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一整天，我們都被巴黎聖母院失火的新聞刷屏了。那些我們曾經以為會永存的美好事物，原來如此脆弱，正所謂“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
巴黎時間15日下午，法國象徵性建築物巴黎聖母院發生嚴重火災，塔尖在大火中坍塌，屋頂的三分之二已被破壞，全球網民同步轉播這場人文災難，有大量現場目擊者紛紛下跪唱讚美詩為之祈禱……
後經巴黎消防局確認，巴黎聖母院的大火已經被徹底撲滅。火災原因尚在調查過程中。巴黎檢察院初步排除了人為縱火的可能，確定引發火災純屬意外。根據法國多家媒體報道，火災可能是巴黎聖母院頂樓的電線短路引起的，此前巴黎聖母院正在進行修復工作。有外媒估計，此次火災後巴黎聖母院的修復工作至少需要10年，而期間損失將超過177億元。
巴黎聖母院的大火發生後，在中文世界的互聯網上，不少同胞都聯想到了“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那段歷史。而這也造成了我們面對巴黎聖母院失火事件時，感受上巨大的差異性與複雜性。我們不想簡單地指責、站隊或反駁，在激烈的情緒背後，再次去了解這一段歷史，重新去思考當下的事件，我們才有可能看清表象背後，為何我們仍需要一種屬於人類的更大的共情。
4月16日晚，圓明園遺址公園通過官方微博發佈《文明 不能承受之殤》。
撰文 | 李夏恩
災難背後
止步於鍵盤的的“義憤”？
巴黎聖母院橫遭火劫。儘管受災程度尚稱不上毀滅，但看著那高頎的尖塔在烈火濃煙中倏然傾圮，仍然讓目睹這一慘狀的心靈深深震動。無情的火光映著眼眶噙著的淚水，廣場上響起哀慟的祈禱和輓歌，即使是身在異國他鄉的人們，在得知了這場火災後，也不吝適時拋灑同情與悲憫，投進眼前屏幕上熊熊燃燒的烈焰中——對人類文明史上最美輪美奐的傑作之一橫遭災劫表現出關切和悲哀，乃是人之常情。所謂悲劇，正是將美的事物在人眼前活生生地撕裂破壞。
但在一片悲慼和同情聲中，卻有一種不同的聲音顯得分外刺耳：“我無法同情巴黎聖母院，因為我想到了159年前的圓明園”。平心而論，由巴黎聖母院的火災想到159年前圓明園的災難合情合理。一座是西洋建築的傑作，一座是中國園林的瑰寶，都體現出人類文明對美的卓越追求，而且它們都在一場大火中遭受破壞。後者遭受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滅頂之災，不僅遭到焚燒，更被人劫掠，無數的藝術珍寶散落在世界各地，經歷一個半世紀的風霜雪雨和偷盜破壞終於讓它淪落成現在這般僅存的殘磚斷瓦。如果說巴黎聖母院的火災尚可補救，那麼歷經災劫的圓明園卻繁華落盡，永不復焉。想到這些，確實更令人哀慟。
大火中的巴黎聖母院，塔尖折斷的一瞬間。
按理來說，既然本國的文明瑰寶也遭受過如此災劫，就應當更會對同是文明瑰寶的巴黎聖母院的遭際感同身受。但遺憾的是，這種聲音卻喊出的是“無法同情”。並且理由顯得相當義憤填膺：當年英法聯軍燒燬了我們的圓明園，所以今天巴黎聖母院被燒燬是天理循環，一報還一報。一些更激進的聲音甚至對巴黎聖母院的火災大聲喝彩，意猶未盡：“當年侵略中國的是八國聯軍，現在還有七國，一個個等著吧！”
這種幸災樂禍的喝彩，著實讓人不寒而慄，幸而這些聲音從未突破網絡留言成為現實，不然英國的西敏寺、德國的無憂宮、俄羅斯的克里姆林宮和日本的東大寺等等享譽世界的文明瑰寶都難逃報仇心切的激進分子辣手荼毒。不得不說，縱觀歷史，中國人在毀滅宮殿上的才能可謂出類拔萃，從項羽一把火燒掉的阿房宮，到被黃巢蹂躪的大明宮，再到金人鐵蹄下化作芻牧的東京汴梁皇宮和如今只剩一片地基的南京明故宮遺址，乃至被砸成兩段的孔子墓碑，考慮到國人對自己的文明瑰寶尚能下此狠手，那麼這種幸災樂禍的喝彩倘使付諸實踐，恐怕整個西方文明的瑰寶都不夠當復仇烈火的柴禾。
