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取自當年的深圳鎮，深圳鎮源自深圳河。深圳河之“圳”，實為罕見字。在客家話（深圳原著民以客家人居多）中，“圳”意為田間水溝，常有圳口、圳溝之說。深圳，本意為深水溝，農田氣息盎然，完全顛覆了這座大都市的繁華之象。
最近，經濟學家張五常老先生驚爆雷語，說這條“田間的深水溝”將成為地球中心。他的原話是“記著我說的吧。你們這一剎那站著的土地，就是這一點，分寸不差，有朝一日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
此語一出，刷爆屏幕。作為在深居住了十餘年的“老深圳人”，我對張老先生的“抬愛”感到驚愕。張老先生還說：“今天我推斷深圳一帶將會超越上海”，對此我想不少人還翹首以待。但倘若說深圳將成為“地球經濟中心”，多少讓人感到懷疑，同時為張老和深圳捏了一把汗。這應該不是“捧殺”吧？
深圳，這座剛過“不惑之年”的城市。每年近50萬人背井離鄉來到這裡，每天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很少人真正停下來了解過這座城市，亦或這座城市除了拼命賺錢，也沒有什麼可讓人瞭解的。畢竟深圳開“市”以來就樹立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
市民中心東區的深圳博館物，你只花三兩小時即可閱遍深圳全史，加上旁邊新建的“改革開放展覽館”，也不過多加一個小時。
在這片南國海岸的“歷史荒漠”中，我們偶然會記起珠江西岸的崖山（崖山海戰），珠江口的伶仃洋（文天祥《過零丁洋》：“零丁洋裡嘆零丁”），也沒有人會想起東岸的深圳河，雖然這裡曾經爆發過三次震驚海外的“逃港潮”。“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妃子笑”荔枝，是否真出自深圳南山，專家還有不同意見。
就連老深圳人對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也無比陌生，但直到他們離開，哪怕偶爾小別，也定然會想起那句話：“深圳，你已被這座城市寵壞”。
“成為地球中心”，這是一個宏大的敘事和假想的命題，騰訊、春筍以及GDP容易讓人陷入盲目樂觀的形式主義和批判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
我想，“深圳小事”可能讓人更好地理解這座城市。
城中村 | 大都市
十多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在擁擠的綠皮車上，依靠著早已枯竭的飲水箱站了整整一晚上。破曉時分，列車停了，忽然聽到有人喊叫：“深圳站到了”。
從迷糊中回過神來的我趕緊收拾好行李下車。我拖著拉桿箱，順著人流走出了火車站，回頭一望，車站大樓上寫著兩個紅紅的大字“深圳”，右邊一棟不高的特色小樓寫著四個字“羅湖口岸”。這是深圳給我的第一印象。
這四十年，多少人像這樣乘著“開往春天的列車”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如今，每年將近50萬人以類似的方式加入到“深漂”大軍當中。
剛來到這裡，沒有人能預料到自己的未來會怎樣。或許正是這種未知才讓這麼多人前赴後繼。當時我能夠想到的是趕緊打電話給老鄉，然後到他那借宿一段時間。
中午，一位老鄉利用午休時間來接我。兩個人大概坐了四五十分的公交車後，然後一起走進了一個密集噪雜的城中村。老鄉指著邊上的牌坊說：“這裡是下沙村，上下沙連起來規模不小，歡樂谷邊上的白石洲比這還大。”
我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然後跟著他七拐八拐後進了一條昏暗狹長的小巷。抬頭看到七零八落晾曬的衣服和一堆密集混亂的電線，在列車上折騰了一晚的我頓感不適。老鄉說：“這些樓是村民建的，我們稱它為‘握手樓’，就是兩樓之間可以握手。我剛來時也不適應，但時間長了就習慣了。”
