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困守，所以焦慮；因為焦慮，故而流動。
流動是焦慮下的產物，流動是對階層固化的焦慮和恐懼。人們努力掙脫現實牢籠的枷鎖，
努力在混沌壓抑的空間中尋找一個出口，讓身心自由，讓呼吸順暢。
當北上廣深杭的房價、戶口等問題成為阻礙年輕人在此定居的時候，一些年輕人開始跨地域流動。他們青睞二線城市，去追尋更好的生活品質。目前，蘇州、武漢、成都是最受年輕人青睞二線城市前三甲；人們逃離一線城市、去二線城市後，選擇最多的崗位是銷售崗；27歲是最“宜”出逃年齡，二線城市同樣海闊憑魚躍。
與此同時，行業前景往往決定了行業錢景。一個行業的興衰以及是否適合自己，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個人未來的成長空間。轉行同樣要趁早，試錯之後，一些年輕人開始跨行業流動。
在風頭正盛的互聯網行業，專業人才的數量滿足不了市場大規模的需求。工作機會多、薪酬水平高的同時，跨公司間的水平流動也非常大。相比流去其他公司，BAT互跳更為頻繁。
當階層固化的討論甚囂塵上，更應該相信——通過努力，一個人的境遇會得到改變。鐵飯碗在新時代也有了新內涵，不是在一個地方吃一輩子飯，而是到哪兒都有能夠有飯吃，正所謂藝不壓身。如果因為階層固化就放棄理想，放棄努力，一方面可能讓自己下滑到更低的階層，另一方面，人生的意義會欠缺。
對一線城市高壓的焦慮，對選錯行業的困惑，對工作現狀的不滿，對階層固化的無奈，部分年輕人就這樣跨地域、跨行業、跨公司間地，果敢決然或深思熟慮地流動著。
跨城市流動：逃離北上廣深 去二線城市躲避焦慮
l 逃離一線城市 蘇州、武漢、成都成最受年輕人青睞前三甲
l 銷售成人們逃離一線城市、去二線城市選擇最多的崗位
l 27歲是最“宜”出逃年齡 二線城市同樣海闊憑魚躍
逃離北上廣深杭，去二線城市更詩意地棲居？身為互聯網公司產品經理的David對此有不同看法，“我覺得用逃離不太恰當，人的一生都是在尋找更好的生活而已，哪裡適合去哪裡就對了。”的確，當北上廣深杭的房價、戶口等問題成為阻礙年輕人在此定居的時候，一些年輕人開始青睞二線城市，去追尋更好的生活品質。
離開一線城市 找尋另一種可能
志鵬今年33歲，老家在合肥，老婆的老家在常州。2016年11月，他做了人生中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北京回到了合肥發展。這時距離他2003年來北京求學，已經過去了13年。13年間，他在北京完成了打工、創業、娶妻生子等一系列過程。現在他已經是兩個男孩的父親，老大三歲半、老二剛出生九個多月。老婆帶著孩子在常州生活，他在合肥創業，過著雙城生活，卻並不覺得累，因為高鐵很方便，兩邊住地都離高鐵站不遠。況且，他覺得總在一個待著會膩。
之前他做公關行業，因公司業務原因，所以離不開北京。2015初開始，開始涉足情趣電商創業，最開始階段，公關公司也同時經營著，算是過渡。2016年情趣電商創業進入正軌，他便完全放棄了公關業務。
志鵬目前創業是和弟弟、以及大學同學一起合夥。弟弟在合肥買的房，大學同學老家也是安徽的，也希望在合肥安家，所以他們一致決定將公司就定在合肥。並且，志鵬的大多數同學和親戚也都集中在合肥，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
談起北京的工作生活，志鵬這樣描述：“幹公關和幹媒體有很多地方相似，總是給別人吆喝，看上去博文廣知、閱歷豐富，但又難免流於表面。京城大、居不易，汙染和交通擁堵日漸嚴重，生活成本越來越高，這是客觀現實。當然，經濟基礎不夠雄厚這也是現實，其他的就是個人選擇和價值觀問題。”
他的初衷是想自己整點東西，然後就一門心思鑽進去。現在小孩漸漸大了，回到老家，可以有更加穩定的圈子和生活環境。寧願過的自由輕鬆一些，然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從事業上講，回到壓力相對小的地方，可以更加心平氣和耐心的去做事情，畢竟這是持久戰。
回來以後，志鵬的切實感受是，可以在鄉下和城市自由切換，可以經常回老家。親戚朋友間往來更多，也算是迴歸生活，了卻心中故鄉情結。
對於更長遠的打算，志鵬表示：“其他方面想的少點，專注於生活和工作本身。未來，定居可能考慮在常州，戶口都在那邊。一個是考慮兼顧岳父母那邊，另一個也考慮常州的環境也不錯，雖然沒大城市那麼發達，但卻更宜居。城市大了，問題就多了。”
蘇州、武漢、成都等是年輕人焦慮“出逃”的新寵
根據脈脈數據研究院數據顯示，蘇州、武漢、成都、天津、南京、鄭州、西安、合肥和廈門，成為人們離開北上廣深杭後，實際去往的9大熱門二線城市。二線城市容納的行業越來越多，企業數量在逐漸增加。因此，大學畢業生在找工作時就有更多的選擇餘地。既然二線城市就有合適的工作，就不需要非得往一線城市擠了。雖然二線城市不如北京等一線城市的工資水平，但消費水平也沒有一線城市那麼高，生活壓力也沒那麼大。這也是越來越多在一線城市打工的人群，選擇回到離家更近、更宜居的二線城市就業的重要原因。
製造業類的工作機會在蘇州佔優，成都和西安在電子和技術上佔優。並且這些二線城市的特點是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融合較好，本地語言已經不佔絕對的主導地位，文化上的包容性很強。