當然，這只是一種最極端的情況。對絕大多數幸災樂禍的人來說，巴黎聖母院的火災不過是發洩他們日常煩怨中無明業火的靶子而已——沒有哪種宣洩仇恨的方式比對千里之外的一場火災叫好喝彩更安全更於己無害，何況宣洩仇恨的理由還是距今足有一個半世紀的國恥記憶，更是又英雄又穩當。畢竟，在現實中，發佈這些義憤填膺言論的人未必有燒掉一隻LV包包的勇氣，他們的所謂“義憤”也僅止步於鍵盤而已。
“義憤”的背後往往是無力改變現實的怯懦與自憐，這種解釋或許是對那些幸災樂禍的言論最合適的回應。但火燒圓明園這個歷史概念卻一次又一次地與巴黎聖母院的火災相提並論，並且成為網絡上熱議的焦點，這種現象背後的集體心態卻值得認真思考：為何巴黎聖母院的火災會以復仇的方式引出火燒圓明園的記憶？為何他們選擇的不是對人類文明遭受災難的同情，而是仇恨與報復？他們真的瞭解進行類比的兩個對象巴黎聖母院與圓明園在歷史上的真正價值和意義嗎？
在翻看這些網絡言論時，有一段看似理性的話特別值得深思。這句話在開頭部分對巴黎聖母院的火災表示深切同情，因為中國的文明瑰寶也遭受過同樣的災難。但接下來又提醒讀者，不要忘記159年前圓明園之難時，中國人的“獨自痛心”。
比起前面列舉的那些激進的言論，這段話顯得平心靜氣，只是巧妙地點出人們在同情心上的不公不平——159年前火燒圓明園的災難只有中國人獨自痛心，而如今巴黎聖母院的火災卻引起全世界悲慟——從而激起讀者胸中的不平之氣。但這句話確實有意無意地說對了一點：在歷史上，對當時的人來說，巴黎聖母院和圓明園確實喚起的是截然不同的情感。
巴黎聖母院與圓明園
人民的聖堂與帝王的私園
“自不待言，巴黎聖母院至今仍不失為巍峨壯美的建築，然而，她年事已高而風韻不減，但是目睹時光和人公然藐視奠定第一塊基石的查理大帝，藐視放上最後一塊食材的菲利普·奧古斯都，同時肆意毀損和肢解這座古老的豐碑。我們怎能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在我國教堂的年邁王后的臉上，每一道皺紋都伴隨著一道傷痕。‘Tempus edax，homo edacior’（時光貪婪，人更貪婪），這句拉丁文，我想譯為‘時光盲目，人則愚昧’。”
維克多·雨果飲譽世界的名著《巴黎聖母院》中的這段描述，可能正是巴黎聖母院帶給中國人的第一印象。在照片尚未普及的20世紀初，這部小說的譯本就以《活冤孽》之名登陸中國，讓無數渴望成為“中國囂俄（雨果舊譯名）”的青年讀者們，記住了這座當時被譯為“老駝丹禮拜堂”的巴黎聖母院。這裡是卡西莫多和艾絲美拉達悲劇愛戀的戲劇舞臺，也是雨果筆下俯瞰巴黎芸芸眾生的瞭望塔。誠如雨果所言，儘管盲目的時光和愚昧的建築藝術家們在這座“石頭譜成的波瀾壯闊的交響樂”中留下了“野蠻的痕跡”，但它卻仍然是一座令人景仰的豐碑，因為那些歲月和人為的磨蝕和破壞，固然改變了它原初的樣貌，但也將芸芸眾生的經歷和情感鐫入它的磚石之中，不同時代的人們按照自己對這個時代美的理解，賦予它新的樣貌，就像雨果所總結的那樣：
“它像巨人時代的遺蹟，像埃及金字塔和印度高大的佛塔那樣，標明建築藝術最偉大的作品，主要不是個人的創造，而是社會的創造，主要不是天才人物的靈感，而是民眾勞動的成果。最偉大的建築，是民族留下的財富，是世世代代的積澱，是人類社會不斷昇華的結晶，總而言之，這是相疊的生成層。時間的每一浪潮都覆上一片衝擊，每一種族都為大廈增添自己的一層，每個人都奉獻一磚一石。這是海狸所為，蜜蜂所為，也是人類所為。”
法國作家雨果。
雨果抓住了巴黎聖母院最本質的一點：它是由一代代民眾建造起的人民的聖堂。“時間是建築師，人民是泥瓦匠”。這不僅僅是小說家的抒情，從史實文獻中看也是如此。1163年，巴黎聖母院肇建時的主持人莫里斯·德·休利主教和奠基人亞歷山大三世教皇，確實都是位高權重的煊赫人物，但在建造的一個世紀中，為它實實在在添磚加瓦的卻大都是一個個普通人。捐助建造經費的人中固然不乏王公主教，但更多的是許許多多的普通市民。捐助者中甚至包括一群巴黎妓女。但她們小心翼翼地向主教提出呈請，詢問自己出賣色相所得金錢可否加入到這一高尚的事業中時，得到的回答是“可以，但要秘密進行”。畢竟，得到耶穌基督親自垂憫的女性抹大拉的瑪利亞出身也是一位妓女。
