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型青花瓷”幾乎成了元青花的代名詞。
然而，景德鎮考古與元青花最新研究表明，土耳其和伊朗兩地收藏的元青花主要是元朝皇帝在1328－1331年間賞賜伊利汗國大汗的“賜賚瓷”。
元順帝元統二年，成吉思汗家族最後一位伊利大汗不賽因(Abu Sa'id Bahadur)死後，伊利汗國迅速瓦解，權臣﹑統將紛紛擁兵自立傀儡可汗，互相攻殺，形成割據局面。
至元六年，蒙古貴族哈散(札剌亦兒氏)在報達(今巴格達)自立為大汗，史稱“札剌亦兒王朝”。
大維德基金會藏雲龍紋象耳瓶燒造於至正十一年(1351)，而伊利汗國早在16年前(1335)滅亡。
此後，中東穆斯林君主不可能得到元朝皇帝賞賜的元青花。
另一方面，天完紅巾軍在至正十一年攻佔元朝浮樑磁局所在地饒州後，景德鎮窯廠不可能繼續為元朝皇帝燒造元青花。
總之，把至正十一年雲龍紋象耳瓶當作元青花的標準器，並由此提出的“14世紀青花瓷”理論值得商榷。
據我們調查，目前所謂“元青花”包括兩類；
第一類，元朝浮樑磁局燒造的元青花
第二類，陳友諒割據政權燒造的元青花，所謂“至正型青花瓷”，相當一部分燒造於落馬橋元末窯址，年代當在元末紅巾軍首領陳友諒割據饒州時期。
據史書記載，元末海外貿易從未中斷，江南首富沈萬三在陳友諒大漢國都城江州(今九江)開辦“寶市”，將景德鎮外銷瓷批發給中外海商，然後從張士誠控制下的太倉婁江港遠銷海外。
落馬橋型元青花之發現：
1980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落馬橋元末窯址發現一組風格特異的元青花，這個重要發現是解讀所謂“至正型元青花”的關鍵材料。
據介紹：
“落馬橋元代窯址在景德鎮市中山南路紅光瓷廠院內，1980年基建時發現。景德鎮市考古人員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近700平方米，距地面1.7米處出土元代遺物。
元代堆積層出土有青花和青白釉瓷……青花瓷的品類非常豐富，除常見的碗、盤外，還有勸盤、耳杯、匜、蓋盒、鳥食罐、雙系小罐、大口罐、鋪首罐、雙耳瓶、長頸瓶、梅瓶、玉壺春瓶等器形。
紋飾有菊花、牡丹、梅花、靈芝、葡萄、蕉葉、龍、鹿、孔雀、魚藻、人物故事等。此外，這裡還出土了一些書寫文字的器物。”
1992年，落馬橋出土文物曾經送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展覽。
據展覽圖錄介紹，“落馬橋元后期灰坑淤泥中出土的青花，料色藍豔、淡雅兼而有之，繪畫瀟灑工整，還有罕見的青花釉裡紅五爪龍紋瓷片及霽藍瓶殘片，故疑其與湖田南岸的青花雙角五爪龍紋高足杯及形制雄偉的大盤等，均為浮樑磁局的製品。”
這批瓷片中的元青花蓋上的荷葉紋，與劍橋大學菲茲威廉博物館藏元青花魚藻紋大罐的紋樣相同，而五爪龍紋青花釉裡紅殘片所繪卷草紋，採用雙勾不填色方式，與菲律賓出土元末青花或釉裡紅瓷器花紋相同，年代當在元朝浮樑磁局停燒之後。
1958年，河南省滎陽縣楚村明周惠王墓出土了一件五爪雲龍紋青花玉壺春瓶，通高39.4釐米，口徑9.3釐米，現藏河南省博物館。這件玉壺春瓶所繪五爪龍紋圖案，與落馬橋元青花釉裡紅瓷片上的龍紋極其相似，可能是陳友諒稱帝時在落馬橋訂燒的。
《明史·陳友諒傳》記載：
“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蘄水及黃州路，敗元威順王寬徹不花。遂即蘄水為都，稱皇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普勝為太師。未幾，陷饒、信。”
陳友諒佔領元朝浮樑磁局所在地饒州以後，景德鎮窯廠不可能再為元朝皇帝燒造元青花，那麼落馬橋元末窯址出土元瓷絕非元朝浮樑磁局燒造。至正十九年，陳友諒殺害天完將領趙普勝，挾持徐壽輝，自稱漢王。次年閏五月，殺徐壽輝，自立為帝。
建國號大漢，改元大義。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陳友諒在鄱陽湖中流矢身亡。《明史·陳友諒傳》記載：“……友諒僭號凡四年。”
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了一件陶淵明愛菊圖玉壺春瓶，通高31釐米，下腹部仰蓮紋、錢紋和頸部錢紋皆為落馬橋型元青花典型紋飾。