蘇州雖然不是省會城市，但是在發展上蘇州享受魔都帶來的經濟輻射，新加坡投資的工業園區已經成熟，德資、臺資企業也多如牛毛。所以經濟實力很強，其經濟地位在江蘇位列第一是公認，曾有“上海後花園”之稱。
現年31歲的重慶人陳庚，最近剛辭去了北京的法院工作。算上讀研和工作的時間，他已經在北京生活8年。他下定決心離開北京，對二線城市抱有期望和嚮往，並最終選定了蘇州。此前，他之所以離不開北京，一方面是經濟方面有房貸、需要穩定的收入；另一方面，在北京上學工作這麼多年，積累的資源和關係，去蘇州需要重新建立，感覺時間成本太大。但終究，他還是深深地被掙扎的北京工作生活嚇退——住在大興，開車不堵車路上也要40分鐘，堵車就沒有時間點了。乘坐公共交通上班通勤單程需要一個半小時，出行感覺太累。他這樣講道：“在北京，每天耗在路上的時間太長，生命被相對的縮短了。蘇州城市小、園林多，離大城市也近，生活質量會高不少。”
興許哪一天，北京的壓抑生活會突破更多北漂一族所能承受的臨界點，他們會最終選擇離開。又或許，他們都只是生活在北京圍城之中的典型，想出去卻又心有掛礙。
成都是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科技、文創和對外交往中心，也是綜合交通樞紐。成都的第三產業相對發達，城市基礎設施完善，引來思科、通用、西門子、飛利浦等巨頭均落地，電子信息產業、汽車產業不斷髮力。在具體的城市軟實力方面，成都擁有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等一系列高校，科教實力不弱。此外，成都的外國領事館和500強企業入駐數量較多，國際航線和機場吞吐量很高。
今年年初剛從深圳回到成都工作的鄭濤表示：“成都一直建設天府新區，現階段新區很多建設圍繞著天府軟件園，還有周圍的新商務區，大小軟件開發企業不少，所以對我這個碼農來說，很好找工作。而且成都比深圳更有生活氣息。”
南京在2016年發佈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中，被定位為千萬人口級別的特大城市，擁有僅次於上海的超大城市定位。並且，南京的科教文衛實力較強，其中科教實力超越廣深。
西北人貓叔，先後在上海和北京工作生活，在北京曾開過3年咖啡店、供職過互聯網公司從事了一年的新媒體工作。今年年初，他辭去了北京的工作，和女友一同來到了南京生活和發展，繼續從事著新媒體工作。
在貓叔看來，有的人是為了工作而工作，有的人是為了生活而工作，而他屬於後者。他告訴筆者：“北京工作久了是件挺壓抑的事，北京的空氣、交通、消費水平讓這個城市在我眼中看起來是灰色的。雖然每個月的收入足夠開銷，但我這人也不喜歡三里屯那些時尚的地方，所以一線城市的光環對我不太重要，從這個方面說反倒南方二線城市會讓我生活的更舒心點，也因此工作起來不會那麼累。從工作角度來看，是否在一線城市，其實對做新媒體的人來說並不重要，之前工作中代運營的公司南京，而且對南京還是有種莫名的喜歡，所以選擇了來南京。”貓叔坦言，現在做新媒體，做自己的公眾號之餘，也會代運營公眾號。雖然收入不像在北京供職一家公司來得穩定，但是卻比北京寬裕點，畢竟南京的物價比低一些。
天津市北方經濟中心、環渤海地區經濟中心、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國際港口城市。天津人口流入很多，十二五期間，天津引進一系列大項目、大工程，吸引大量人才和產業工人進入，加上北京限制人口規模導致的外溢效應，天津人口增速可觀。天津的科教文衛沒有短板，醫療規模僅次於北上廣。
過去一年，合肥、鄭州和武漢均價紛紛破萬，漲幅更是力壓廣深，雙雙挺進全國前十，合肥更是以46.5%的漲幅位列全球之冠。
目前，合肥的城市概念頗多，大有後來居上的態勢，成了城市新貴。不僅躋身長三角城市群（在長三角規劃裡，合肥與杭州、蘇州共同被定位為大城市），高鐵八縱八橫的佈局，以及安徽省要舉全省之力發展合肥的士氣。
鄭州和武漢，都是國家城市戰略的國家中心城市，兩者也都是交通核心樞紐。在城市群戰略方面，鄭州單挑起了中原城市群，武漢則是共享了長江中下游城市群。
鄭州近些年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城市框架在拉大，經濟發展也越來越好。據瞭解，鄭州以前是有名的經貿城，如今製造業也成長起來。目前鄭州招聘會中各行業崗位數排名中，製造業崗位數已排第二名。
武漢是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武漢的優勢，也正在於交通樞紐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的頂樑柱地位。武漢除了有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南財經等全國知名大學，院士聚集，高科技研究環境優越。產業上，武漢有稱為“中國光谷”的東湖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光電子、生物醫藥、環境、高科技製造業都是強項。
廈門是經濟特區。對岸就是臺灣，因此臺商遍地，經濟活力強，同樣屬於“逃離”了之後落差並不會太大的地方。廈門還是有一些比較好的企業，比如建發、廈航，還有美圖秀秀等。作為沿海城市，廈門環境優美、氣候舒適。在生活上，廈門的企業加班比較少，八小時之外比較自由。
最宜出逃的年齡：27歲