因此，從一開始，巴黎聖母院就不僅僅是一座獻給“我們的女士”聖母的神聖宮殿，而是一座面向所有人開放的世俗公共場所。虔誠的信徒來這裡尋求上帝的慰藉，向神甫懺悔自己的罪過。朝聖者和遊客也可以在這裡觀賞到美輪美奐的雕塑和玻璃窗，瞻仰存放傳說中耶穌基督荊冠的聖物篋。在百年戰爭中巴黎遭受包圍的殘酷歲月裡，巴黎聖母院又成為一座避難所，庇護那些無辜市民免遭虎狼之師的荼毒。只要想象一下兒卡西莫多高呼“聖地！聖地！”將艾絲美拉達從虎口中救到聖母院中的情景，就可以理解教堂的避難權在亂世之中，對普通人來說有著何等珍貴的意義。
大火前，夜幕下的巴黎聖母院。
當然，巴黎聖母院對民眾的意義不止於此，就像歐洲的許多教堂一樣，巴黎聖母院前特意修建了廣場，既是節慶日民眾集會遊行的場所，也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幾個世紀以來，巴黎的所有道路都是從聖母院廣場開始計算距離。巴黎的市民經由條條道路從四面八方匯聚到這裡，在廣場的市場上交易商品，在商鋪裡討價還價。在這座神聖殿堂庇廕的角落裡，甚至還提供滿足肉慾的特殊服務，一位16世紀的瑞士醫學生曾經不乏諷刺地寫道：“大教堂是縱情聲色的地點”，廣場一角的格拉迪尼街是經過國王御筆批准的合法紅燈區，鶯歌浪語與教堂鐘聲交相呼應，虔敬與慾望在這裡同時得到昇華。
人們生活於茲，享樂於茲，也死於茲。由巴黎聖母院主教開設的主宮醫院，在數個世紀中都是巴黎的中心醫院，到17世紀，大約三分之一的巴黎人都在這所醫院中去世。為這些亡者在臨終行終傅禮的，正是聖母院和周邊附屬教堂的神甫們。而許多年前，也是他們為巴黎呱呱落地的嬰兒施行洗禮。
巴黎聖母院不僅看顧人們的生死，慰藉信徒的靈魂，庇護他們的安全，維繫他們的生活，它也是知識的來源。享譽世界的巴黎大學，正是發端於巴黎聖母院的主教學校。13世紀的巴黎被稱為“中世紀的雅典”，端賴以聖母院為基礎的巴黎大學帶來的赫赫聲名。香檳的威廉是巴黎聖母院主教學校的第一位校長，他鼓勵學生尋求知識的拓展，奠定了巴黎大學成為知識中心的基礎。而將它推上西方學術中心地位的，則是富有傳奇色彩的士林哲學一代宗師阿貝拉爾。1103年，這位遭受異端非議的教士來到法國，是巴黎聖母院慷慨地接納了他，讓他登上講席宣講自己的觀點。儘管他的觀點幾乎全盤推翻了首任校長威廉的全部理論，但他無礙的辯才卻吸引著各地的學生紛至沓來。他的學生數以千計，即使從最世俗的角度來看，他也培養出了一位教皇、19位紅衣主教和50多位各國主教。巴黎聖母院也為這個蓬勃興起的知識中心提供庇護，在中世紀嚴苛的宗教氣氛中保障這裡具有相當的學術自由。在這種熱愛知性的氣氛下，學生和教師組成了學術自治組織，最終在1215年獲得了教皇英諾森三世頒佈的特許狀，承認大學在探求真理的領域擁有學術自由的特權，而這也成為了今天全世界大學中擁有學術研究自由的基礎。
聖母院在八百年間已經用它的歷史證明了自己在民眾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再歷數它所見證的那些重大歷史事件似乎已經顯得有些多餘：法國的民族英雄貞德在這裡平反昭雪、啟蒙運動的驕子盧梭將他的懺悔錄手稿藏在了聖母院的主祭臺之內，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者在這裡向理性女神頂禮膜拜，拿破崙在這裡舉行了輝煌的加冕儀式，將皇冠親手戴到自己頭上，從納粹手中拯救法國的戴高樂也在萬眾的哀悼聲中，在這裡走完了他在塵世的最後一程。