一面繪有陶淵明愛菊圖，另一面繪有落馬橋型元青花鹿紋圖案。廣東省博物館藏陶淵明訪友圖青花玉壺春瓶與之相似，通高30.3釐米，下腹部的仰蓮紋、雙勾稜格紋、瓶頸的雙勾稜格紋，皆為落馬橋型元青花典型紋飾。
我們還注意到，落馬橋元末窯址發現一件漢服人物故事圖案的元青花盤殘片，所繪人物與1986年江西上饒市元墓出土的周敦頤愛蓮圖青花玉壺春瓶圖案中人物相似。瓶口呈喇叭口，細長頸、膽腹、圈足略作外撇，高27.5釐米，口徑8.5釐米，底徑8.2釐米。腹部繪周敦頤愛蓮圖。從上饒元墓出土元青花玉壺春瓶圖案看，落馬橋出土周敦頤愛蓮圖青花盤殘片上的人物似為拜訪周敦頤的客人。在蒙古統治階層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下，元朝浮樑磁局燒造元青花從來不繪人物，陳友諒以恢復漢族王朝統治為旗號，那麼這兩件人物故事圖元青花當是陳友諒割據饒州時燒造的。
落馬橋元末窯址最重要的發現，首推元青花人物故事圖大口罐和梅瓶殘片。
這批瓷片的肩部纏枝蓮紋和口沿外側梔子紋樣，與尉遲恭單騎救主圖、三顧茅廬圖元青花大罐和梅瓶的紋樣如出一轍。
落馬橋型元青花大罐口沿和梅瓶下腹部殘器的仰蓮紋和雙勾稜格紋，分別見於英國裴格瑟斯信託公司(Pegasus Trust)舊藏三顧茅廬圖青花罐和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所藏三顧茅廬圖青花帶蓋梅瓶。
2005年，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圖大口罐以1568.8萬英鎊(約2.45億元人民幣)創下歷史上中國文物乃至整個亞洲藝術品拍賣的最高成交價。
據佳士得專家曾志芬小姐考證，這個青花大罐所繪鬼谷子下山圖來自元代平話小說插圖，也即日本內閣文庫藏《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插圖中一幅鬼谷子下山圖，元至治年間福建建安虞氏刊印。泉州文物收藏家裴光輝對鬼谷子下山青花罐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並提出八點質疑。
毛曉滬撰文駁斥裴光輝的現代仿品之說，但他也不同意元青花之說，認為這是明初洪武窯產品。
由這件鬼谷子下山青花罐引發的各方爭論，至今餘波未平。
落馬橋型元青花的發現，可證鬼谷子下山青花罐必為真品無疑。
不過，這件青花罐既非元朝浮樑磁局官窯或民窯產品，亦非明初洪武窯產品，而是陳友諒割據饒州時落馬橋窯廠燒造的。
落馬橋元末窯廠畫工繪製鬼谷子下山罐，就以元代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插圖為粉本。只是原圖三位文官打扮的人物換成了武官打扮的人物。
近年甘肅武威市城區出土了一件元青花昭君出塞圖高足杯，口徑7.7釐米，高8.9釐米。竹節狀喇叭形高足，足部所繪蕉葉紋用落馬橋型元青花“雙勾不填色”方法。碗心所繪昭君騎馬彈琴圖與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元青花昭君出塞圖蓋罐如出一轍。這個發現再次說明元代雜劇圖青花瓷燒造於落馬橋元末窯址。
落馬橋型元青花或帶有漢文化色彩的元代雜劇圖，這個類型的元青花又是為什麼人燒造的呢？
陳友諒乃沔陽(今湖北仙桃市)漁家之子，讀書不多，未必對元代雜劇圖青花瓷感興趣。不過，陳友諒採取“遠交近攻”的戰略，與割據浙西的張士誠合縱連橫，令明太祖朱元璋憂心忡忡。
《明史·陳友諒傳》記載：
“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本謝氏，祖贅於陳，因從其姓。少讀書，略通文義。……友諒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既僭號，盡有江西、湖廣之地，恃其兵強，欲東取應天。太祖患友諒與張士誠合，乃設計令其故人康茂才為書誘之，令速來。”
張士誠本“以操舟運鹽為業”，舉兵起義佔據浙西后，附庸風雅，廣交江南名士。
《明史·張士誠傳》記載：