從一線城市出逃到二線城市去發展的人才，其共性是：擁有5年以上的工作經歷，追求較高的生活品質，希望城市宜居且有更好的職業發展。
通過在一線城市工作積累能力，隨後移居二線城市追求更好地生活，開啟自己的第二人生，已經成了從北上廣深杭離開的人們理想的生存路徑。
脈脈數據研究院的數據顯示，過去一年間，從一線城市去往二線城市發展的人群中，主力軍為25-29歲的年輕人，佔到移居人數的45.9%；其次是20-24歲，佔比22.0%；排在第三的年齡段是30-34歲，佔比21.3%。
相比之下，35歲以上再選擇逃離一線城市的人群總體較少，這些人大都在一線城市有了更多的積澱，工作和生活上都形成了固定的圈子和資源，並且大多組建了家庭，放棄的成本較高。具體而言，35-39歲離開一線城市的人數，只佔出逃總人數的7.5%；40-44歲，佔比2.1%；45歲以上，佔比1.2%。
值得注意的是，27歲選擇離開北上廣深杭，去二線城市的人數最多，達到811人，佔比10.9%。
今年27歲的劉誠，在北京待了4年8個月，先後做過網絡編輯、雜誌社編輯、APP運營，最終選擇離開，去離家更近的武漢工作（大學也是在武漢讀的）。在他看來，在北京的壓力太大，早晚都要離開，那不如早點回來。回武漢後，他現在做PC運營，不過仍有換行的打算，原因是工作遇到一些瓶頸，並且在二線城市做運營總是覺得缺乏一些激情。他感覺回來後各方面的壓力都小了，沒有了北上廣深的快節奏，有了規劃生活的時間和空間。
他並不諱言，目前自己整體的薪資和北京時還是有差距，但對有過北漂工作經歷的他來說，談薪資還是有一定的優勢。他個人感覺薪資還是可以接受，因為在武漢的各方面開銷也在減少，特別是房租至少比北京便宜一半。
問及當初為何去北京，他稱當初剛剛畢業，年輕氣盛，想去大城市闖一闖。
最吸引人的二線城市公司
離開北上廣深杭，去往二線城市。除了二線城市日漸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生活配套，好公司同樣是人們選擇去二線城市所關注的焦點。
從脈脈數據研究院的數據顯示，中國平安、百度、蘇寧、中鐵、新美大、富士康、同程旅遊、華為、京東、宜信、中軟國際、滴滴等公司，是人們最終選擇最多的就業公司。
從上不難看出，總體實力強、在全國多地擁有分公司的大公司，是人們出逃一線城市後，最傾向的選擇。
“我覺得逃離一線城市後，去各地的宜信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京外的宜信很多是銷售崗。做銷售拿提成全靠自己的真本事，多勞多得。業績好的銷售，月入幾萬是很平常的事情，多的甚至每月能夠賺十幾萬。這個收入，在二線城市算是富裕階層，生活品質很高。”一位在京工作的宜信人如是說。
他進一步解釋，“來一線城市打拼又逃離的人，大多是沒後臺沒背景的。回到二線城市或地方，找收入高、文化好、五險一金有保障的工作並不容易。在這方面，宜信確實給逃離的人提供了公平、靠自己能力吃飯的平臺，是個不錯的選擇。”不過，他也坦言，如果不擅長銷售，來宜信並不合適，也會迅速被淘汰。
最熱門的二線城市職位
銷售、市場、技術研發、CEO&總經理、運營、設計師、業務、項目管理、HR、行政後勤等職位，是人們到二線城市主要就職的崗位。
從脈脈數據研究院的數據顯示，離開一線城市的人們，去二線城市從事的最熱門職位是銷售。這與前文宜信人所講述的情況十分吻合，銷售的職業，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能力強的銷售，收入不設上限。憑藉自身的能力，拿著較高的銷售業績提成收入，享受著二線城市的房價物價，生活質量明顯提升。
其次，二線城市公司的市場職位十分受歡迎。擁有了一線城市大公司、大平臺的市場經驗和視野，到二線城市公司做市場，似乎都更加遊刃有餘。
北上廣深杭，以互聯網公司為例，BAT、網易、京東、360等大公司扎堆，也吸引網聚了大批技術研發人才。與此同時，隨著各行各業針對“互聯網+”都在做一定探索，二線城市對科技互聯網的技術研發需求日益增多，這也吸引了一線城市的技術研發人才選擇投身其中，藉著政策春風，移居到二線城市開創新空間。
今年年初，在北京生活了16年的瑩瑩，隨老公舉家遷移到了武漢。瑩瑩和老公都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都在科技互聯網行業工作。老公自己創業，經營著一家遊戲開發公司。
近來，老公在公司業務和成本上的城市差異，做了更精細的核算。他發現武漢給科技創業公司提供了很多優厚的補貼和優惠條件。算下來，如果將公司從北京遷移到武漢，光是場租一年就可以省下200萬，並且這項場租優惠一簽就是10年。這也讓他最終下定了移居的決心，於是在北京留下商務、政府關係等部門，將大部分技術開發、人力密集型工種都搬到了武漢。
跨行業流動：轉行跳槽的“困惑”和“淘金熱”
l 新媒體公司在內容製作方面是傳統文娛人熟悉的領域，又是前景一片光明的產業，自然成為廣電人“走出去”的理由。
l 傳統銀行從業者在考慮跳槽時，互聯網金融企業成為熱門選項之一。
l 轉行與否不重要，更重要的還是要有方向感。
l 無論換什麼行業，還需要多學習才行。
不同行業的發展勢頭和薪酬待遇千差萬別，由於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同，由於行業發展的階段不同，有的行業日薄西山，成為夕陽產業；有的行業卻蒸蒸日上，為未來代言。這時，跨行跳槽的困惑橫亙在人們心中，焦慮日復一日加重。