《巴黎聖母院》電影劇照（1956）。
因此，卡西莫多和艾絲美拉達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凡夫俗子作為主角，在這裡上演他們的悲歡離合，才不會讓讀者感到有絲毫違和。畢竟在過往的數百年歲月裡，往來於這裡的，就是雨果在本書開篇中所細細描摹的那些短衣短襖、千面百態的巴黎市民。巴黎聖母院是屬於他們的地方。就像雨果在書中所描繪的那樣，氣喘吁吁地遊客登上聖母院的鐘樓，放眼望去，“只見密密麻麻的屋頂、煙囪、街道、橋樑、廣場、尖塔、鐘樓，不禁眼花繚亂。萬物紛至沓來，一齊映入眼簾”，那是從中世紀以來累積了數個世紀的人們的情感，都聚集在這座建築物上，以至於很難想象，如果這座屬於人民的聖堂有一天真的像雨果書中悲觀預言的那樣從地球上消逝，那將會在人們的心中留下怎樣巨大的空白。
維克多·雨果《巴黎聖母院》卷首插圖，1831年。
舊明信片中的巴黎聖母院。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稱這些塔樓上的怪獸形狀奇怪，但卡西莫多比它們更加奇怪。
與之相比，提到圓明園，除了百年國恥的殘垣斷壁之外，能想到的恐怕就只有皇帝昔日在這裡奢華的逸樂生活。你無法找到任何一部像《巴黎聖母院》那樣以普通人作為主角的文學作品，唯一能讓人想到的是熒幕上的甄嬛，以及她在後宮的爭鬥。
清代民眾對圓明園的情感，自然很難說像巴黎民眾對巴黎聖母院那樣豐富親切。對於這些生活在帝都北京的平頭百姓，這座覆蓋在西郊的龐大園林，是他們終生連想都不敢想的神秘存在。硃紅色的宮牆和明黃色的琉璃瓦彷彿是時空的屏幛，將平民百姓的生活與帝王的起居劃分為兩個幾乎完全隔絕的世界。從留存至今的《圓明園四十景圖》和當時宮中傳教士繪製的版畫中，我們誠然可以看到一座美輪美奐的園林建築，但這種令人瞠目的美，只是特供帝王一家獨自享用，與廣大百姓毫不相關。相反，為了供養帝王在圓明園中的吃穿用度和這座皇家園林的踵事增華，還要從百姓頭上榨取賦稅來滿足皇帝某個早晨突然產生的一個念頭——譬如在園子中修建一座新的亭臺樓閣，都所費不貲。不妨隨意從檔案中拈出一條用以證明。1768年8月14日，內務府總管三和在給皇帝的奏摺中，開列了將圓明園中的一幢小建築“韶景軒”油飾彩畫翻新所需各項銀兩，數字令人驚訝，“除出運渣土、清理地面實用現工未經估價外，按例約需工料銀六千八百三十三兩五錢二分七釐”。內務府的另一份奏摺則提到了1759年整修著名的“方壺勝境”花費的銀兩，高達一萬二千四百十七兩九錢九分八釐，而這同樣僅僅是油飾彩畫修理的費用。當想到一箇中國普通農民來說，七兩銀子就是他一年的所得收入，皇帝在圓明園中毫不吝惜的鉅額投入就更讓人瞠目結舌。
耗費民脂民膏修建成的至美園林只供皇帝一家獨享，而負責出錢的平民百姓卻不允許越雷池一步。即使是對那些朝臣權貴，這一點也不例外。1749年，乾隆帝下令，親王入園隨駕，只允許帶兩名隨從。而從外面入園做工的匠人，則必須要先在園子門外唱名，接受最細密嚴格的審查後才能進入園林。但縱使如此，也不能隨意遊覽，只能被安排在特定的地點做工。內務府也制定了嚴格規定，對園戶定期進行清理，將那些年老無用或冒名頂替之輩攆出園林。
即使是在圓明園中執役的太監，也不能隨意在園林中活動。1744年，乾隆帝偶然看到一名太監倚在欄杆上休息，便勃然大怒，將其發落到總管太監處重責四十大板。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皇帝為了彰顯自己軫念民生勞苦，所以特意在圓明園裡安排了一片麥田。結果這一年突然發現“春麥稀竦，甚屬微弱”，這本來很可能是天時不利，但內務府的高層官員們卻認定是農戶偷奸耍滑，於是這位負責耕種麥田的農戶倒了大黴，被重責三十大板——他們只是皇帝的僕役，存在的意義是保證皇帝在圓明園的起居生活愉悅舒適。園中的美景和奇珍異寶自然與他們毫無關係。