“當是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逾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為腹心，左丞徐義、李伯升、呂珍為爪牙，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輿馬、居室、什器甚具。諸僑寓貧無籍者爭趨之。”
我們注意到，落馬橋元末窯址出土了一件文字款青花殘片，上面寫有“吳”字，發掘者推測或為吳姓陶工的名款。不過，這個字也許是吳國之“吳”，那麼元代雜劇圖青花瓷可能是為張士誠割據政權——吳國燒造的。
元朝末年，隨著杭州文化圈向蘇州地區的轉移，以蘇州為中心的松江、崑山、無錫等地，名家頻繁交遊往還，他們的詩歌唱酬、書畫鑑藏活動，正如石守謙指出的，“創造了個不安定時代所能想象到的最為蓬勃的文化景觀”。
從至正八年到十六年，流寓蘇州的浙江文人和蘇州本地文人紛紛前往玉山草堂。顧阿瑛憑藉雄厚的財力，廣羅古書名畫、鼎彝珍玩，廣結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與賓客置酒賦詩，歌詠唱和。顧阿瑛創辦“玉山雅集”，持續時間達12年之久，場次達50次之多。
蘇州、松江、杭州等地文人雅士在玉山草堂找到了一處幽雅的世外桃源，劇作家高則誠(《琵琶記》作者)、柯丹丘(《荊釵記》作者)和善於吹奏曲笛的詩人楊維楨，皆為顧阿瑛的座上賓。他們不僅經常在一起載歌載舞，而且將民間流傳的戲曲腔調加工整理，使之逐步完善——這正是崑山腔最初的形式。
種種跡象表明，那些元代雜劇圖青花瓷有可能是顧阿瑛在落馬橋窯廠訂燒的。
問題是，兵荒馬亂的元代末年，誰能幫助張士誠或顧阿瑛訂燒落馬橋型的元青花呢？
明人陰太山《梅圃餘談》記載：
“吳縣沈萬三以貨殖起家，蘇州府屬田畝三分之二屬於沈氏。張士誠稱王，勒萬三資犒軍，又取萬三女為妃。”
元代末年，沈萬三攀龍附鳳，富可敵國，與顧阿瑛是崑山同鄉。學界一直不明沈萬三靠什麼一夜暴富。其實，明人孔邇早就一語道破天機，披露了沈萬三發家致富的真正原因。
孔邇《雲蕉館紀談》記載：
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為生，常於吳淞三泖之間撒網捕魚，……乃變為海賈，遍走徽(今安徽歙縣)、池(今安徽貴池)、寧(今江蘇江寧)、太(今江蘇太倉)、常(今江蘇常州)、鎮(今江蘇鎮江)豪富間轉展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友諒時，或進暖玉注，出於薛塘古墳，謝庭春獻。月色之盂，得於弋陽(今江西弋陽)陶氏。又開寶市於偽都(今江西九江)，招致海商大賈，仍建尊珍館朱衣巷內，以待有寶者。設賓客卿使之名，豐其谷祿，別其敬禮。得其絕色以進，則封為奇貨上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為珍精貴客。又有華卿麗使，亞於賓客也。
沈萬山即沈萬三，今江蘇崑山周莊人。沈萬三經商範圍廣泛，橫跨陳友諒的大漢國和張士誠的吳國。他還在大漢國首都江州(今九江市)朱衣巷尊珍館開辦“寶市”，與海外富商大賈進行高檔奢侈品貿易。
眾所周知，元代饒州(今江西景德鎮)和處州(今浙江龍泉)是元代外銷瓷主要產地，那麼九江“寶市”與海外胡商貿易對象當為元青花、卵白釉瓷、青白釉瓷和龍泉窯青瓷。
1980年江西高安發現一個元代窖藏，出土元青花、釉裡紅瓷、卵白釉瓷、龍泉窯青瓷、鈞窯瓷器凡239件。
元青花有19件，包括高足杯10件，雲龍紋蓋罐1件，雲龍紋荷葉蓋罐2件，雲龍紋帶蓋瓶3件，纏枝牡丹如意雲肩紋梅瓶2件和蕉葉紋花觚1件。發掘者認為，高安窖藏的主人就是《同治高安縣誌》提到的元駙馬都尉伍良臣。
問題是，元朝法律規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五爪龍紋或金彩瓷器，而高安窖藏所出卵白釉印花五爪龍紋高足杯和戧金卵白釉高足杯，凡此皆與伍良臣身份不符。
孔齊《至正直記》記載，“饒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堊，每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窯，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