先從文化娛樂和金融行業管窺見豹，文化娛樂和金融產業已然成為了人才湧動的行業。數據顯示，到2020年，中國文娛產業總體規模有望達到一萬億元。萬億級的市場蛋糕，自然會吸引資本趨之若鶩，在火熱的資本環境推動下，中國正在進入文娛產業“黃金時代”。文化部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15年，文娛產業從業總人數達230萬人，相比2010年增長13%。另據麥肯錫報告顯示，到2020年，互聯網金融市場規模將超過30萬億。互聯網金融行業引來眾多的企業戰略佈局同時，也吸引來了跨行業淘金的跳槽者。
超六成傳統文娛人才，轉投互聯網行業“淘金”
“把自己賣出個好價錢”，這話簡單粗暴，但話糙理不糙，大部分招聘網站的調查均顯示，薪酬、待遇是各行各業職場人跳槽首要考慮的因素。“錢景”不僅意味著荷包鼓起，也是職業發展前景最直接的外化。
沈驍曾在傳統影視公司工作了三年，今年選擇跳槽到互聯網平臺，在他看來,自己考慮的因素無非有兩個,一是薪酬,二是趨勢。“互聯網代表了未來的一個大趨勢。當你做的東西,逐漸舊了,開始被淘汰, 資金跟不上,就會選擇離職。”
與鮮肉明星的天價片酬相比，文娛行業剛畢業的鮮肉“螺絲釘”起薪都不高。意料之中，互聯網公司相同工齡下，技術、產品薪資高於其他崗位，技術崗畢業生起薪達12.4K。技術崗位體面且多金，又沒有沾上文娛名利場上的浮華，這已成為最具發展潛力的職業之一。
傳統公司中的製片崗位薪資最高，體現了其作為文娛內容生產各環節樞紐的核心地位，技術薪資僅次於製片崗位。即使在傳統公司，技術也有賦予文娛產業的重要意義。
薪資圖表中會發現除萬達影視、華誼兄弟外，傳統公司衍生品生產崗位薪資相對較低，作為IP 全產業鏈重要一環，衍生品沒有獲得更多人力投入傾斜，側面反映出國內影視產業IP體系真正建立尚需時間。
如今，文娛人才進行職業規劃時，首先會在以內容生產為主體的傳統公司，和以平臺為主的互聯網公司中做取捨，人才的流動也直觀反映了兩個領域的動態嬗變。
互聯網的流入流出主要都是在域內，向傳統媒體方向流入的不多。但傳統公司人才向互聯網公司遷徙的趨勢比較明顯，在調查的5家傳統文娛公司中我們發現，人才流向排行前三公司的人數為56人，而這些人中有37人選擇了互聯網，佔總數66%。
整個文娛產業中，無論是傳統人才還是互聯網文娛人才，都將阿里影業和愛奇藝視為跳槽首選。不過阿里影業的人員流動性也非常大，就像一個巨大的互聯網人才“中轉站”。
傳統行業人才之所以規模化向互聯網湧入，除了因為互聯網薪資的普遍偏高，更在於互聯網帶給影視行業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想象空間。
網絡劇、網絡綜藝、在線影院、網絡大電影、移動直播，這些新興概念在短時間內出現便以蓬勃勢頭對傳統行業形成顛覆，人才從傳統行業向互聯網平臺的轉移，也是順勢而為的自我革新。
廣電的流出：新媒體的“黃埔軍校”
對於文娛行業來講，“體制”成為一道無形的界線，被來來往往的人來回拉扯著。後體制時代，這座“圍城”也不再是固步自封的堡壘，有的人進去，有的人出來，一併加入當下“遷徙”的大潮流之中。
為此，我們抽取了2015年至今廣電行業50人次的高層人事變動，發現外流人數佔到36人，變動後傳統行業留存14人。外流人員中，電視臺方面佔比達78%，央視離職情況最為突出，共13人先後離開，除導演哈文等3人以外，其餘10人均為主持人，包括觀眾熟知的趙普、張泉靈、郎永淳等，新聞主持人這個“減壽”的崗位尤其留不住常客。
傳統行業人員流動是現今企業面臨的普遍問題，互聯網的普及和新媒體的興起使創造無數輝煌的廣電行業壓力十分巨大，這種人員流動現象既來自於激烈的市場競爭，也來自於體制內的一些深層次矛盾。
在高速發展的科技和思維意識的轉變中，曾經那些將“體制”視為“鐵飯碗”，擠破頭也要進“圍城”的人如今卻又爭著走出這座“圍城”。
傳統行業從業人員大批流向新媒體這一現象已經清晰可見。據瞭解，某廣播電視集團人才流失趨勢由以往每年幾十人到2016年增長為100人以上。廣電也因此被冠上了“黃埔軍校”的美稱，似乎在源源不斷地為新媒體公司輸送人才。
近日，微博爆料前跑男總製片人俞杭英近期將從體制出走，可能和龍丹妮、謝滌葵、岑俊義等一眾王牌製作人一樣，跳出體制後自主創業。所以，越是影響力大的廣播電視臺、越是重要業務部門，人員出走往往越嚴重。
事實上，新媒體公司在內容製作方面為傳統文娛人熟悉的領域，又是前景一片光明的產業，自然成為廣電人“走出去”的理由。
傳統金融向互聯網金融遷徙
“互聯網金融”已作為關鍵詞被連續幾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當中，總理還說，要“在全國開展消費金融公司試點，鼓勵金融機構創新消費信貸產品。”
公開資料顯示，陸金所已經形成了以陸金所、前交所、普惠金融為核心的“兩所一惠”的戰略佈局，成長為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巨頭。螞蟻金服上市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根據市場預測，經過了B輪45億美元融資後的螞蟻金服估值達600億美元。騰訊旗下理財通、京東金融、360旗下你財富等互聯網公司都在加速卡位互聯網金融。