因此，挑明這一點儘管顯得有些尷尬，但對生活在周圍的普通百姓來說，圓明園遭到英法聯軍洗劫焚燬的那天，很可能是他們祖祖輩輩有生以來頭一次見到這座皇家園林內部的情景。這座園林從肇建之初就與平頭百姓毫無關涉，百姓自然也不會對它生出任何關切或是愛護的特殊情感。所以，當英法聯軍佔領圓明園後，很快就見證了最荒誕的一幕：火燒劫掠這座美輪美奐的皇家園林不僅沒有引起中國民眾絲毫的悲傷哀慟之情，反而激起了他們趁火打劫的快意。
“一報還一報”
復仇、廢墟與“國恥”的誕生
“下午，周圍的屋宇有多處地方著起火來，我和兩名軍官前往視察，發現有中國人在放火，皇家御苑大門敞開，所有人顯然都在趁火打劫，我為自己的後知後覺懊喪不已”，一名叫阿爾芒·呂西的法國軍官在10月7日寫給家人的信中描述道。幾乎所有英法聯軍佔領者的記述，都並不諱言自己參與了劫掠圓明園的事實。儘管搶劫縱火對自詡文明人的英法人士來說都是不齒之舉。但當時，他們卻相信自己這樣做乃是復仇的正義之舉。就像今天在網絡高呼巴黎聖母院的火災是對159年前火燒圓明園的一報還一報的網民一樣，英法聯軍將自己火燒劫掠圓明園的行為同樣解釋為一報還一報。這是清廷將談判使節無理扣押拘禁和將戰俘虐待致死的報應。進入北京的聯軍找到了之前被扣押的談判使節巴夏裡和威妥瑪一行人，發現他們被打得遍體鱗傷，餓得奄奄一息，同時，他們還看到了十八具慘遭砍頭的屍首，手腳捆綁，肢體殘缺，證明他們生前遭受了殘酷折磨。法國軍官喬治·德·克魯勒記錄下了一名死裡逃生的人質埃斯卡拉克的遭遇：
“當他再次見到歐洲同胞時，雙眼露出驚恐的表情，既說不出話，也認不得任何人。四名和他一起被俘的法國士兵也面目全非，當時，任誰看到他們，都會誤將他當成跟在聯軍部隊後面劫掠的那夥中國匪徒……他的手上原來被繩索捆住的地方有兩道明顯的傷口，馬上就要潰爛了，由於繩子勒得太緊，皮肉已經脫落，雙手和前臂的骨頭都露了出來，再也無法正常活動了，手指也根本動彈不得。”
這還是最幸運的情況，其中三名英國俘虜在死前遭受的酷刑，尤其為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提供了正當的報復理由：
“為了讓捆綁俘虜的繩子縛得更緊，每天都有人用涼水浸溼麻繩，待水分慢慢風乾，繩子就會越來越緊，人質手腕上的傷也自然越來越重。俘虜們還活著的時候，傷口就已經生出蛆蟲。受盡痛苦折磨的諾曼、波爾比和安德森在斷氣前身體已經嚴重腐爛，最終命喪黃泉。沮喪、瘦弱的波爾比最先斷了氣。強壯、堅韌的諾曼堅持了一段時間後，也死去了。臨死前渾身傷口都已潰爛，爬滿蛆蟲。據說，他死前因承受不住痛苦，懇求身邊一個錫克騎兵用牙齒咬開已經深陷肉裡的繩索。騎兵答應了他的請求，幫他咬繩子。就在幾乎咬斷之際，被一個獄卒發現了。為了讓他記住教訓以後不再做類似事情，那獄卒竟用藤條將他活活抽死了。”
俘虜遭受的殘忍虐待坐實了西方人對中國是野蠻酷刑帝國的成見。就像這位軍官在回憶中所說的“對於中國人犯下的種種罪行，我們認為攻佔皇宮給他們以嚴懲遠遠不足以平息我們心中的怒火。每個人心中都充滿憤怒和惡毒的詛咒。很快，比我們無情的英軍就把這些詛咒付諸行動了。”
周武發老師作品。 圖片｜圓明園遺址公園官方微博
復仇勢在必行，這一點英法雙方都達成一致。但在復仇對象的選擇上，雙方卻出現分歧。很多後世學者引用法軍統帥蒙託邦將軍的自述，證明法國人對燒燬圓明園不以為然，視為對美的褻瀆，“這是於一個文明民族不相宜的報復行為，因為它破壞了在數世紀期間受到尊重的那些令人讚賞的建築”，但這很可能只是回憶錄中的事後追悔。因為在這場復仇對象的爭論中，法方表現出的態度更加強硬。法國公使葛羅男爵主張搗毀北京和紫禁城，在他看來，“摧毀圓明園這處沒有設防的園林無助於復仇，因為此舉對令我們深感悲哀的殘暴事件於事無補。如果能在搬出檔案後摧毀全部北京的皇宮，將比燒燬遊樂宮更具有報復性”——所以，如果法國人的態度佔了上風，那麼我們今天哀慟的恐怕就不是圓明園而是紫禁城了。