或有貢餘土，作盤、盂、碗、碟、壺、注、杯、盞之類，白而瑩，色可愛。底色未著油藥處，猶如白粉。甚雅薄，難愛護，世亦難得佳者。今貨皆別土也，雖白而堊□耳。”
《至正直記》成書於至正二十三年，可知景德鎮窯廠的生產活動一直持續到陳友諒大漢政權末年。高安窖藏的元青花和卵白釉瓷正是元代末年景德鎮生產的，而龍泉窯青瓷可能是高安窖藏主人在九江“寶市”上購買的。
值得注意的是，高安窖藏元代瓷器有濃郁的漢文化特徵。
其中6件元青花梅瓶分別寫有《周禮》六藝(禮、樂、書、數、射、御)，一件高足杯寫有釉下彩詩歌“人生百年長在醉，算來三萬六千場”。
明初曹昭《格古要論》卷七《古窯器論·古饒器》記載：
“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有素折腰樣。毛口者，體雖薄，色白且潤，尤佳。其價低於定器。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
曹昭所謂“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指明初景德鎮洪武窯瓷器，高安窖藏的卵白釉印花五爪龍紋、戧金彩高足杯相當精美，與洪武窯瓷器明顯有別，當為陳友諒稱帝時燒造的御用品。
明人孔邇《雲蕉館紀談》記載：
“陳氏既亡，有宮人小春逃之民間，嫁於蒲亭彭本清。本清問陳氏宮中事，小春言後庭數百人，皆錦衣玉食，用極奢侈。”
看來，高安窖藏或許是陳友諒某小妾的私房。
高安窖藏還有一件元代釉裡紅開光鳳紋大口罐。據汪慶正分析，元代釉裡紅可分塗繪和線描兩大類，而後者的年代應晚於前者。因此，“高安窖藏出土的釉裡紅開光大罐的年代很難定在元代，可能是洪武朝的製品。……菲律賓及印尼的一批線繪釉裡紅罐等小件器，其圖案花紋為雙勾不填色，以草葉紋、扁菊、蓮花和變形牡丹紋為主，傳世也有這種釉裡紅雙勾變形花卉的玉壺春瓶，其牡丹及蓮葉瓣已經改變了元代的典型風格，而和基本上可判斷為洪武青花、釉裡紅瓷的葉紋相近。”
我們注意到，這件釉裡紅大罐的仰蓮紋的花瓣連在一起，亦為洪武年間景德鎮青花或釉裡紅紋飾的典型特徵。
不過，這件釉裡紅開光大罐的年代並非洪武時期，而屬於陳友諒所建大漢政權。菲律賓、印尼發現的那些雙勾不填色的釉裡紅罐等小件器，恐怕是沈萬三在九江“寶市”批發給海外胡商，然後由他們販賣到東南亞諸國的。
沈萬三富可敵國，他的大名在明代婦孺皆知。關於沈萬三家族的奢華程度，莫旦《弘治吳江志》本注曰：
萬三曾孫女歸先伯祖輪，而先侍郎之女又歸其六世孫寔。洪武二十三年，先侍郎賜告歸省，乃過訪焉。其家屏去金銀器皿，以刻絲作鋪筵，設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設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所以置筋，否則筋汙刻絲作故也。行酒用白瑪瑙盤，其班紋乃紫葡萄一枝，五猿採之，謂之五猿爭果，以為至寶。其贅婿顧學文設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湯一套則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寶杯。兩家僮僕皆衣青羅裡翣，其他珍異餚果不言可知。
烏乎！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鋇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
莫旦，字景周，號鱸鄉子，生於宣德四年，世居莫舍村。莫家與沈家是兒女親家，他對沈家的描述有一定可信度。
紫定器不見於宋人記載，河北定窯出土瓷片從未見紫釉，只有醬釉。後者呈色劑是鐵，紫色瓷呈色劑是錳。中國瓷器用錳金屬作呈色劑最早見於明代文獻。
曹昭《格古要論》卷七《古窯器論·古定窯》記載：
“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價高於白定。”
北宋以來，景德鎮窯廠一直仿燒定窯瓷器。莫旦在沈家所見“紫定器”、“宣和定器”，恐為沈萬三在景德鎮窯廠訂燒的仿定窯瓷器。高安窖藏出土卵白釉月梅紋斗笠碗、卵白釉花口碗、卵白釉開光印花紋把杯，就是元末景德鎮窯廠仿燒定窯的卵白釉瓷。
《吳江縣誌》記載：