根據麥肯錫發佈的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底中國互聯網金融總交易規模超過了12萬億，接近GDP總量的20%。按照平均年增量20%來算的話，到2020年，互聯網金融市場規模將超過30萬億，互聯網金融用戶數量將超過6億人。
知名互聯網企業、業績優良且資金雄厚的P2P平臺、民營銀行是明星高管們青睞的目標。
例如，去年5月底，光大銀行資產管理部原總經理張旭陽加盟百度，負責百度理財和資管業務。此前，建設銀行電子銀行部原總經理黃浩離職出任螞蟻金服副總裁；工行電子銀行部原總經理侯本旗離職籌備民營銀行中關村銀行；民營銀行華通銀行，則聘請了興業銀行原副行長陳德康出任董事長，興業銀行同業部原總經理(後跳槽至微眾銀行任副行長)鄭新林出任行長；興業銀行前行長李仁杰離職後出任陸金所聯合董事長；渣打中國總行原副行長羅龍翔、平安普惠原副首席風險官馮瑞彬，以及匯豐銀行中國區原首席法律顧問周莉莉，齊齊入職點融網；JP摩根紐約總部原風控執行董事谷穎加盟玖富任首席數據科學家等。
不完全統計，僅去年上半年就有30位銀行高管跳槽到互聯網金融行業。傳統金融行業人才正在快速流動到互聯網金融。銀行業人士流向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趨勢逐漸明顯。一方面是經濟下行、利差收窄、不良貸款率激增等因素，以及限薪令導致銀行人員收入水平和福利下滑；另一方面是互聯網金融市場崛起，銀行系統人才也有意進行新的發展嘗試。銀行“金飯碗”光芒失色，一部分銀行員工近幾年在嘗試跳槽。
在跳槽的去向中，互聯網金融企業往往成為熱門選項之一，傳統銀行儼然成互聯網金融企業的“黃埔軍校”。風控、理財客戶經理、對公客戶經理成為互聯網金融企業爭相搶奪的“種子選手”，而銀行櫃員則跳槽相對很難。除了互聯網金融企業，一部分包括資管部門、投行部門在內的員工，跳槽去了待遇更為豐厚的基金、信託公司和券商。
跨行業的多棲者
哪些職業最容易跨行業跳槽？一份排行榜顯示，人力資源、高級管理者、財務人員、銷售人員、媒體記者是最容易跨行業跳槽的五大職業。
首先，因為無論在任何行業，人力資源從事的內容基本上大同小異，所以對跨行業跳槽的限制微乎其微。
其次，一旦管理者或者職業經理人的管理水平到了一定境界，也是不受行業限制的，能否管理好一家企業，對管理能力的要求要高於對行業知識和業務的掌握。
再次，行業關聯度低，對財務人員同樣不是限制條件，因為財務人員的行業選擇範圍很廣，跨行業跳槽較為容易。
第四，在不同行業，雖然銷售產品和方法不盡相同。但好的銷售人員往往不是在簡單的銷售產品，而是在銷售理念。
第五，媒體記者往往擁有人脈廣、消息靈通和善於溝通的特點。因此，他們很容易進入到各個行業從事公共關係等相關工作。
與此同時，跨行業跳槽和流動的人普遍偏年輕，畢竟年輕階段跳槽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都較低。選擇一個行業對整個人生的影響並不小，並且一次性就選對這輩子從事的行業，概率是微乎其微。如果真的“入錯行”了，與其焦慮，不如儘早跨行業跳槽。
從事人力資源行業十餘年的趙巖表示：”現在跨行跳槽很常見，不過其中絕大多數還是剛畢業沒幾年的年輕人。很多年輕人對於未來缺乏明確的規劃，第一份工作往往是隨便找的，不管是不是跟自己的專業對口。然而，等工作一段時間後，他們會對這份工作有了更多的瞭解，發現對所從事的工作比較厭煩、缺乏激情，覺得不適合這個行業，因此想要換行業跳槽。相反，對於在某個行業工作比較久的人，跨行跨職位跳槽的損失比較大，因為要從頭來過，所以這種人也比較少。“
轉行需趁早，行業前景和是否適合自己並重
相關資料顯示：雖然職場人士跨行業跳槽的時間在全球範圍內各不相同，但是在中國，只有13%的職場人士從事本行業超過20年，而全球平均水平是17%，北美地區則是28%。
由於經濟環境變化迅速，發展中國家（比如金磚國家）人才待在單一領域的穩定性遠低於發達國家。
行業前景決定了行業錢景，這一句有著廣泛共識且深扎人心的話。這從高考時，千軍萬馬報考大學熱門專業的火爆程度、以及國考公務員各崗位的緊俏程度和競爭比就可見一斑。
俗話說，男怕入錯行。一個行業的發展興衰以及是否適合自己，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個人未來的成長空間。
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轉行同樣要趁早，年輕階段很多時候意味著一個試錯的階段，多觀察多思考，跨行業跳槽同樣值得去嘗試。不過跨行業跳槽過程中，除了關注未來最具潛力的行業，還更要多關注行業本身是不是自己真正喜歡，適不適合自己發揮優勢和潛能。目前，影視文化及娛樂、互聯網金融、健康服務、嬰幼兒用品、網絡遊戲、網絡安全、機器人等行業都是極富錢景的行業。
合肥的90年土著董凱睿，研究生剛畢業時去了一家化工類央企設計院工作，擁有編制。由於單位所處行業不景氣，所以他工作比較清閒。據他介紹，同屆共有21個畢業生進了他們設計院，絕大多數都是關係戶，憑藉真本事進去的也就五六個。由於單位效益不行，薪資也不高，身為設計的他們卻沒人願意畫圖，所以很多設計的活兒都外包出去了。回憶當時的工作狀態，每月拿著四千的工資，三天兩頭就是陪領導同事去喝酒、唱歌和跳舞。
基於這種現狀，雖然家裡極力反對，但凱睿還是果斷辭職轉了行業。現在他轉到了芯片製造業工作，待遇比設計院好多了，主要做製程研發。
同為化工專業的黎立成如此感慨：”我幾個學化工的碩士同學，現在去了優衣庫或者歡聚時代。“雖然現在傳統化工行業日漸式微，但董凱睿並不認為化工專業人才隨之沒落，據他表示，很多新興行業需要大量的化工人員，譬如微電子、顯示面板都需要化學化工的。
