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李向陽：特朗普政府需要什麼樣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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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陽：特朗普政府需要什麼樣的全球化

作者：李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03期；第一智庫

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反全球化成為諸多研究領域的一個焦點問題。以英國“退歐”、特朗普執政為標誌，圍繞反全球化的爭議進一步升級。如果說英國“退歐”還只是一個反全球化個案的話，那麼特朗普政府倡導並踐行反全球化的影響卻具有全球意義。討論特朗普政府對待全球化的立場不僅關係到對美國未來在全球經濟中作用的判斷，而且關係到對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的研判。

圍繞特朗普政府對待全球化的立場，學術界大致有三種不同的判斷：第一，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一種看法是，由技術進步與國際分工深化所決定，全球化的發展具有內在的必然性，不存在逆全球化的可能性，反全球化也不可能取得成功。這是中國學術界代表性的看法。另一種看法是，受制於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措施不可能真正取得成效，當然也不可能改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第二，由於現有的全球化本身存在弊端，反全球化運動有其客觀存在的必然性，未來全球化的發展方向是對現有全球化的改革或修正。正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自身出現了問題,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才得以興起。為此需要對現行的全球化及其治理範式進行重塑，構建新型的全球化。這種新型全球化是一種“內嵌的自由主義”全球化，並且由中國來主導。特朗普政府推動反全球化的實質是逆權力轉移，而非逆全球化。換言之，其真正意圖是要尋求“再全球化”。第三，反全球化與逆全球化都屬於偽命題，原因是對全球化的概念或內涵存在各種各樣的誤解。此外，還有人從特朗普本人的個性和理念出發來解釋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政策導向。

毫無疑問，這些研究對於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政策和探討全球化的發展方向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筆者認為這些研究本身還有待進一步深化。第一種觀點在長期內可能是成立的，但他們無法解釋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週期性。全球化的發展歷史證明，全球化的領導者調整立場，不管是主動調整還是被動調整，都會改變全球化的進程。第二種觀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反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理論框架，並試圖回答全球化的發展方向。但是，它對特朗普政府尋求的新型全球化或“再全球化”的內涵缺少具體描述，其結果是無法判斷全球化的具體變化方向和“再全球化”的實施路徑。第三種觀點在概念層面對全球化進行討論固然是有價值的，但它沒有解釋特朗普政府對待全球化的態度轉變究竟意味著什麼。

如何界定經濟全球化對於討論其發展方向至關重要。在筆者看來，全球化具有雙重屬性：在生產力層面，全球化表現為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在生產關係層面，全球化又表現為影響和制約這種跨國界流動的規則和秩序。按照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只要技術進步與國際分工不陷入停滯或倒退，全球化的基本方向就不會改變。同時，國際秩序與規則又會影響或制約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的進程。如果規則與秩序無法適應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的要求，在一定時期內全球化就可能陷入停滯或倒退，進而呈現週期性波動。

本文首先承認現有全球化所引發的負面效應是客觀存在的，但這種負面效應被民粹主義誇大和扭曲了。而特朗普政府恰恰利用了民粹主義的訴求來推動反全球化運動，一方面為了獲得國內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為了繼續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阻止新興大國的崛起。在這種意義上，特朗普政府尋求的是“再全球化”或構建新型全球化。未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都在倡導構建新型全球化，但目標和方向是不同的，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將取決於這兩種新型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結果。

民粹主義與特朗普反全球化的內在必然性

對於反全球化的原因，絕大多數研究都會強調發達國家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均、不同國家之間相對地位改變以及跨國移民等因素。而本文在這裡強調的是，這些客觀因素被民粹主義者誇大或扭曲，進而被政治家利用，最終形成了反全球化的口實。在這種意義上，特朗普政府倡導反全球化是對美國乃至西方發達國家民粹主義訴求的呼應。

第一，美國國內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然而，普通民眾對全球化負面影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感知與實際結果相差很大。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問卷調查表明，大多數美國人在理論上相信全球化（８７％的受訪者認同“貿易是個好東西”），但卻不相信全球化的具體收益（只有４７％的受訪者認同“貿易創造了工作機會”，３１％的受訪者認同“貿易提高了工資”，２８％的受訪者認同“貿易降低了消費價格”）。這種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民眾中同樣存在。

對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全球化是一個難以向公眾推銷的產品，它的收益是在大眾之間廣泛分配的，而損失則實實在在地體現在具體的企業或工人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民粹主義者能夠放大全球化負面效應的原因。