但英方的額爾金卻盡力說服葛羅男爵，報復的對象應該是中國的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員，而不是無辜的北京百姓，所以燒燬沒有無辜百姓而只是皇帝私人享受的圓明園，才是恰當的復仇之舉。另一位英國軍官沃爾斯里對這套復仇理論解釋得更加透徹：“燒燬圓明園是一個報復行動，也是鑑於當時的形勢，希望通過此舉達到所有的目的。當地百姓一直對我們很友善，他們對當政的朝廷也沒什麼感情。他們的統治者才應該為謀殺俘虜一事負責。但要求他們賠償一大筆錢，這筆錢最終還是要轉嫁到老百姓頭上；要他們交出謀害俘虜的兇手，他們可能只會拿幾個無辜的小官來頂罪，懲罰這些替罪羊是不公平的……燒燬皇帝最珍愛的住處是證明我們強大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會讓中國的百姓明白，他們的君主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觀念是多麼荒唐。”
在事後，額爾金寫給葛羅男爵的信中宣稱：“這不僅僅是復仇，更是正義之舉，雖然提議由我提出，但我並不後悔。”反倒是之前主張燒燬紫禁城的葛羅男爵望著“熊熊大火吞噬的宮殿”，感到“我的心都碎了，如果我事先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我會拒絕這麼幹，即使給我幾百萬法郎”。額爾金後來為自己所作的決定感到震驚，逢人便解釋“我不是竊賊”。
圓明園遺址。圖片｜圓明園遺址公園官方微博
無論事後怎樣追悔，火燒圓明園的罪行卻是無可挽回，也無可辯駁的。但之前提到的那段荒誕的插曲，就在此時奏響了。蒙託邦將軍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相信我在前文已經提到過英法聯軍後面跟著一群強盜，我們朝他們開槍迫使他們遠離我們的營地。越接近北京，強盜的數量就越多。這座大城市裡的所有賤民都來了，還有很多窮人通過圍牆的缺口闖進圓明園。他們搶劫了好幾處地方，帶走了大包小包的珠寶。我們的士兵發現了這群強盜之後。守住他們的出入口，截下了他們偷盜的寶物……這些中國人搶走寶貝後會把贓物賣給京城裡的商人。部隊離開這座城市之後，他們便會迫不及待地把所有寶貝以低價出手。因為他們害怕被人發現自己手裡有這些皇家珍寶。不少中國官員趁機低價收購了很多藝術價值極高的珍品。”
蒙託邦將軍的說辭聽起來像是為手下貪婪劫掠圓明園的自我辯護。但許多中方的記錄也證實了這一點。恭親王奕訢在奏疏中寫道“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勢聚眾搶掠，似此情形，令人切齒痛恨。”李慈銘在10月11日的日記中也寫道：“聞圓明園被夷人劫掠後，奸民乘之，攘奪全物，至挽車以運，上方珍秘，散無孑遺。前日夷人退守，兵稍敢出御，擒獲數人，誅之。城中又搜得三人，一懷翡翠碗一枚，上飾以寶石；一挾玉如意一方，上有字一行，為子臣永瑆恭進；其一挾成皇帝御容一軸”。王闓運在作於十年後的《圓明園詞》小注中則稱“夷人入京，遂至園宮，見陳設巨麗，相戒勿入，雲恐以失物索償也。乃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等於是將縱火的罪魁歸咎於居住在圓明園附近的百姓。66年後，一位叫陳文波的歷史學者訪問到當年在圓明園充當清道夫的77歲老人陸純元，這位親歷者的回憶，則證實了王闓運所云並非虛構：
“比聞上既往熱河，自八月中秋之後，園內恐慌，往往徹夜出入，管園大臣亦不能統轄；至二十二日夜，英法兵即入園大掠。其實，當地人已先縱火焚掠，於是洋人繼之。掠之所至，焚亦隨之，至為慘淡。”
《火燒圓明園》電影海報。