“沈萬三秀有宅，在吳江二十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明史專家吳晗以此為據，論證“蘇州沈萬三一家之所以發財，是由於作海外貿易”。
從明人筆記《雲蕉館紀談》看，沈萬三實際上只負責在九江“寶市”批發景德鎮外銷瓷，並不直接從事海外貿易。據陳高華考證，元末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海商是另外一批人，主要人物有投靠張士誠的陳寶生、孫天富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
元朝海外貿易主要港口設在福建泉州，然後經京杭大運河運往元大都(今北京)。
正如歐陽玄《通惠河政績碑記》所說，“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繞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闍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逾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
元末爆發紅巾軍起義後，京杭大運河漕運被迫停運。至正十七年起，泉州發生一起持續十年之久的戰亂，史稱“亦思巴奚戰亂”。泉州港海外貿易從此一蹶不振。
至正十三年，泰州(今江蘇大豐縣)張士誠率鹽丁起義反元，攻下高郵等地，稱誠王。
至正十六年據平江(今蘇州)後稱吳王。張士誠攻佔元朝江浙行省後，控制了江蘇崑山、太倉、澉浦等海港，迫切希望從海外貿易中獲得更多收入。
太倉婁江港(後來訛稱“劉家港”)始建於元初，由歸順元朝的江洋大盜朱清、張宣所開創，不僅是元朝海道漕運的起點，而且是海外貿易的重要碼頭之一，時稱“六國碼頭”。
至正二年，元王朝正式在太倉設慶元等處市舶分司。至正十六年，張士誠佔領蘇州。“次年築城太倉，即毀(隆福寺)像改市舶司”。
2008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時，在江蘇太倉市城廂鎮南郊發現元代至明初海運倉遺址，由兩個長方形土臺組成，總面積11萬平方米以上。該遺址出土瓷片大部分為元末明初龍泉窯瓷片，與史書記載張士誠統治海運倉年代一致。
為了躲避亦思巴奚戰亂，陳寶生、孫天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紛紛投奔張士誠，在婁江港從事海外貿易長達十年之久。
陳寶生，字彥廉，元末江南名士，兼通詩畫。據王頲考證，其父本為嘉興路海鹽州人，順帝初年入贅泉州莊家為婿。此外，陳寶生還是一位從事海外貿易、施財好義的海商。
陳寶生、孫天富從事海外貿易的地理範圍，“東起高句驪，經羅斛，西抵闍婆”。闍婆即今印尼爪哇，元代是海上陶瓷之路主要轉口港。
印度東海岸海濱城市本地治理市博物館藏有一件三顧茅廬圖青花帶蓋梅瓶，與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三顧茅廬圖青花帶蓋梅瓶相同。泰國和印度兩地所見落馬橋型元青花可能是陳寶生等中國海商販運到爪哇，再由穆斯林海商轉運至印度東海岸。
元末在太倉婁江港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海商還有朱道山。元末崑山詩人袁華為陳寶生、孫天富寫過許多詩，如《陪陳彥博編修遊永壽寺》、《歲寒圗為孫惟善陳彥廉賦》等，可見朱道山與陳寶生、孫天富是好友。
袁華還為朱道山寫過《送知朱道山還歸京師》一詩。
王彝作序曰：
“朱君道山，泉州人也。以寶貨往來海上，務有信義，故凡海內外之為商者皆推焉以為師。時兩浙既臣附，道山首率群商入貢於朝。上嘉納道山之能為遠人先，俾居輦轂之下。優遊詠歌，以依日月末光，示所以懷柔遠人之道。海外聞之，皆知道山入貢之榮有如是也。至是海舶集於龍河，而遠人之來得以望都城而瞻宮闕。”明初建立後，朱道山率先帶海外商賈嚮明王朝入貢，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獎。
西沙群島元代沉船所見落馬橋型元青花