我跟著他走到深巷中段便進了一棟樓房。沿著步梯上樓，沒到二樓，我的眼鏡已經完全模糊，被南風天的水汽遮蔽了。我摘下眼鏡，繼續往上走。不知到了幾層樓，我們開門進去了一個房間。
老鄉開了燈，我放下行李箱，擦拭好眼鏡，然後一眼便掃光這不大的房子。疲憊的身體癱坐著在凳子上，此時，一腔熱血、滿懷夢想的我陷入這城中村的灰暗。
老鄉說：“城中村，是年輕人來到深圳的第一站。我這裡比較簡陋你先暫住，這個村的好處是找工作和上班都方便，距離福田中心區、車公廟都不遠。”
這位老鄉，來深已五年，在城中村租住了五年。當時，我想如果自己在這裡居住五年可能會瘋掉吧，這難道就是我的“深圳夢”？
記得，九十年代初，我剛在老家上小學，父親就在我房間貼了一張巨大的中國地圖。之後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光，每當我看到港劇，聽著粵語流行曲，我都會聯想到地圖下方的深圳和香港。我關注電視上關於這塊地方所發生的一切新聞，讓父親一遍又一遍地給我講述當年爺爺去深圳國貿大廈旋轉餐廳吃飯的“新鮮事”。我無數次幻想過，長大後去這塊激情燃燒的熱土上揮灑青春。
這就是我兒時的深圳夢。考大學時，陰差陽錯地錯過了中大，也錯過了深大，無比遺憾。在大學，我學習了金融，我想是這座城市最需要的專業。同時，我也明白了我兒時的深圳夢實際上是“九二下海潮”的創業夢，當時只恨自己出生太晚。
大學還差幾個月畢業，我寫完畢業論文便毅然決然地孤身闖深圳。如今，我來到了這座惦記了15年的城市，我第一天看到的一切，幾乎毀掉了我對深圳的所有幻想。
最初幾個月，有潔癖和強迫症的我非常難適應城中村的生活。但是，城中村給一個外來新人最大的生活經驗就是適應這座新的城市。之後，我找到了工作，在老鄉住所附近租了一個單間居住，並嘗試適應這裡生活。
每天早上我都順著擁擠的人群去趕公交車。有一天我突然發現，人群如此密集但井然有序，除了車流聲，人群中有時安靜到讓你吃驚。此時，我意識到，自己已不自覺地融入到上班一族中。晚上我經常約老鄉出來在村裡喝酒、吃燒烤。
每當酒過三巡，我便能發現這座城中村的“美妙”：
隔壁桌三五個哥們大聲地“指點江山”，然後爛醉如泥；對面一位年輕父親抱著已睡著的小BB在討價還價；遠處一對小情侶在打情罵俏，時兒擁抱，時兒推開；狹窄的街道上一個個快遞員騎著電動車正在“火速送達”……
這裡沒有鄉村的田園牧歌，也沒有都市的紙醉金迷，只有小人物的掙扎與拼搏。有人在這裡丟掉了愛情，也有人在這裡組建了家庭。有人在這裡落下了腳跟，鋪墊了事業，也有人一無所獲，遠離此地，後悔不已。
這就是城中村，一個深漂的第一站，一個城市的緩衝地帶，一個競爭文化的孵化基地。這就是深圳，一座來去自如的城市，一座充滿活力的魔都。
城市規劃理論大師劉易斯·芒福德將城市比喻為磁體和容器。深圳這座活力之城，就像一個磁體吸引了無數年輕人在此拼搏。大量人口湧入，倘若沒有足夠大容器容納亦是徒勞。
深圳，總面積不到2000平方公里，不足上海的三分之一、北京的八分之一，但容納著1300萬常住人口。密集的城鎮村，是深圳狹小的空間、高房價的“海綿地帶”。武漢、西安、天津都擁有歷史名校，不少學生畢業後來到深圳，城中村讓他們在這座城市紮根下來。因為城中村，深圳才能享受全國的人才紅利。
後來，因為上沙拆遷和工作需求，我搬離了城中村，之後那裡建起了濱河時代。近十年，深圳不少城中村消失，崗廈、白石洲、蔡屋圍、龍華民治、龍崗布吉、寶安沙井大量城中村變成了昂貴的高樓。
前兩年，深圳城中村舊改轟轟烈烈，但去年開始項目幾乎停工。對於政府來說，舊改並不是一筆經濟賬，裡面涉及到複雜的利益鏈不說，就整個城市的賬本來看：高樓替代城中村，政府不但沒有多少土地財政收入，還要拿出大量財政建設廉租房，以填補城中村低廉住房的空缺。
沒有了城中村，沒有了低廉住房，這座沒有一流大學的大都市便會失去人才紅利，失去年輕活力。
斑馬線 | 士多店
離開了下沙城中村，我搬進了羅湖老區，在國貿大廈附近租了一個大廈房。在羅湖居住這幾年，我經常往北京、西安、鄭州、天津等北方城市出差，這種強烈對比，讓我更加深刻地感受這座城市的與眾不同。
城中村，哪座城市都有，北京還有地下室，香港有唐樓棺材房，為何只有深圳的城中村那麼令人神往。其實，吸引外人的不是城中村，而是深圳的城市文化。
什麼？深圳也有文化？
那不就是一個賺錢的大容器嗎？
一個充滿銅臭味的城市，也敢說自己有文化？
