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為忽必烈即汗位接中原傳統文化改元建號。蒙古民族作為草原沙漠地域的遊牧民族，逐水草而遷徙，民無定居之所，家園觀念很淡，所以在上層建築上既無國號，也無年號。國號因族而名，紀年就用動物來命名，比如“兔兒年”、“鼠兒年”、“龍兒年＂之類。忽必烈即汗位後，劉秉忠上書“改元建號”，自庚申（公元1260年）五月十九日，建元為中統元年。這就可以和中國歷史上的漢武帝建元元年，唐太宗貞觀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相類了。忽必烈建立的國家也進人了中原帝王建國年號的序列。這是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模式改造蒙古國所跨出的重要一步。到公元1271年，全國統一已成定局，劉秉忠又“奏建國號曰大元”。為什麼叫“元”？是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這樣，又用中原傳統文化規範制定了
蒙古族的國號。如果從少數民族在統一的中國掌權的歷史來看，這的確還是初始的第一次，稱元也是名副其實的。
第二，為元朝設置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元朝疆域遼，民族眾多，作為人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機構，既要能實行有效的統治，又要有民族融合的機制。劉秉忠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吸取古代特別是金代行政機構設置的合理部分，調整發展了蒙古國舊有的政治軍事制度，提出了建中書省制度的方案。中央一級的行政機構主要由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組成。中書省是中央的最高行政機構。忽必烈按照劉秉忠等人的建議，於中統元年立中書省，設右丞相、左丞相各1人，平章政事4人，左右丞各1人，參知政事4入。皇太子擔任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自中書令以下至參知政事都稱為丞相。擔任丞相職務的官員來自各族的上層分子。以中統元年統計，蒙古族1人，畏兀兒族1人，漢族4人。可見劉秉忠設計的中央行政機構中是考慮到聯合各族這個重要因素的。中書省以下設吏、戶、札、兵、刑、工六部。這是漢唐以來就有的行政機構的繼承和發展。中書省的設立對於加強中央集權發揮了很大作用。樞密院是掌握兵權的，設有院使（由太子兼任），副使、僉書樞密院事等職，後來又在副使之上設知院、同知，金樞之下設同金樞、院判，名額不定。四宿衛各出代表一名，中書省派平章政事二人參與樞密院議事。御史臺是最高司法機構，最高長官為御史大夫，其下有殿中司和察院。此外，中央一級機構還有大司農（掌農桑水利）翰林兼國史院（掌制誥文字、纂修國史）、集賢院（掌
提調學校、徵集人オ）、宣政院（掌宗教及吐蕃事務）、宣徽院（掌諸王等供應）、太史院（掌天文、曆法）操作院（掌工藝）通政院（掌驛站）等，這些都是中央的專門機構，有些機構如大司農、太史院等機構都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紫金山隱居過的劉秉忠曾任最高行政官員參領中書省事。①張文謙曾任最高行政官員的副職中書省左丞、最高軍事官員的副職樞密副使、最高農業水利官員大司農、最高司法官員御史中丞、最高天文曆法官員領太史院。張易曾任最高行政官員的副職平章政事最高軍事官員副職樞密副使、最高天文曆法官員領太史院。王恂曾為太子伴讀，任教育文（の注：《元史・劉秉忠傳）記載為“參預中書省事”，據《元朝名臣事略・太保劉文正公）“預”改“領”。據商挺編《藏春集）卷六載張文謙的劉秉忠（行狀》及徒單公履的劉秉忠（《墓誌》“預”也作“領”。）化最高官員領國子祭酒、最高曆法官員太史令。郭守敬曾任最高曆法官員太史令、重要水利官員都水少監。這批從紫金山走出的智商超群、才華出眾的知識分子，在元朝最高政治、行政、軍事、教育、農業水利、天文曆法等部門擔任要職，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作出了重大的歷史性的貢獻。劉秉忠設計的地方最高行政機構是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公元1260年，劉秉忠總設十路宜撫司，統歸中書省所轄。宣撫司根據中書省頒發的政令，行使審理獄詔，整頓賦役，省幷州縣等職能。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391年），在全國設行中書省，作為地方一些行政機構。當時，除中書省直接管轄山東、山西、河北等地，稱為“腹裡”，宜政院管轄吐蕃以及諸王封地外，全國共設十個行省，即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行省最高長官設平章政司，另有左右丞，參知政事軍事。行省之下設路、府、州、縣。吐蕃地方置萬戶府，路有總管，府有知府或府尹，州有州尹，縣有縣尹，各路、府、州、縣都設有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的達魯花赤。