既然全球化的收益大於損失，並且收益和損失的分佈存在不對稱現象，按理說，政府應該進行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但實踐證明，政府並沒有發揮有效調節者的作用。

第二，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相對地位的變化。過去２０年間，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下降與新興經濟體份額的上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統計顯示，就美國而言，它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相對地位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真正的變化是美中之間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格局，尤其是在中國“入世”之後，兩國間經濟規模的差距明顯縮小。因而，美國把中國的崛起歸結為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中的不平等競爭，並將中國視為對其全球領導者地位的最大威脅。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盛行始於２０１２年。此前，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一直高於持負面看法；此後，這一關係發生了逆轉。多數民眾關注的議題是，中國經濟日趨強大，並開始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全球領導地位。特朗普執政後，美國一系列的官方報告也開始明確把中國確定為其最大威脅。很顯然，無論是美國民間還是官方都把中美兩國經濟增長速度差異與經濟規模變化視為一種威脅。它所反映的是民粹主義對事實和邏輯的扭曲。

第三，跨國移民與文明衝突。跨國移民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種自然現象。根據相關統計，２０１６年美國的移民數量（生活在美國、出生在國外的人口）達到了４３７０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１３．５％，其中非法移民佔大約１／４。與１９６５年相比，移民數量翻了近３倍，當時移民佔總人口的比例為５．４％。移民數量的快速增長主要發生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之後，到２０１３年增速開始放慢。這種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

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理論上勞動力應該和資本、技術一樣實現跨國的自由流動。但實際上這種流動從未真正實現過，也不存在保證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多邊貿易規則。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為例，儘管在多哈回合談判中應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對自然人流動制定了相應的規則，但由於發達國家的抵制，所涉及的自然人只限於“服務提供者”，且相關規則不能與成員方的出入境管理、移民管制、就業法規相沖突。

對待外來移民，民眾的反應呈現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美國（及多數發達國家）多數民眾認為外來移民工作努力、受教育程度高而持肯定態度。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６２％的受訪者認為外來移民使美國更為強大。另一方面，來自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民眾對移民的敵視正在成為反全球化的主要動力來源。同樣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在２０１８年美國的中期選舉中，７０％的選民認為移民是影響投票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以外的１０個發達國家中，反對移民的中位數比例達到５８％即使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菲律賓、南非、俄羅斯），反對移民的比例與發達國家也相差無幾。這表明對移民的敵視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趨勢。在這種反移民情緒的背後除了對爭奪就業機會、住房、社會福利等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還擔心不斷增加的外來移民會引發文明衝突。全球化的發展歷史證明，對移民的敵視通常會成為全球化繁榮週期終結的一個重要標誌。

特朗普的執政理念與反全球化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表現出強烈的反全球化傾向，宣稱美國已成為現行國際經濟規則的受害者。一方面，這是對美國民粹主義訴求的一種反應；另一方面，作為政治家，特朗普進一步把這種民粹主義訴求升級為執政理念。特朗普的執政理念首先建立在下述判斷之上，即當今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面臨兩大危機：一是來自宗教極端主義；二是來自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他們把這稱為教會的危機、信仰的危機乃至資本主義的危機。因此，美國與西方世界的最優先任務就是如何應對這種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危機和西方猶太—基督文明的危機，並最終迴歸到以猶太—基督文明為基礎的開明資本主義模式上。

以此為基礎，特朗普政府所奉行的內外政策有別於以往歷屆美國政府。具體說來，這種政策導向呈現出以下特徵：其一，它尋求的不是以往政府更迭意義上的政策調整，而是一場根本性的改革，是要重建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其二，在國際領域，傳統的意識形態劃分已經失去了意義，因為無論是宗教極端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都“在嫻熟運用資本主義的手段或工具”。其三，冷戰結束後興起的經濟全球化背離了以猶太—基督文明為基礎的開明資本主義理念，其收益沒有惠及廣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在美國，這種收益的大部分進入了華爾街集團的腰包。因此，放棄經濟全球化是必然選擇。其四，既然經濟全球化不符合以猶太—基督文明為基礎的開明資本主義理念，美國也沒有必要充當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其五，“美國優先”與“美國再次強大”是對外政策的目標。