你能挖出個公主墳，還是能找出個王爺府？
你能寫出個季羨林，還是能唱出個“汪半壁”？
沒歷史，沒故事，沒信仰，太物質，太現實，太浮躁。
連張老先生都說，深圳不但沒文化，還把中國文化搞丟了。說深圳有文化，估計深圳人都不敢接話，只能紅著臉，低著頭。
確實，與雄渾古都西安、北京相比，深圳確實是一個“文盲”。廣州還有南粵文化、民國騎樓、廣府美食，深圳窮得只剩下錢。文化，一個誰也說不透，誰都喜歡標榜的詞。若以歷史傳承的角度來看，深圳最“深厚”的文化也就是客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也只是客家甘坑小鎮。這個小鎮民居，若與福建永定客家土樓王承啟樓、江西安遠客家東生圍比起來，也是小巫見大巫。
深圳，這座只有四十歲的“小學生”何來文化？
倘若換一個問題，深圳人有沒有文化？
深圳人的平均年齡不過33歲，33歲有文化嗎？你知道什麼叫“經典詠流傳”嗎？你知道什麼叫最強大腦嗎？
不過，深圳市民的素質，在全國各大城市不敢說最高，但最起碼不低。在大多數人概念中，深圳人，年輕活躍，開放自由，敢想敢幹，富有創意，追求效率，敢於競爭，遵守規則。
那麼，規則意識、競爭意識、創新精神、自由理念，算不算是一種文化？
那麼，一個城市的文化，到底是當下的市民文化，還是這座城市的古老建築以及歷史？
在羅湖居住時，我經常穿行於國貿大廈附近的小街，在那裡最能夠感受深圳文化的起源。
羅湖，是深圳最早開發的一個區，這裡不少建築都是始建於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建設者缺乏經驗，基本上按照香港的街區制來建設，與後來各大城市的小區制截然不同。在羅湖，你能夠看到中國鮮有的城市街區，就像最早時期雅典衛城裡，自由商業形成的街區。
羅湖老街區，街道密集狹窄，但四通八達，大樓之間沒有圍牆隔離，街區平等，行動自如，辦事高效，生活便利，士多店隨處可見。與紐約、柏林、香港類似，城市街區源自市場自由競爭，而不是權力規劃。在羅湖的老舊街區中，深圳的市場文化就開始形成。
經常到北京出差認識了一位“老石油人”，他跟我說：“我每次去深圳和香港都極為不適，那裡狹窄的街道、密集的高樓，不適合人居住。不像北京，天寬地闊，街道寬大，皇城雄偉。”
有一次，我帶一位老廣州人去北京，回來的路上，他跟我說：“北京跟我想象中不一樣，遠不如廣州繁華和方便，寬大的街道和深宅大院，腿走斷了，都買不到一瓶水喝，我不中意。”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理念，也造就了兩種不同的城市文化。
士多店與圍牆，斑馬線與遞條子，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一種市場文化，開放、自由、公平、競爭、契約精神以及規則意識；一種權力文化，威嚴，莊重、大氣、宏偉、至高無上以及相機選擇。
今年一位朋友找到我說，他想搞一個關於深圳城市文化的項目，旨在讓下一代包括這一代人，更加了解自己這座城市的文化。我聽了之後大喜，給出了四個字的建議：市場文化。
深圳，沒有傳統歷史文化，沒有帝都文化，但擁有全國最發達的市場文化。
當年，在羅湖，翠竹建起了中國第一個商品房小區——東湖麗苑；人民南路上建起了中國第一座高樓——國貿大廈；東門西華宮裡開起了中國第一家麥當勞；洪湖公園邊上開設了中國第一家沃爾瑪。
深圳是第一個市場化的城市，也是第一個完全因市場經濟而發展起來的城市。這座城市，沒有北京那麼多央企，沒有像上海那麼多外企，只有本土大大小小的私人企業以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
這些人和這些企業，在這塊新土地上沒有親戚、沒有人脈、沒有關係，條子遞不上去，票子送不出去，只能依靠雙手把產品做好，把企業管好，講誠信，講規則，追求效率，追求創新。如此，競爭、誠信、規則、創新以及契約精神，自然就成為了這座城市的文化。
張五常先生講了一個軼事，1987年，他生日那天，深圳拍賣土地沒有木槌，張先生為他們出力並獲得。如今這一木槌收藏於深圳博物館。張老先生笑稱：“可見深圳的博物館的文化水平有點問題”。但我想，這恰恰說明深圳重視市場文化。