樞密院和御史臺也各有自己的相應地方機構。元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的設置，特別是行省制度的建立，不僅奠定了有元一代的行政制度，而且使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達到了新的規模，做到了“都省（中書省）握天下之機，十省（行省）分天下之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構有機地結合在起。元朝的疆域十分遼闊，所謂“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因此10個行省中就有4個行省涉及邊遠地區。例如嶺北行省治所設在和林，稱和寧路，管轄範圍除了蒙古高原外，北邊一直到北冰洋；東北地區由遼陽行省管轄，設開元路（今吉林省農安縣），管轄黑龍江中游；設水達達路，管轄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流域；又在黑龍江口奴爾乾地方設徵東元帥府，管理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元朝又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和臺灣，巡檢司是劃歸江浙行省泉州路同安縣的。西藏地區沒有設立行省，而是由中央的宜政院直接管轄，其下設立烏斯藏、納裡、速古魯孫三路宣撫使司都元帥府，其下設若千萬戶府，管理方式與行省制度相仿。行省制度的設立使這些邊遠地區和中原地區的聯繫大大地加強了，它有利於鞏固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對明、清兩代政治制度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元朝以後，“行省”這個名稱一直沿用了下來直到現在，明代雖一度改為布政使司，但口語仍相沿不改。元代行省的劃分，也初步莫定了今天中國的行省規模。
第三，為元朝的百官頒俸祿，定官制，擬章服，制朝儀。成吉思汗崛起漠北，作為遊收民族，逐水草放牧，居無定所，沒有城郭家園，也沒有繁雜的庶事，軍政機構的設置非常簡單，只設萬戶統率軍隊，設斷事官管理政刑，任用主事的人員也不過一二名親貴重臣。收降人員，原來是什麼官還叫什麼官。蒙古軍隊征戰，主要是為了掠奪，成吉思汗曾對他的四個兒子說過，世界廣大，江河眾多，使你們攻佔外國，去各自分配，擴大自己的牧地。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連年累月地對外發動戰爭，就是出於這種動因。至於建立行政機構，設置百官以及各種制度，那是沒有考慮的。等到忽必烈即位，最後滅宋已成定局，這時蒙古統轄的地域十分遼闊，形勢發展要求建立有效的行政機構和職官設置。於是忽必烈讓劉秉忠牽頭，許衡為副手，開始參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公元1254年，忽必烈就採納劉秉忠的建議，“頒祿於陝之東西”。（《牧庵集・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元朝建立後，便將劉秉忠的建議推廣全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公元1260年，忽必烈採納了劉秉忠等人根據漢族封建王朝以及當時實際情況所提出的機構設置方案，確定了有元一代的官制。明朝宋濂等人編撰的《元史.百官志》說：“於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藉矣。”晚清柯劭忞編撰《新元史·百官志》說：“以中書省管政事，樞密院管兵，御史臺司糾劾，又設行省行臺，內外均其輕重，以相維繫，立法之善，殆為唐宋所不及。”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由此可以看到劉秉忠在設計元朝官制時的確是付出了相當有價值的勞動。官署機構定了，官員奉祿有了，作為一代王朝，還應有一定的禮法。蒙古族作為遊牧民族，除了勇於打仗，是不講什麼封建王朝的禮法的。每次朝會宴饗，安排吃喝，還是按蒙古的本俗。（元史・禮樂志一）說，凡是遇上稱賀宴會了，臣庶無論貴賤，都湧聚到帳殿前，執法官嫌人太多，就用棍子趕打。可是趕打跑一批，一會又聚集上來，這也實在太不象話了。公元1269年正月，由劉秉忠牽頭，孛羅為副手，根據忽必烈的指令，改制朝儀。參與這件事的趙秉溫、史槓訪察前代知禮儀的人，演習朝儀。又搜訪了舊教坊的樂工，在萬壽山的便殿進行演練，忽必烈聽後大加讚賞。在劉秉忠以及他的助手們的努力下，元代的朝儀才得以完備。劉秉忠改革蒙古舊俗，適應中原漢地的封建文明，使元朝成為名副其實的封建王朝。劉秉忠的這個歷史貢獻是很大的。同時代人對劉秉忠的這一貢獻曾給了很高的評價。《藏春集》卷六王磐撰劉秉忠《神道碑銘說：“輔佐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太傅劉公為稱首。＂在元代開國傑出人物中，劉秉忠做出的貢獻是非常突出的。
（待續）來源：邯鄲文化網閱讀更多 玉東觀察1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