90年生人的鄧嫻，畢業之初在寶雞老家從事機械設計的工作，由於需要長時間久坐。所以這個崗位沒做多久，她的身體變得很不好，便在原單位轉做了幾年總經理助理行政工作。去年初，因為戀愛的關係，她辭職來到了男朋友的所在成都生活，起初找到的依然是一份機械設計工作。做了一段時間，依然覺得不喜歡，她換到環保公司做黨建，每天寫寫文章，錢沒有之前賺那麼多，但是福利好，上班時間短，每天五點準時下班，而且還管早午兩餐，工作輕鬆一些。在鄧嫻眼裡，轉行與否，還是要看自己適不適合這個職業。在男朋友眼中，覺得鄧嫻是個萬金油的人，機械、黨建、總經理助理都能做，從不為她的工作問題操心。
鄧嫻的男友潘曉琅89年生人，也是陝西人，現在成都做博物館展覽陳列策劃，收入要比鄧嫻高一些。不過，他現在也有著轉行的衝動，未來他想去做養老產業，因為覺得養老產業是朝陽產業，隨著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產業需求會日趨旺盛。在潘曉琅看來，轉行這件事如果是為了多賺錢，就需要小心謹慎一些；如果是為了能多有一些時間，輕鬆一點，那做決定就比較簡單。
在父母方面，潘曉琅的父母都有自己的退休金、大病險，其實家庭整體壓力都還不算大。在他看來，成都生活就挺好，何必北上廣。其實在現在這個社會里，只要不蠢不懶，是不會讓自己很困頓的。
同樣看好養老產業的還有北京31歲的陳樹，“我們最近就在談養老產業，我和我師父想的是多元群體社群養老概念。因為我們是媒體出版行業，可以接觸很多產業，在此過程中，發現養老項目較為可行。“
在轉行這個問題上，已經做了兩年私募投資的穆賽表示，“其實做啥都好，開心認真就行，要看清事物本質，你如果賣BP機肯定是夕陽，但如果你瞭解到通訊設備是社會必須，始終緊跟著行業的風向和社會的需求，那就不會死掉。”
穆賽2012年廣東中山大學畢業後，因為本科學的新聞專業，所以先從事了兩年的出版和動漫工作。有一天他在茶水間和同事抽菸，同事聊到自己是19歲進的公司做動漫，那時候已經30歲出頭，同事在這個公司結婚生子，日子比較安逸。穆賽當時很震驚，他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更多的體驗，學到更多的知識，不想就在那麼兩層樓裡，面對差不多同一群人十年。經過一番思考，然後穆賽辭職了，考研去攻讀科技哲學，研究的課題是媒介技術。
在研究生期間，穆賽一邊上學，一邊在外找工作。在與外界接觸過程中，他感覺到了迷茫，因為用人單位不知道招哲學專業的人可以來做什麼。機緣巧合，受到一位老闆賞識，他來到了金融私募行業，所在公司主要做新三板融資，並且只做中後期融資，雖然速度很慢，但是穩。在這份工作中，他覺得自己可以跟著企業學很多東西，也能學會對企業素質進行更細微的分辨。
目前，穆賽還需要考很多職業資格證。不過，在他看來，無論在什麼行業，還需要多學習才行。穆賽做私募的工作生涯比較忙，事情很多，他現在又開始思考到底是安心做私募，還是再拼一把去攻讀科技哲學方向的博士，以後做研究。
同樣是轉行，在北京打拼的程飛並不算順利，他今年30歲，兩年前他被朋友忽悠著說金融行業來錢快，從計算機轉行到了金融私募。現在日子過的很苦，收入是以前的一半。更為關鍵的是，他愛玩，不學習，還想著掙大錢，所以才容易被朋友忽悠。
對此，同在金融行業的夏木表示：“程飛的問題已經不是轉行能解決的問題，轉行與否不重要，更重要的還是要有方向感。”
擁有著博士學位的陳宇76年生人，目前在金融系統工作，他認為：“換行業跳槽，都是自身不斷的深入認識，以及外在環境、個人經歷的不斷變化所致。我當過大學老師，幹過律師，做過資產管理，目前金融系統做法務，也不斷在變化。”
在陳宇看來，他這些年來，轉行背後的原因是追求自己價值的最大體現，對成功的渴望，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踐行。在選擇具體的工作單位時，職務提升和薪水，是首要考慮因素和首要動力。
水平的流動：BAT的員工都去哪兒了？
l 互聯網行業工作機會多、薪酬水平高，但流動性也非常大。
l 不少阿里人對騰訊抱有明顯好感，而百度甚至沒有出現在阿里人前三的流向公司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網易和滴滴。
l 百度員工的過客屬性可能更加突出，百度可能已經淪為了很多人的工作跳板。
互聯網專業人才的數量滿足不了市場大規模的需求，所以這個行業工作機會多、薪酬水平高的同時流動性也非常大。作為互聯網行業的三大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對於互聯網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的員工也是眾多互聯網同行覬覦的資深工程師、管理者人選。
根據脈脈數據研究院獨家的數據，我們得出了明星互聯網公司人才遷徙路線，通過採訪進一步驗證數據所呈現的趨勢，並總結了一些有趣的發現。
BAT互跳頻繁：漲工資的焦慮
相比流去其他公司，BAT互跳更為頻繁。百度和騰訊在為阿里巴巴輸送最多人才的公司中分別排第一和第三，而騰訊又是阿里巴巴人跳槽最多的去處；百度和阿里巴巴是為騰訊輸送最多人才的兩家公司，而騰訊人一轉頭又跳去了百度和阿里；百度對阿里和騰訊員工的吸引力好像較小，這兩家公司並沒有進入為百度輸送最多人才公司的前三，但是百度人去騰訊和阿里卻十分普遍。