一個人，一家企業，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如果只埋頭賺錢，而沒有文化及制度，那麼他們的生意也不可能做大和走遠。深圳能夠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城市，除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我想市場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深圳，是全國最早實施斑馬線禮讓行人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實施後排系安全帶的城市之一。前些年，一些人剛來深圳，不少都讚揚深圳司機素質。但是，這項制度剛實施不久，新聞上經常報道一些非粵B牌照的車在斑馬線上撞到行人。因為當時初來深圳的外來司機並不知道斑馬線禮讓行人的規定。這是一座城市的規則意識。
深圳最早實行出租車分類管理，綠的和紅的（現在都統一改成藍的）管理，這樣大大降低了拒載率。我去了這麼多城市，被的士拒載或繞路最少的是深圳，服務也更好。
在這裡沒有人講“萬曆十五年”或官家的事，也沒人講家長裡短、三姑六婆的事。在咖啡店、餐桌上，人們更多談論的是科技、投資、創業以及美國。關注歷史，是一種文化；關注未來、變化、創新，是否也是一種文化？如果不關注變化，何來“敢為天下先”？
在北方做生意，不開個豪車，不喝上兩口，總感覺這生意還沒談成。吃完一個飯局，喝個爛醉，還要去KTV開始第二場，直到不省人事，攤倒在酒店。但在深圳，乘坐地鐵，約到咖啡店，喝個下午茶，談成千萬生意也極為正常。合同簽完，各自安排，甚至不需要一起吃晚飯，即使吃飯，這邊人勸酒不明顯。
那些年我經常在北方出差，對這兩種商務文化的對比感覺非常明顯。一個講究規則、尊重私人空間的商務文化更具效率，也更不傷身體。
一位北方的老闆跟我說，五年內要將事業和家整體遷移到深圳。他說，賺錢和宜居兼顧的城市不多，深圳比較合適。但最重要的是，傳統的商務玩法，他隨著年紀越大，吃不消了。
對於大多數年輕人來說，來到深圳寄託著一種希望，就像我當年的深圳夢。與北京、上海相比，深圳更能激發人們的夢想。在一些城市，一個較為理想的路徑是，進入大國企、公家單位，然後論資排輩、機靈處世，可能有飛黃騰達的一天。在條路，對於普通人來說，幾乎是一條看得到盡頭的路。
但是，在深圳，這座平均年齡只有33歲的城市，年輕人有著大把機會擔任“要職”，也有更多機會自主創業。這是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路，它反而更能吸引有野心、有慾望、有夢想的年輕人。
很多人說，深圳這座城市沒有人情味。“沒有人情味”硬幣的另一面是，不干涉他人自由，尊重他人選擇。在這座陌生的城市，沒有人關心你，反過來卻給了你巨大的自由。你不需要關注別人的眼光，只需要關注自己，關心自己的家人。在深圳待久的人，對內地三姑六婆的“關心”極為不適。
這座城市的人，每天行色匆匆，走著全國最快的步伐。
倘若你在北京街頭問路，輸出的結果可能會非常不穩定，有些北京大爺非常熱情，說得非常詳細，“往東直走，再往南，然後往西，最後再往南”，甚至恨不得直接帶你去；有些大爺還真是大爺。
倘若你在深圳街頭問路，結果一般都是，如果知道就會簡單快速地說，前面那座大廈右拐，你再問人就知道了。然後，你還沒來得及說謝謝，對方已經走遠了。地鐵公交上，很多讓座者看到老人小孩就自動起來走開，不說一句話，也不在乎一句感謝。
市場化程度低的城市，服務是家常式的，不穩定，人與人之間缺乏自由空間；市場化程度高的城市，服務是市場化的，標準化，人與人之間有足夠的個人空間。
深圳，這座市場化的城市，沒有英雄，沒有偶像，沒有楷模，只有小人物，只有小企業，只有恆河沙數。他們不崇拜大人物，不羨慕大官，也不膜拜“教父”，他們只關心自己，關注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關注自己的企業。