在過去兩年多，特朗普政府基本踐行了上述政策理念。圍繞反全球化，特朗普政府正在多個層面付諸實踐。其一，在多邊層面，特朗普政府試圖改變現行多邊貿易機制的發展方向或乾脆放棄ＷＴＯ。以ＷＴＯ為標誌的多邊貿易機制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標誌和基礎。而特朗普政府認為，現行的ＷＴＯ規則和機制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具體地說，ＷＴＯ存在三大弊端：一是爭端解決機制。這是ＷＴＯ與其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最大的區別，被稱為“皇冠上的寶石”，但特朗普政府認為作為爭端解決機制實體的上訴機構在裁決過程中存在所謂“司法過度伸張”的弊端。二是發展中國家地位和特殊與差別待遇原則（ＳＤＴ）。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競爭面臨先天的能力不足，為此多邊貿易體制給予發展中國家在規則執行方面的特殊優惠。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看來，由於ＷＴＯ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格認定標準模糊，這一原則被一些國家濫用。三是協商一致原則。這是體現多邊貿易體制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標誌，但一直被美國等發達國家指責為“過度民主化”。對此有四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按照美國的意願針對這些所謂的弊端進行改革；第二種選擇是對於不接受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所倡導的新規則者採取諸邊主義方式加以應對，即誰簽署對誰生效；第三種選擇是構建美日歐“三零自貿區”（零關稅、零保護、零補貼）；第四種選擇是美國退出ＷＴＯ。

其二，在區域層面，特朗普政府不僅要求對業已生效的雙邊自由貿易區協議進行重新談判，而且宣佈退出奧巴馬政府倡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ＴＰＰ）。儘管區域貿易協定具有區域主義屬性，其本身也不等同於多邊主義或經濟全球化，但它們已經成為推動多邊主義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美國已經完成了對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ＮＡＦＴＡ）的重新談判，並把它更名為美墨加自由貿易區協定（ＵＳＭＣＡ）；美韓自由貿易區的重新談判也已完成。這種重新談判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基本上按照美國的要求修訂了自由貿易區協議的條款。

其三，在雙邊層面，特朗普政府通過立法和經濟政策鼓勵美國製造業迴歸；打著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單方面推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實現所謂的雙邊貿易收支平衡；出臺限制（部分）伊斯蘭國家人員進入美國的“限穆令”；構築美墨之間的隔離牆；單方面發動對華貿易戰等。

特朗普尋求的是排他性全球化

表面看來，特朗普政府是對現行全球化的否定，存在“去全球化”的嫌疑。但如果從美國國家利益角度和特朗普的執政理念進行考察，特朗普政府不可能選擇“去全球化”的路徑。姑且不論全球化帶給美國龐大的直接經濟利益，僅就充當全球領導者這一目標就決定了它不可能放棄全球化。特朗普執政以來放棄了（或威脅放棄）以往美國政府所堅持的許多理念和政策，如意識形態劃界、同盟體系、美國的國際形象、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政治正確性等，但卻從來沒有放棄全球領導者的目標。從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一系列官方文件中可以明確看到這一點。同時，“讓美國重新偉大”理念的核心就是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者地位。對特朗普政府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構建一套由美國主導、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規則和秩序。在這種意義上，特朗普政府尋求的是“再全球化”或構建由美國主導的新型全球化。這種新型全球化應該具備下述特徵：

第一，全球化的主體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戰後美國構建的多邊秩序由兩大機構組成：佈雷頓森林體系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它們分別引領著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體系。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之前，美國在這兩個領域的領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伴隨歐洲的崛起，以“雙掛鉤”為核心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終結，歐元的產生進一步動搖了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霸主地位。在國際貿易領域，以東京回合為標誌，美國開始需要與歐洲、日本共同制定國際貿易規則。至此，國際經濟秩序進入美歐日共同主導的階段，這期間成立的七國集團也反映了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參與到全球化的進程中，不僅改變了國際經濟的格局而且在不斷改變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過程。ＷＴＯ的爭端解決機制與決策民主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改革都反映了這種變化。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圍繞國際經濟規則制定、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分歧越來越大。這是特朗普政府尋求“志同道合者”的基本背景。所謂志同道合者，是指與美國有共同價值理念和共同利益的國家。以志同道合者作為全球化的主體意味著迴歸到冷戰之前的格局：少數發達國家充當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者。