“漲工資最好的方式是跳槽嘛。因為互聯網圈子很小，有名的也就這幾家，你不是從這家跳到那家去，就是那家跳到這家來。”前阿里員工馮銳這樣講道，畢竟無論從薪資待遇、平臺規模、工作穩定性還是工作內容來說，國內其他互聯網公司少有能超過BAT的，再加之資本寒冬影響下有些人可能趨於保守，“從BAT出去的員工，很多會因為不適應而再次跳槽，二進宮三進宮的也很常見。”
雖說是集郵般的互跳，不同公司的員工在選擇去向時仍顯示出了一定偏好。就這次的數據和採訪來看，我們得出了一個跳槽鏈：阿里人最愛去騰訊，騰訊人最愛去百度，百度人最愛去滴滴，滴滴人流回百度。
BAT有個跳槽鄙視鏈
有趣的是，不少阿里人對騰訊抱有明顯好感，而百度甚至沒有出現在阿里人前三的流向公司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網易和滴滴。
“這個沒得選。阿里看不上百度，而騰訊是尊重人的。就比如當時有同事從阿里跳到騰訊，大家就會‘哎！高升高升，以後再缺人的話叫我叫我’，不只技術人員，反正所有人都挺想去騰訊。”馮銳表示，如果有誰要去百度，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大家的態度基本是‘哦！去百度啊，你真想好了嗎？你在北京怎麼生活呀？你在那邊有房子嗎？你對這個公司瞭解嗎？’”
層級文化也是阿里同學選擇去向時擔憂的問題。“阿里雖然也有層級，但比方說P5是可以直接找M級說事兒的，但這要在百度的話就犯規了。所以大家可能是因為這個覺得不舒服吧，而明線可能是這幾次PR危機，讓人覺得在那做這件事受鄙視。”
對阿里員工較熟的獵頭也證實了阿里員工的偏好情況。“從技術相比，百度最優勢的部門大搜其實不太適合阿里的技術同學，所以其他公司技術去百度的第一動力阿里人沒有。而除了技術崗位不太在意公司風格以外，職能崗位的阿里同學離開大多還是考慮了去創業型公司如滴滴，或者公司文化比較開放的騰訊網易，因為阿里文化其實沒那麼open。”
高管的選擇同樣顯示出了這樣的趨勢，主要負責給A輪後公司介紹中高層管理者的創業酵母獵頭張家瑞表示，阿里高管有去騰訊的，但去百度的就非常稀少。“百度的高管沒什麼特定去向，但是普遍認可度比其他兩家低。高管流失率最低的是鵝廠，離職一般都是創業了。”
阿里人沒想得那麼難挖，騰訊流動率才更偏低
從人才遷徙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在變化快相對浮躁的互聯網行業，跳槽已成常態。即使前些年曾有阿里人因企業文化“洗腦”而最難挖的江湖流傳，但從目前的流動率數據來看，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阿里人其實好挖，阿里B2B裁員，裡面的人出來很多，而且阿里加班文化嚴重，很多人不適應。
當然，上市前的員工有些還是很認可公司價值觀的，畢竟阿里給期權給得是真的很好，大家也實現財務自由了，所以只有這一小部分人不好挖。”一名負責互聯網行業的獵頭告訴記者，BAT裡最不好挖的是鵝廠，“一般只有在鵝廠實在升不上去的同學才會出來。”
數據顯示，2016年騰訊員工流動率相對較低。“首先深圳比北京之類的就有自然環境優勢，而且在當地騰訊明顯甩出其它公司一大截。外面的機會和誘惑少，人自然也要安穩些。”
另據騰訊內部人士透露，騰訊內部架構調整速度很快，在騰訊，幾乎沒有不經歷過架構調整的員工。在因架構調整被迫在公司內不同事業群之間流動外，騰訊還有稱之為“活水計劃”的內部人才市場，內部換崗流動通道堪稱國內第一。如果員工想要換崗，可查找內部崗位並保密面試，如果面試通過，原部門需要三個月內無條件放人。一般情況，只要沒拿過差評考核，換崗都算順利。這或許也是騰訊人難挖的另一個原因。
增速變緩、高層動盪、醜聞不斷、內部架構調整頻繁，2016年百度的表現好像“被下了降頭”一般，這個曾在BAT領頭的公司是否真的輝煌不再？我們還是能從百度員工及其他公司員工在個人就職單位的選擇上得到一些信息。
數據顯示，雖然現在流行黑百度就是政治正確，但現實並不一定那麼糟。從20家明星互聯網公司人才的流向公司排名來看，百度的人才吸引力甚至是最強的，除了阿里、小米等少數幾家之外，絕大多數公司跳槽者中去往百度的仍然最多。
“醜聞歸醜聞，但從來沒有出現過百度虧待員工的事情。”在百度做技術近兩年的黃宗哲看來，地處北京也是百度的實際吸引力仍然不錯的重要原因。畢竟考慮到家庭、人脈等因素，要想換城市工作的難度相對較大，因此北京地區的人才更容易選擇北京的公司跳槽，而BAT中只有百度總部在這裡。“跳槽是為了去更好的地方，或者是有更好的選擇。只能說，至少在北京，百度還算是不錯的（去處）了。”
從調查結果看，員工喜歡跳槽百度的公司如滴滴、樂視、京東、新美大、360等，確實總部也都設在了北京。
公司地處北京：鍍金的跳板
公司多且創業氛圍濃的北京給百度帶來了人才，同時也使百度人更易流失。儘管統計2016年流入人數有1886人，百度人也在大量流出，甚至出現了淨減少122人的情況。不少百度員工提到，較其它城市而言，北京的就業選擇機會更多，生活壓力也更大，人們更容易受到刺激和誘惑而選擇離開。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其他大公司，百度員工的過客屬性可能更加突出。百度可能已經淪為了很多人的工作跳板。除了自身員工容易被挖走外，百度的大量流入人才也各有心思。很多二線互聯網公司的員工喜歡選擇百度，但他們中有不少都只是把百度當作了一個給簡歷鍍金的地方，“進了狼廠後就是好跳些。何況從這兒出去加班都不算什麼事兒了。”一名百度員工表示。“畢竟也是BAT中的一個。”