深圳的市場文化形成與美國，與紐約頗為相似。當年，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看不起美國人。在法國人眼中，美國人就是一群暴發戶、土鱉、肌肉男，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信仰。在美國獨立一百週年時，法國送了美國一個自由女神像，讓美國人好好學習什麼叫信仰，什麼叫貴族精神。
實際上，美國人開始也沒自信，畢竟當時的美國人由一群受迫害的歐洲清教徒、賭徒、投機分子、冒險家組成的。美國開國者華盛頓、傑斐遜、漢密爾頓建立聯邦合眾國後也不知道國家該往哪個方向走。於是，他們盯著法國老大哥，關注法國大革命的走勢。怎料法國革命黨居然把巴黎聖母院給洗劫了，他們蹂躪了皇后和公主，砍下了路易十六的頭當球踢。美國開國者大為震驚，革命怎麼可以這樣玩！
此後，美國人開始搞“孤立主義”，不管歐洲爛事，兢兢業業地在北美搞經濟、賺大錢，過著“沒文化”的生活。而法國，自路易十六斷頭後，貴族精神則開始擦地板了；拿破崙被流放到厄爾巴島後，最後一個英雄死亡了；戴高樂死後，法國總理蓬皮杜驚呼：“法國變成了一個寡婦”。
如今，“黃馬甲”在巴黎街頭縱火，“小男人”馬克龍譴責他們想把整個法蘭西給燒了。結果，法國巴黎聖母院著火了，“小男人”馬克龍四處“化緣”以求善款重建殿堂。
200多年後，文化大國法國，文化聖殿巴黎，變成了今天這個模樣。如果初次去法國旅遊，你可能會對巴黎髒亂的街道、經常出沒的小偷以及反應遲鈍的警察，感到極為震驚。
反觀，美國，一個只知道賺錢的國家，如今變成了文化大國。麥當勞、可口可樂、迪士尼、好萊塢大片、外資企業文化以及各種經濟制度在全球大肆擴張。當年，伊拉克人罵著美國人，鑽進電影院看著好萊塢大片。
經濟學家說，有可口可樂銷售的國家，不會與美國發生戰爭。這是市場互利共贏的文化。與農耕文化相比，市場教人合作、協商、妥協與博弈，而不是統治與服從，征服與反抗，或者以暴制暴。
亞當·斯密說，世界上最親的人可能都沒有面包師那麼關心你愛吃什麼樣的早餐。我想，利己之心的市場文化沒有必要過多的道德渲染。不過，市場文化帶來的文明結果使每個人都受益。
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說過：“自由的國家基本沒有發生過饑荒。”
在麥當勞餐廳，有些人半夜無家可歸在24小時店“借宿”；有些人帶著孩子出門玩沒有水衝奶粉，問店員取熱水；很多人累了在裡面休息，坐著上網。這些並不是麥當勞給我們的恩惠，但卻是市場文化實實在在給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
當年，美國律師拉爾夫·納德向通用汽車發起挑戰，幾乎憑藉一己之力推動了世界上第一個汽車召回制度的建立。此後，汽車召回制度在全球不少國家推廣。今天，“納德戰士”推動建立了汽車、食品、衛生等標準及制度，已成為全球通行的消費保護制度。
市場中的競爭、自由、平等、契約以及規則等文化，隨著外資企業入華，以及本土企業成長，逐漸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文化。
西安女孩坐在奔馳車蓋上維權，說明中國的市場制度及文化還有很大的潛力。我想，在說深圳沒有文化的同時，全國很多城市還需要建立類似於深圳的市場文化，強化規則意識、公平意識和契約精神。
記得有一次，從深圳機場打的回家，跟司機聊到深圳城市。司機說：“前幾天拉了一個乘客，剛從老家回來，然後他說，回了老家，才發現自己被深圳這座城市寵壞了。”
深圳這座城市，來去匆匆，沒有人思考它的文化，也沒有人去總結，也不在乎被人說沒文化。但是，深圳的每一個人都在按照市場規則辦事，每一句話，每個合同，甚至每一個想法，都在創造華夏大地上從未有過的市場文化。
深圳，它的文化，你身處其卻很難感知；當離開時才發現，你早已被它寵壞。
旱鴨子 | 白天鵝
在羅湖居住了幾年，我搬到了南山。兩年後，深圳房價高位翻倍，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大部分房價漲了一倍以上，其中南山最甚，前海、後海突破15萬一平。
當時，我一位朋友賣掉了老家的房子，湊了首付準備在南山買房。怎料房價一天一個價，他猶豫了一下，結果與房子失之交臂，至今也沒買房。