2010年5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隊在西沙群島永樂環礁石嶼進行考古調查時，意外發現了一處元代沉船，從中打撈出180件元青花瓷片。這是中國水下考古22年來首次發現元青花，今稱“石嶼二號沉船”。
這艘元青花沉船是當地漁民發現的，考古隊根據漁民提供的線索找到沉船。由於此前大肆盜撈，沉船遺址表面到處是圓形和不規則形盜坑，深約0.5－1米，遺址內散落元代德化窯瓷器、景德鎮窯卵白釉瓷器、元青花殘片，以及元代龍泉窯青釉瓷片，其中包括青花、青瓷、白瓷、醬釉等不同種類。
器形以碗、杯為主，亦有瓶、罐、壺等瓷器殘片。
據發掘者分析，“西沙群島海域發現的元青花瓷器特徵鮮明，與國內一些城市、墓葬遺址，以及景德鎮湖田南河南岸等窯址中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相一致。
這些青花瓷器還見於菲律賓、印尼、非洲東海岸等海外一些地區，尤其是菲律賓地區。小罐、碗、杯、軍持類器物在造型、胎釉、紋飾等方面均十分接近，是較為典型的元代晚期景德鎮窯外銷瓷器產品。”
我們的看法略有不同，西沙群島元代沉船出水元青花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與湖田窯南河北岸以及菲律賓出土元青花相同。據劉新園調查，景德鎮湖田南河“南岸的青花瓷器中以大盤為主，約佔青花器70%，其盤的器底較厚，紋飾繁縟華麗，其中多藍地百花，和伊朗、土耳其的傳世品一致，唯盤的口沿畫藍線的較少。盤的直徑最大的僅有41釐米，比土耳其與伊朗的傳世大盤(直徑分別為47.5和57.5釐米)為小。
罐、瓶之類由於殘片太碎，難以瞭解其確實高度。北岸的青花瓷器則以高足杯、折腰碗、小酒杯為多，大盤僅見兩件(與南岸圈足等大的盤相比，器底要薄一些)，紋飾則簡潔、疏朗、草率，和菲律賓出土的完全相同。
經初步比較，南北兩岸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都屬於湖田窯元代後期的產品，但南岸的略早於北岸。”我們認為，西沙群島元代沉船出水第一組元青花實際上與景德鎮南河北岸以及菲律賓出土元青花的類型相同。日本學者在埃及開羅南郊福斯塔特遺址採集到許多風格類似的元青花殘片。
另一方面，落馬橋型元青花與西沙群島元代沉船出水第二組元青花的紋樣，如蓮瓣紋、火焰紋、焦葉紋、一把蓮紋和菊紋如出一轍。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李一平在落馬橋元末遺址採集到一件元青花八方玉壺春瓶殘片，此類元青花八方玉壺春瓶殘片在西沙群島元代沉船亦有發現，與土耳其託普卡比宮藏元青花八方玉壺春瓶幾乎完全相同。
落馬橋元末窯址出土元青花匜菊紋圖案，亦見於西沙群島元代沉船青花碗和埃及福斯塔特出土菊紋青花碗。根據這些落馬橋類型元青花的發現地點，完全可以復原一條從景德鎮落馬橋，經江蘇太倉海運倉、西沙群島、馬六甲海峽、南印度，最後抵達埃及福斯塔特古海港的元末海上元青花外銷路線。
有元一代，在蒙古色目文化統治下，元青花瓷器深受伊斯蘭教、喇嘛教藝術的強烈影響，花紋繁複，而且不能表現人物。
元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景德鎮窯廠的畫工衝破蒙古色目文化之藩籬，首次將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漢文化藝術引入元青花，從而創燒出獨具一格的落馬橋型元青花瓷器。
隨著元末海外貿易的蓬勃發展，江西景德鎮落馬橋型元青花遠銷東南亞、印度東海岸，乃至埃及福斯塔特港。可
惜這一切只是曇花一現。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陽湖大戰，陳友諒60萬大軍命喪黃泉。明初朱元璋採納蘇琦奏言，實行移民屯田制。
饒州瓦屑壩成為江南第一移民集散地。據考證，洪武年間的大移民，共遷江西移民214萬人，其中饒州移民將近百萬人。在這兩場大劫難之中，景德鎮陶冶業受到重創，從此一蹶不振。直到明永樂、宣德年間，景德鎮窯廠青花瓷燒造工藝才逐漸得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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