第二，全球化的理念從自由貿易轉變為“公平貿易”。自由貿易有利於全球福利水平的增加，這是全球化的基本理念。落實到多邊貿易體制上，自由貿易理念體現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發展中國家享有的“特殊與差別對待”原則以及爭端解決機制。以非歧視原則為核心的最惠國待遇原則保證了ＷＴＯ成員能夠平等地分享貿易壁壘降低的收益；“特殊與差別待遇”是給予發展中國家的一項特殊優惠，儘管表面與非歧視原則不符，但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了實際公平和經濟發展的機會；爭端解決機制則保護了小國免受大國的單邊主義威脅。這些反映自由貿易的原則都被特朗普政府視為對美國的不公平。按照它所倡導的公平貿易理念，由於ＷＴＯ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格沒有進行明確的界定，“特殊與差別對待”原則被一些國家濫用；爭端解決機制已經遠遠偏離了成員國商定的機制，攫取了ＷＴＯ成員未曾打算賦予它的權利。此外，特朗普政府還延續美國“國內法高於國際法”的立法傳統，強調美國有權運用其國內法對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進行單方面制裁。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明確尋求美國的貿易收支平衡，尤其是雙邊貿易收支的平衡。這一政策導向完全背離了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的基本原則，轉向了事實上的保護主義。

第三，全球化實現的途徑從多邊機制轉向雙邊機制。無論是在國際貿易投資領域還是國際金融領域，多邊合作機制都是戰後全球化得以發展的基石，也是歷屆美國政府固守的對外關係核心。然而，依照史蒂夫·班農的“好鄰居理論”，強有力的國家和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能造就強有力的鄰國，而這正是西歐和美國建立起來的基石，而且仍會繼續存在下去。特朗普執政後充分踐行了“好鄰居理論”，從多邊機制轉向體現單邊主義理念的雙邊機制。其背後的一個主要驅動因素是美國的經濟實力難以支撐它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只有利用相對於其他單個國家所具有的優勢，美國才能在大國博弈中佔據主動。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是自美國崛起以來首次面對的一個新格局。與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歐洲和日本的崛起不同，目前美國面對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崛起。這也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的一個根本原因。目前，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目標由五個方面組成：支持美國國家安全；強化美國經濟；獲得更好的貿易協定；積極進取地實施美國貿易法；改革多邊貿易體制。從中可以看出，單邊主義已成為美國新時期貿易政策的基本導向。為實現上述目標，特朗普政府在區域和多邊談判中越來越多地運用雙邊機制。以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的談判為例，由於美國與墨西哥、加拿大分別進行談判，在美國的壓力下最終達成的美墨加自由貿易區協定被特普朗本人稱為“史上最現代、最新式、最平衡的貿易協定”。這種雙邊機制與特朗普的商人特性相結合創造了一種新的談判模式———敲詐式外交，並在對外談判中屢屢取得成功。

第四，全球化的目標從貿易投資促進與經濟發展轉化為維護美國（及其盟友）的領先優勢。戰後美國構建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目標是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伴隨發展中國家參與程度越來越高，經濟發展目標的地位越來越高。以ＷＴＯ為例，到多哈回合啟動之時，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最優先的目標。這恰恰是美國所不願接受的。為改變這種格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要求改革ＷＴＯ的協商一致原則，另一方面強調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規則。通過改革協商一致原則可以確保發達國家繼續主導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把有利於發揮發達國家比較優勢的領域納入新規則，如環境標準、勞工標準、數字貿易、電子商務等。通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可以維護髮達國家作為技術創新者的利益，確保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頂端地位不受挑戰。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可以接受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分享全球化的收益，但不接受發展中國家改變在國際分工中的位次。這是發達國家主導國際經濟規則制定的本質要求。發展中國家所期望的趕超目標實際上就是要提升在國際分工中的位次，這一點與發達國家的利益構成了根本性衝突。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圍繞所謂中國強制性技術轉移、技術盜竊、高科技企業違法等的一系列指責都反映了這種衝突。

綜上所述，特朗普政府所要構建的新型全球化無論是從其主體和理念來看，還是從其途徑與目標來看，都體現了單邊主義和少數國家的利益，因此我們把這種全球化模式稱為排他性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導者，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的反全球化立場與再全球化目標必然會影響全球化的發展方向。當今經濟全球化正處於十字路口：一方是特朗普政府所倡導的反映少數發達國家利益訴求的排他性全球化，另一方是中國所倡導的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包容性全球化。對於包容性全球化，國際學術界並沒有明確的概念界定。中國學者對於包容性全球化大致有兩種代表性的表述：一是把包容性全球化等同於“一帶一路”與（現有）全球化的結合。其核心內涵包括：國家應發揮好“調節者”的角色、解決資本市場“期限錯配”的問題、選擇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參與全球化以及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保護文化多元性等。二是通過對現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行改革，構建新型全球化。其核心內涵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凸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地位；改革和完善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奉行開放、平等、包容、普惠的理念；實現全民共享等。經濟全球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將取決於這兩種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結果，而影響博弈結果的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際社會對兩種全球化模式的認同度。與排他性全球化模式相比,包容性全球化模式無疑代表了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全球化的主體是所有國家，而非所謂少數“志同道合者”；全球化的理念是自由貿易，而非“公平貿易”；全球化實現的途徑是多邊機制，而非雙邊機制；全球化的目標是共同發展，而非維護少數國家的領先優勢。顯然，包容性全球化模式在道義上優於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其理念不僅為全球化的發展歷程所證明,而且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同。因而，全球化最終的發展方向必然是走向包容性全球化。