還有一位朋友，他賣掉了手上的股票，在深圳買了一套房子；他哥的操作跟他相反，賣掉了深圳的一套房子追漲股票（2015年上半年），結果股災爆發被高位套牢。兩兄弟不同的選擇，導致財富值發生根本逆轉。
根據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大城市的房產大牛市就城市化這一次機會，一旦錯過就是一輩子甚至幾代人。一個猶豫，一次錯誤的選擇，就可能導致終身買不起房，影響兩代人的生活。這就是魔都生活的殘酷性。
這次房價暴漲，把我驚呆了。當你真正瞭解這座城市，這又似乎非常合理。香港，全亞洲的資金和人才都爭搶這座東方明珠。深圳，全中國的資金和人才都競相來鵬城。除了大片城中村，深圳幾乎沒有空地可開發。深圳關內，與香港港島類似，狹長的彈丸之地，是中國最具競爭活力的市場。資金、人才爭奪最優質的資源和地段，催生了高房價。
我住羅湖時，當時只有一條地鐵線，上下班高峰期除了老街站人多，其它站並不擁擠。當我住南山時，深圳開通了很多地鐵，每一條線都人滿為患，以龍崗線、龍華線最甚。前不久，我在地鐵上聽到邊上一位小夥子跟同伴說：“那個同事，97年的，比我還大，還叫我哥。”
我回頭一看，果然是一個年輕的小帥哥。這就是這個城市的可怕之處，總有源源不斷地年輕人來到這裡。他們帶來了智力，同時還帶來了60後、70後父母的財富。
張五常先生說，按照費雪的財富預期折現理論，中國高樓林立且價格高出美國不少，論地產財富要超出美國不少。
但是，中國的地產真的比美國多嗎？深圳的房子真的值這個價嗎？
這時我想起了香港朋友包叔的一句話：“旱鴨子永遠不能跟白天鵝相提並論。”（詳見《香港往事 | 一人，一城》）。
包叔的意思是，香港是一隻在水裡遊了100多年的白天鵝，它是一個開放性的國際化市場，並經過了無數次的國際市場衝擊。但中國是一個封閉型的市場，深圳是岸上的“旱鴨子”，人民幣計價的資產沒有經過國際市場的檢驗。如果開放匯率市場，國際資本可以自由流通，那麼深圳人是否願意賣掉房子去美國買房呢？這就能夠體現出，深圳乃至中國的財富是否有水分。
在當前封閉市場中，這座城市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深圳的房產也確實夠硬。但是，若像張五常先生所言，深圳要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就必然要開放國際市場。張老先生不愧為著名經濟學家，他提出這觀點時，同樣指出，深圳要開放匯率市場。
但是，如果開放匯率和國際資本市場，人們的預期可能會發生改變，結果就不一定像張老先生所說的那麼樂觀。深圳的房產、金融、人才以及所有資產，都要重新評估。
與全球大部分金融城一樣，深圳的高房價託舉著這座金融城的信用以及金融資產。如果房產縮水，這座城市的金融資產也將加倍縮水（槓桿效應）。最大的不確定性還在於金融與貨幣本身。如果資金自由流動，貨幣資產和金融資產本將受到挑戰。
所以，深圳要成為地球經濟中心，並不是深圳一個座城市的事情，而是整個國家信用、人民幣國際化以及金融市場達到一定的規模及競爭力。
另外一個挑戰，應該是人才。深圳享受著全國人才紅利，但能否享受全球人才的紅利，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深圳的國際化程度非常低，遠不如北上廣，更無法與香港相提並論。隨著深港融合，深圳也在吸收香港外溢的人才以及一些“海歸”。但是，一旦市場開放，全國人才是否選擇出國、去香港而不是去深圳，深圳人才是否選擇出國而不是留在深圳，這都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最後一點也是最為關鍵的，未來國際城市的競爭，科技創新是關鍵。
當今中國各大城市正在進入轉型期。當年深圳拍賣出全國第一塊地，開啟了土地財政的先河。如今全國不少城市依然在土地財政和羅馬式大基建的路徑依賴上積重難返。不過，深圳因無地可開發早已擺脫了土地財政的依賴，已向科技創新城市轉型，並依託粵港澳大灣區進入大都市圈時代。