看來忙於趁火打劫的百姓恐怕無暇感受悲哀和憤怒。唯一獨自痛心的只有皇帝本人，聞聽圓明園被焚燬的消息讓他感到“曷勝憤怒”。但這並非是因為他因國恥而心懷義憤，而是因為“夷人”褻瀆了他作為至高統治者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損毀了他心愛的私人園林，這是對他個人和皇室的羞辱，但皇帝的一家之仇，自然不能上升到國恥的地步。而對那些趁火打劫或是冷眼旁觀的百姓來說，指控他們麻木不仁或是品性惡劣同樣是一種苛責。就像那位英國軍官所說的那樣，他們對當政朝廷沒有什麼感情，專制統治以天下為一家一姓的私產，它只培養順從和忍耐，當侵略者來到時，專制統治下臣民的經驗，只會驅使他們把對前朝的順從移到新主子身上而已，如果可以的話，再借機為自己撈上一筆就更加快然自足了。
在這種思維下，即使看到相同的事物，也未必能發生聯想，感同身受。1871年，一名叫張德彝的年輕官員作為特使隨從前往法國。他很可能是第一個親眼看到巴黎聖母院並將其記錄下來的中國人。在日記中，他將巴黎聖母院稱為“那歐他達木禮拜堂”。6月7日上午，他與特使崇厚一同前往巴黎聖母院參加達爾布瓦主教的葬禮。“堂高數十丈，寬十丈，深二十餘丈，白石建造，中立天主十字”，是他對巴黎聖母院的第一印象。此時巴黎剛剛經受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之戰的雙重蹂躪，兵燹焚餘，處處殘垣斷壁。不僅巴黎聖母院遭受重創，就連法國王宮也被普魯士軍隊焚燬，“樑柱無存，只剩破壁頹垣，荒涼無限”。考慮到此時距離英法聯軍入侵才不過十年之久，如果聯想到火燒圓明園的慘劇，甚至高呼法國王宮遭受如此摧殘，乃是一報還一報，似乎也很是正常。但張德彝卻絲毫未提及圓明園的隻言片語，這種缺失足以證明一點，即使是在與皇帝關係匪淺的官員眼中，圓明園遭到焚燬，也已經成為了過去式。
《圓明園四十景圖》之一，《正大光明》。《圓明園四十景圖》為清乾隆年間宮廷畫師沈源、唐岱，根據圓明園著名景群繪製的絹本彩色四十景圖，由工部尚書汪由敦楷書乾隆帝所作四十景題詠。乾隆帝對這幅圖的題詞是“園南出入賢良門內為正衙，不雕不繪，得松軒茅殿意。屋後峭石壁立，玉筍嶙峋。前庭虛敞，四望牆外，林木陰湛。花時霏紅疊紫，層映無際。勝地同靈囿，遺規繼暢春。當年成不日，奕代永居辰。義府庭蘿璧，恩波水瀉銀。草青思示儉，山靜體依仁。只可方衢室，何須道玉津。經營懲峻宇，出入引良臣。出入賢良門扁額，皇考御筆也。洞達心常豁，清涼境絕塵。常移雲館蹕，未費地官緡。生意榮芳樹，天機躍錦鱗。肯堂彌廑念，俯仰惕心頻。”
至少在有清一代，圓明園的毀滅只是一段往事。這片殘垣斷壁，除了少數文士會將其作為憑弔懷古的對象之外，幾乎就被人遺忘了。對尋常百姓來說，雖說它已經失去了皇家園囿的神秘感，但仍然是一片不可隨意履足的皇家禁地。即使是像李鴻章這樣的當朝權貴，也因為私自前往圓明園廢墟遊覽而遭到懲罰。可以說，圓明園是一片從記憶到現實中都被禁止的廢墟。
真正將這片廢墟從遺忘的深谷中打撈出來，並且賦予國恥象徵意義，是20世紀以來的革命風潮。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便是終結了數千年的帝王專制政體，讓民眾意識到朝廷與國家並不相等。1901年，旨在宣揚革命思想的《國民報》的雜誌在發刊文中寫道：“中國之無國民也久矣，馴伏於二千年專制體制之下，習為傭役,習為奴隸。始而放棄人權，繼而自忘其國土，終乃地割國危”。愛國的真正方式不是對朝廷的盲目順從臣服，而是敢於起而反抗戕害這個國家的一切邪惡勢力，無論是外來的侵略者還是統治這個國家的朝廷，它們對這個國家造成的損害，都是這個國家的恥辱。國家的主體不是統治者圍繞著它的統治集團，而是全體國民。國家既然不再是統治者的私產，那麼昔日的皇家園林圓明園自然也不再僅僅是一座帝王私家園林，而是由民眾共同所有的公共財產，它的狀況以及經歷的命運，自然也就成為了國家和民族歷史中的一部分。由這個基點向前回溯，英法聯軍對圓明園的劫掠和焚燬就不僅僅是毀滅了一座皇傢俬人園林，而是一座屬於全體國民的公共建築。由此，火燒圓明園成為“國恥”才得以在理論上成立。