第二，兩種全球化模式實現的可行性。包容性全球化模式代表了全球化的發展方向，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在短期內會自動變為現實。在兩種全球化模式的競爭中，哪一種模式會佔據優勢在理論上取決於它所倡導的規則能否為多數國家所接納。就現實而言，必須認識到，目前全球經濟與全球治理的主導者仍然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因此，在與包容性全球化的競爭中，短期內特朗普政府所倡導的排他性全球化模式仍有可能佔據優勢地位。

目前，圍繞ＷＴＯ改革已經演變為兩種模式博弈的焦點領域，美國正在利用自身的相對優勢主導ＷＴＯ的改革方向。一種途徑是不惜犧牲ＷＴＯ的功能迫使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改革方案。以ＷＴＯ的爭端解決機制改革為例，按照規則，上訴機構由７名法官組成,法官的任命需得到所有ＷＴＯ成員的同意。從２０１７年夏天開始，美國就阻止任命接替期滿法官的新法官。到２０１８年９月上訴機構法官已經降到了最低法定人數（３人），預計２０１９年年底還將有２名法官期滿。屆時如果不能任命新法官接替，爭端解決機制就將陷入癱瘓。這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能接受的一種結局。而美國恰恰是要通過這種方式逼迫其他成員接受對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

另一種途徑是聯合其他發達國家共同制定ＷＴＯ的改革方案。目前美日歐已經啟動ＷＴＯ改革的“三方議程”，內容涉及產業補貼與國有企業、外國直接投資、強制性技術轉移與出口控制、透明度與通告、數字貿易與電子商務等。“三方議程”迄今已經舉行了五次會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布宜諾斯艾利斯部長級會議、２０１８年３月布魯塞爾會議、２０１８年５月巴黎會議、２０１８年９月紐約會議、２０１９年１月華盛頓會議），預計在２０１９年９月完成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隨後將提交給“ＷＴＯ其他核心成員”，以期達成一組諸邊協議。這種改革方案的諸邊協議機制一旦生效，ＷＴＯ內部就會形成規則的“雙軌制”，甚至有人擔心被排除在諸邊協議之外的發展中國家未來將面臨“二次入世”的窘境。

相比之下，包容性全球化模式的倡導者缺少類似的強有力實施手段將其付諸實踐。

第三，兩種全球化模式能否找到最大公約數。包容性全球化的優勢在於其必要性，而排他性全球化的優勢則在於其可行性。特朗普政府強行推動排他性全球化模式也並不一定會一帆風順。其障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並不接受排他性全球化模式的基本理念，尤其是立志於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新興經濟體大國不僅有意願，而且有能力阻撓排他性全球化模式的順利推進。二是其他發達國家儘管對全球化的弊端、改革與美國持有類似的立場，但這並不等於說它們完全接受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立場和再全球化的目標。在ＷＴＯ改革問題上，歐盟和日本都在固守一條底線，那就是ＷＴＯ不能癱瘓或解體。這與特朗普動輒威脅退出ＷＴＯ的做法有重大區別。因此，歐盟等發達國家正在充當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立場分歧的調節者。三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與單邊主義政策客觀上阻礙了“志同道合者”同盟的形成。比如，２０１８年特朗普政府對鋼鐵、鋁、洗衣機、太陽能板等產品加徵關稅不僅損害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而且客觀上也對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造成了衝擊。考慮到上述制約，包容性全球化模式與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在相互博弈的過程中，也會尋找相互間的最大公約數，而不至於陷入你死我活的地步。

總之，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化與再全球化政策導向會使全球化進入一個週期性的低谷。在兩種全球化模式的博弈過程中，短期內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將處於優勢地位，長期內包容性全球化模式將是全球化發展的必然方向。

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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