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影
《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接下来，孟子讲了自己为什么要“辩”，最后孟子又说：“我也想使人心放正、扑灭邪说、抵制偏邪的行为、斥逐荒诞不经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怎能算喜好辩论呢，我是不能不说啊！”
孟子“善辩”否？公都子之问问得好。我也认为孟子“善辩”，读《孟子》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孟子能言善辩。与孔子的“循循善诱”的风格不同，孟子与人对话更多表现的是引经据典喋喋不休和咄咄逼人藐视“大人”的态度。
其实孔子也善辩，只是轻易不辩而已。有个叫微生亩的人对孔子说：“孔丘，为什么这样忙忙碌碌地游说呢？是不是要做巧言善辩的人啊？”孔子说：“我不敢做巧言善辩的人啊，憎恨不好的事物是我的本性啊。”
看看孔子和孟子的问答如出一辙。
孔子曾说，向歪理邪说进攻，那危害就止息了。（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孟子关于“好辩”的解释，也正是孔子回答微生亩的“疾固也”。
陈广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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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我好辩，是他们逼我出手的！
孟子是个雄辩的思想家，连当时号称辩论大师的淳于髡都是他手下败将。弟子公都子问孟子，你为什么整天剑拔弩张和别人脸红脖子粗地辩论呢？
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么？我是不得已啊！人类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时而太平，时而混乱。……现在社会混乱正道衰微，淫邪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随之兴起，臣子杀君主的事有了，儿子杀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为之忧虑，便著述了《春秋》。《春秋》所记载的是天子的事，所以孔子说：‘将使世人了解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了，将使世人责怪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了。’”
“圣王不出现了，诸侯们肆无忌惮，在野人士横暴放纵地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世上的言论不属于杨朱一派便属于墨翟一派。杨氏主张为己，是不要君王；墨氏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的人，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马棚里有健壮的马匹，老百姓却面带饥色，田野上有饿死的人，这无异于驱赶着兽类去吃人。’杨、墨的学说不破除，孔子的学说不发扬，就是要用邪说欺骗百姓、阻止仁义的施行。仁义不行，就是放任野兽去吃人，人们也将互相残食。我为此感到忧虑，所以要规范先圣的道路，抵制杨、墨的学说，批驳错误夸张的言论，使邪说歪理不再流行。邪说兴起在人们心中，会危害人们做的事情，事情受了危害，也就会危害政务。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我也想要端正人心，破除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批驳错误夸张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我怎么是喜好辩论呢？我是不得不如此。凡是能够著书立说敢于抵制杨、墨学说的人，便不愧是圣人的学生。”
原来，孟子的好辩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辩论才能，也不是沽名钓誉得到别人的尊敬，他是迫不得已，是社会环境和历史使命逼他出手的。
孟子一生以传承光大孔子的思想为己任，自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学派闹分裂，一下子变成了八个派别，大家各自为战，让儒家学派逐渐失去了显学的地位，导致儒家在战国思想市场所占的份额急剧减少，这让孟子忧心忡忡。
自春秋到战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来以礼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赤裸裸的利益和血淋淋的掠夺成为社会的通行证。战国又是一个士人崛起的时代，始终怀抱冲破阶层天花板的知识分子们，再也不甘寂寞，纷纷出来靠着舌头游说诸侯，诸子百家蜂起游说之风流行。为了突出自己打击别人，各家学派互相辩难，开启了一个用舌头好勇斗狠的辩论的时代。
儒家在思想市场份额的减少，带来的是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的强势崛起。杨朱学派以极端利己主义为原则，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意识，提倡“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人人管好自己天下自然和谐，这种思想在那个生命如蓬草朝不保夕的时代，相当有诱惑力。墨家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为核心，提倡我为人人的博爱精神，要求人们把爱如天女散花一般撒向全世界，我爱人人，则人人爱我，这在被压迫阶层的老百姓中，很受欢迎。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的影响力强势上升，“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但杨朱学派的“为我”和墨家学派的“兼爱”，与儒家思想的“仁”的“爱有差等”的原则格格不入，在孟子看来，这就是和儒家对着干，这就是找孟子的麻烦。