英國隨軍攝影師菲利斯·比託拍攝的英法聯軍攻佔大沽口炮臺後屍橫遍野的照片。從史實的角度講，大沽炮臺也是“國恥”的象徵，中國普通士兵在這裡體現出英勇抵抗的精神，連敵人們也驚歎不已。
真正將圓明園抬上國恥象徵地位的，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意識到自己才是這個國家主體的民眾終於走上街頭，為了捍衛屬於國民的國家尊嚴而大聲疾呼，昔日遭受列強欺凌侮辱的記憶也在此時被徹底賦予“國恥”的鮮明色彩。圓明園，作為列強侵略中被損毀的最著名的建築物，也就自然上升為最能喚起國恥情感的象徵物。1921年，意在告誡“凡我國民，各負興亡責任”而出版的《中國近時外交史》中，將圓明園定義為”累代民力經營之處“，第一次引用國際陸戰公法“國有財產不供戰爭用者，不得沒收破壞”，指控英法聯軍“為此掠奪暴行，實與野蠻國之軍隊無異”。
10年後，九一八事變前夕，隨著日本侵略熾焰日迫，中國營造學社在北平中山公園舉辦“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歷史學者向達在《圓明園蒙劫七十年述聞》中，將圓明園被毀比作一戰期間“德軍侵入比境，炮毀魯汶大學圖書館，歷世積藏之珍籍胥蒙浩劫”的災難。他在文中叩問世界各國，對德軍焚燬魯汶大學圖書館的行徑“深致詰責，以為罪莫大焉“，為何卻對”七十年前，英法軍攻我國都，以數人遇難，竟不惜於和約將成之際，圓明園付之一炬，既掠其珍寶，復焚其名園”的國恥長久緘默？向達將圓明園的災難與魯汶大學圖書館的災難相提並論，並且認為“損失之鉅，豈遜於比國一魯汶圖書館？”
“餘為此文，一以惕我國人，一以示西洋文明國家重視國際公法者固如斯也！”向達義憤填膺的控訴，成為了火燒圓明園國恥象徵的經典論述。1958年，雨果那封痛斥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行徑的信件被譯為中文，刊於當時各大院校歷史專業指定閱讀書籍《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中，成就瞭如今關於火燒圓明園盡人皆知的名言警句：“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事情”。
英法兩個強盜的形象，在中國的國恥書寫中，也被牢牢釘死。一如圓明園廢墟的殘垣斷壁成為了每個中國人心頭永遠的痛一樣，英法兩國在159年前的戰爭中所扮演惡魔形象也成為了他們永遠無法擺脫的原罪。就像一枚炸彈，只要任何與國恥有關的事物出現，都會點燃復仇的引信。但在復仇的表象之下，那些最關鍵的事物反而被輕易忘卻了。復仇心來自於國恥感，國恥則來自於民眾對於身為國民的充分自覺。如果僅僅順從復仇的怒火，卻不能進行一個國民自覺理性的思考，那麼為159年前帝王專享而平民不得一顧的圓明園報仇雪恨，叫囂巴黎聖母院火災是一報還一報的仇恨宣洩，又與當年英法聯軍以復仇為名焚燒劫掠圓明園的行徑有何區別呢？不過是讓自己同樣淪為宣洩憤怒、毀壞文明瑰寶的野蠻者罷了。
而一個真正有責任感的國民，既然懂得珍惜自己國家的文明瑰寶，同樣也會對人類文明的成果產生共情，尊重他國的文明瑰寶。如果直到今天，仍然不能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這恐怕才是真正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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