中國長三角、珠三角正在進入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大都市圈時代。深圳要成為世界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必然要能夠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匹敵。
張五常先生說深圳將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實際上把東莞納入進來。我想他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應該是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他提出一個非常關鍵的理由，那就是深圳旁邊擁有東莞製造基地，這是硅谷都不具備的優勢。
張先生這個說法，其實非常專業。依我看來，深圳的真正優勢最可能就在此。
過去的經濟學觀點是，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美國負責設計和技術研發，中國搞製造加工。但是，奧巴馬和特朗普都試圖吸引工廠迴流美國，以振興本土製造業。美國總統此舉除了政治任務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學依據，那就是產業公地的衰落導致技術創新滯後。
技術創新與製造工廠密不可分，大量技術來自制造工藝的改進，原材料的革新以及一線工程師的研究。一項重要技術的創新，往往來自科學家、工程師、技工、機械師、營銷人員等共同碰撞的智慧。美國五大湖區的製造工廠搬離，產業鏈遭到破壞，一些科研人才也逐漸轉行，技術革新受限。
深圳背靠東莞以及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中國最完整、響應速度最快的產業基地以及供應鏈。用張老先生的話說就是“東莞（某程度也要算進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無數種產品皆可製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在全球範圍內，擁有全覆蓋製造產業鏈的國家，除了中國，只剩美國、日本、德國和英國。深圳設計與技術可以與東莞、廣佛製造快速連接，非常有利於應用型技術創新。這一點，美國硅谷確實還做不到。
不過，技術同樣面臨國際化問題。當今全球技術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術標準。中國從軍工到電子都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如何讓國際認可我們的標準，或者我們如何與國際接軌，這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香港的技術受國際技術同仁的認可，深港合作能否解決這個難題？深圳的生物科技在國內具有競爭優勢，但我們的技術參數、標準以及成果，如何讓香港以及全球接受，依然還是一個未知數。
一個城市要成為全球經濟中心，光靠科技、金融以及市場文化依然不夠，還需要真正的信仰。美國科技、經濟以及文化稱雄全球的背後還有“五月花號”精神，而我們憑什麼引領全球。去年年底，深圳南方科大一副教授宣稱，已成功編輯了一對雙胞胎基因免疫艾滋病。新聞一出，國內外媒體一片譁然。
這事提醒了我們，深圳，乃至中國，到底缺什麼。
《天真的預言》
最後，借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天真的預言》的偉大詩句，致敬在深奮鬥的青年——創造深圳奇蹟的無數無名的“小沙粒”。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無限掌中置，
剎那即永恆。
……
天真的預言，
參悟千年的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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