法家学派鼓吹征战崇尚暴力，对诸侯来说，这比儒家的仁义更有吸引力。商鞅、李悝、吴起的变法，让秦国、魏国和楚国迅速强大，一时间法家学派身居高位风光无二。孟子反对不义战争，主张实行仁政就能天下无敌，而法家鼓吹战争，这就是故意拆孟子的台。
纵横家本身就是靠舌头吃饭，在战国时代更是如鱼得水。他们或主张“连横”，或主张“合纵”，用三寸不烂之舌将诸侯玩弄于股掌之间，以谋取个人私利。孟子主张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低眉折腰事权贵”，在孟子看来，那些风光无限的纵横家就像个“小妾”一样奴颜婢膝，孟子鄙视他们。最关键的是，杨朱、墨家等学派强势扩张，而儒家学派濒临破产、弟子快要跑光，这不能不让以儒家继承人自居的孟子心急如焚。所以他必须出手，维护儒家学说的正当性和正统性，与各家学派展开了全面论战，将这些学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孟子告诉弟子们，以后遇到其他学派，一定不能手软，“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如今与杨家、墨家学说辩论的人，就象追逐那放到山野的小猪，不仅要关到猪圈里，还要把它捆起来。”孟子就是这么狠，把各家学派象猪一样赶进笼子，还要用绳子拴住，防止他们再跑出来扰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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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公都子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为什么说自己“好辩”是“不得已”？让孟子“不得已”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孟子的“不得已”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现分述如下：
一、 禀性使然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的生平事迹，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这篇列传是孟子、荀子的合传，中间还包括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一众战国学术家。关于孟子的生平及著作讲述的不多，其原因主要如司马迁所说是因为“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孟子》一书世多所传，故而不必详论。不过，司马迁还是讲清楚了孟子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著作。关于孟子的学术渊源，司马迁认为其受业于子思门人，而朱熹《孟子章句序》则认为其学出于子思：“孔子之理，大而能博学。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不论其学是出于子思还是出于子思门人，他都是孔门嫡传后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儒家一众后学当中孟子最深得孔子堂奥，能够继往圣，续绝学。孔子死后，儒学分而为八，朱熹于众儒之中特推孟子，以为可以轨迹孔子。他批评荀子、扬子“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朱熹《孟子章句序》），认为只有孟子之学“醇乎醇者也”，是儒学的正宗。作为孔子后身，孟子继承了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有一身“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一种“配义与道”的宏大志气，是一种“至大至刚”的正义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退避的。禀性如此的孟子面对社会的昏乱无序，他不得不仗义执言，彰明仁义，辩明是非。“好辩”是一种性格使然，更是一种人格使然。
二、时势使然
战国之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周纲解纽，群雄并起。纵横游说之风甚嚣尘上，“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这样一个大分裂、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是不讲仁义礼智而重权谋谲诈的纵横家们，他们不以仁义礼让为己任，而以“扶危持倾”、“运亡为存”为要务，“捐礼义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视天下为可予夺之私产，视功勋富贵为唾手可渔之利，例如《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是以圣人从事，必借于权而务兴于时。夫借权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借、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这是一个只讲“权借”、“时势”，而不讲仁义道德的时代。这是一个“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时代。
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孟子禀儒家之正气，浩然欲有为于当今之世，一洗相互攻伐、不讲仁义的纷乱之气，“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于是他先后游说齐宣王、梁惠王之门，大讲其“仁政”、“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想通过游说君王，让君王发施仁政，恢复社会稳定，改变社会风气。但是客观所产生的效果与主观所做的努力相差甚远，孟子的这种以天下为先的社会责任感并没有得到社会认同，反而被误解为“好辩”，对此，孟子只能无奈的叹息一声“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