤最早就是1958年開始建的，50多公里，“當年可不容易”。
李秀欣說，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壽光同樣是以糧為綱，單一抓糧食，但土質並不適合大田作物，全縣糧食總產一直徘徊在6億斤左右，農村集體總收入不到1億元。1978年後，壽光開始調整種植業結構，1984年全市糧經作物比由原來的8：2調整到6：4，蔬菜種植面積由1979年的8.9萬畝增加到1984年的18.4萬畝。這一調整，就有了蔬菜的逐漸富餘，就有了80年代早期的“馬路菜場”，就有了壽光蔬菜這塊金字招牌在市場上的淘洗磨礪。
不過，壽光人並不認為在農業問題上有先知先覺。“伯祥書記”分析，真要說意識到優先發展農業，當時還沒有認識得這麼深、這麼遠、這麼透，但在實際工作中，壽光有這種自覺，實實在在地抓住了農業這個根本，走了一條符合中國農情、壽光縣情的路。因為我們是農業大縣，大多數人都在農村，“不搞好這個基礎，其他事情也辦不好”。
這種樸素的重農情懷，在時間和實踐的洗禮中，漸漸深入到壽光田間地頭。黨的十九大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對壽光人更是一種巨大鼓舞和激勵。
在田柳鎮現代農業創新園區，記者真切體會到農業這個“重中之重”的分量。田柳鎮位於壽光中部偏北，10萬畝耕地中，有4萬畝蔬菜。當地自然條件並不太好，2018年洪水中很多大棚遭到水毀。田柳鎮黨委書記王桂芝調任不久，她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變一變這種靠天吃飯的行情，“讓現代農業的陽光，照進田柳大棚”。
3月26日下午，陽光滿滿地灑下來，在田柳鎮現代農業創新示範園區，一排高大的蔬菜大棚吸引了記者的目光。走進一間靠路邊的大棚，滿園綠色的藤架上掛滿西紅柿，大棚很長，比普通大棚高，感覺更敞亮舒服。這間大棚的主人——44歲的王張波，也是崔家莊村民。他告訴我們，大棚200米長，最高處7米多，水肥一體化設備，比他自家大棚可強多了。
不過這大棚不是他自己建的，是從園區租的，每年租金3.5萬元，一次籤5年租約。“自己可建不了，這棚得50萬元才建得起。”他說，園區裡農資超市、檢測中心、蔬菜交易市場都是配套的，種子、技術也不用操心，自己負責打理就行。家裡的老棚子一年能收六七萬元，新大棚一年能收20萬元左右，“我是拎包進來，好多人想進來，還進不來呢”。
現代化大棚建起來並不容易。田柳鎮耕地土質不好，大田作物產量不高。王桂芝說，通過摸底調查，覺得建現代農業園區對農民的影響力和指導性更直接，“工業園區有利於集約化，農業也可以搞園區嘛”。他們引進了金投農業有限公司，選擇土質相對貧瘠的3個村1500畝連片土地，以每畝960元年租金與農民簽訂15年流轉合同。公司按統一標準建好大棚，再返租給村民，實行一體經營，既解決了村民建大棚的困難，也有效增加村民收入。
對農業的重視，帶來了“新老農人”的全方位提升。在三元朱村，28歲的新農民王聰回村種蔬菜才兩年，已經有3個大棚。記者走進大棚時，這個兩年前從未種過菜的“農二代”，正在撿拾地上的蔫黃瓜。他弄的是苦瓜黃瓜套種，此時正值黃瓜下架，翠綠的苦瓜已經掛滿秧架，“我也是半個技術員啦”。
稻田鎮崔嶺西村的崔江元，率先搞起了物聯網，棚裡的溫度、通風、灑水、捲簾，手機上就能搞定。他打開手機給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演示的時候，腰上的一串車鑰匙叮噹作響。村黨支部書記崔玉祿說，崔江元家小汽車、農用車就有3臺，不過他家在村裡也就中等收入。
“農二代”的成長、崔江元們的富裕，成為壽光的一道剪影。這道剪影折射的，是蔬菜產業一馬當先，農業率先發展、優先發展，給壽光農民帶來真金白銀，農業農村其樂融融。那麼，蔬菜對二三產業有什麼影響，是更好地支撐多業並舉，或是因“一業獨大”而制約二三產業的張力？
“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農業強起來了，二三產業更有底氣、空間更大。”壽光市發改局副局長盧立男說，僅從蔬菜產業的直接效應來看，它拉動的農資經營和種子市場，就是一個龐大體系。在壽光，你可以找到幾乎所有國內外知名蔬菜種子公司代理商，農業院校和農業研究機構很多都在此設站建場，還不說建大棚、搞物流、中介信息等，壽光的流動人口就是很大的消費市場。“你上午說建大棚，下午就有建築隊開工。”
在壽光凱馬汽車工業園，巨大的現代化汽車廠房昭示著凱馬的業內地位。“凱馬的起家就是因為農村市場需求大。”年過六旬的凱馬汽車創始人、原董事長董宜順，清楚地記得凱馬的發家史。凱馬最初只是一家鄉鎮鐵木加工廠，1992年基於市場變化開始生產農用小三輪、小四輪，直至現在生產大型農用車輛。在凱馬的銷售板塊中，山東是大頭，壽光在縣級市中銷量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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