張家瑞也證實了這一點，儘管過去這一年公司醜聞頻出，畢竟大廠出身，百度的優質人才在人才市場上依然比較走俏，“百度的同學其實還是比較受歡迎的，特別是百度的技術（人員），因為基礎紮實，受過大流量衝擊，尤其在中堅力量上廣受歡迎。”
當然也有獵頭認為，就2016年來說，百度高流動率可能主要與其產品線及領導的頻繁更換有關，至於出現淨流失，則很可能是因為其部門調整和合並導致了輕微的裁員（人員離職不補）。也不排除百度併購一些公司並接收了人員，但在此次統計中可能沒體現。
公司戰略的變化也直接影響了流入人才的構成。單論2016年，工程師不再是百度招納最多的群體，流入的人才多是運營或一些業務類（如銷售、地推等）員工。調查顯示，流入百度的公司人主要來自美團、攜程、京東。由於跳槽往往會與工作業務對口有關，如美團、餓了麼、攜程等公司員工比較容易互跳，而百度成為這些公司員工的主要去向，與其攻O2O業務的發展策略比較相符。早在2015年6月底，李彥宏就放出豪言未來三年要砸200億元支持百度糯米。雖然百度擁有技術和數據優勢，但O2O對技術的要求卻不高，相反倒是很依賴後端運營，而其地推團隊的短板也會讓線上和線下無法有效連接。
“現在主要就是3個外賣，百度、餓了麼和美團，如果要跳槽的話，美團人去另兩家可能性更大，而百度外賣感覺比餓了麼要高端一點，所以這也可能是美團員工（愛去百度）的原因之一。”在美團下屬某事業部工作的劉夢表示，之所以看到美團人最愛跳槽百度的數據，並非是指去往其搜索部門，而是以業務部門較多。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2016年百度反而在BAT中受到了更多不同類型公司員工歡迎。
滴滴成互聯網人才流動新寵
除了互跳之外，滴滴是BAT三家尤其是百度員工比較看好的去處。之所以這麼受歡迎，首先離不開其自身的發展優勢。畢竟這兩年在創業型公司中，像滴滴這樣高速發展的不多。2016年6月，滴滴完成了新一輪45億美元的股權融資，投資方包括Apple、騰訊、阿里、軟銀、中國人壽等。緊接著在8月初，又宣佈收購其競爭對手優步中國，一時風光無限。“發展速度快，薪資待遇也還不錯，大家又覺得上市可期，因此（各家）過去的人其實都挺多。”張家瑞表示。
至於其中尤以百度員工為盛，在他看來也並不奇怪，“你看看滴滴CTO（張博）都是那裡出來的就懂了，整個技術團隊可以說是百度系，所以文化價值觀什麼也比較相似。”而黃宗哲也告訴記者，這些年百度確實流出了很多人去各種創業公司，基本是哪家最火就往哪家跳。“滴滴當時風頭正勁，吸引百度人很正常，何況還有同城（北京）優勢。”
圈層的焦慮，怎麼去打破？
l 階層是一個圈子，階層本身就是一個特別好的教育成長環境。
l 需要優化階層流動的機制。上等階層要淘汰落後分子進入低等階層，要把低等階層的優秀分子充分吸收到上等階層。
l 鐵飯碗在新時代也有了新內涵，不是在一個地方吃一輩子飯，而是到哪兒都有能夠有飯吃，正所謂藝不壓身。
l 如果因為階層固化就放棄理想，放棄努力，一方面可能讓自己下滑到更低的階層，另一方面，人生的意義會欠缺。
l 通過努力，一個人的境遇會得到改變。
l 一個人要有存在的價值，在單位要成為行家裡手，讓單位不敢輕易失去你。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這句出自《聖經·馬太福音》的話，被後人歸納了“馬太效應”，即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馬太效應是世間最冰冷的規則，卻又無處不在。
人生到底是怎樣被決定的？英國格拉納達電視臺從1964年開始，跟蹤拍攝了英國不同地區、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階層和成長環境的14位孩子從7歲到56歲的人生經歷《成長》系列紀錄片，它如同追問各階層命運的社會學研究報告。有的孩子就讀高級寄宿學校，屬於精英階層；有的出身東倫敦的貧民區或農村山區，算社會最底層；另幾個是家住老工業重鎮利物浦的後代，屬於社會中層。節目通過與孩子的對話，不動聲色地彰顯“階層”在他們身上烙刻的印記。
最初階段，問及孩子們的理想和閱讀計劃。上等階層孩子回答要當議員、要上劍橋的三一學院，會看《金融時報》、《觀察家報》和《泰晤士報》；中等階層孩子稱想做賽馬騎手；底層孩子則甚至未曾規劃過自己的將來。相隔50年回頭看，依舊是幾個來自精英階層孩子的人生相對光鮮。他們過著優渥的生活，婚姻穩定。
的確，階層是一個圈子，階層本身就是一個特別好的教育成長環境。底層孩子普遍缺乏好的教育，缺乏計劃和目標；上層孩子一出生，就被家庭規劃了一生。
即便如此，個人努力的重要性始終不能被忽略。正如達爾文在進化論中所提出的經典法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正如《成長》系列紀錄片中，依舊有一兩個原本社會底層的孩子算依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躋身真正中產或準精英階層。
金融系統工作的陳宇對階層固化這樣理解，“通過努力，有可能躋身上層社會。這個過程、躋身上層社會這個願景和目標本身確實是巨大動力，能有效推動人的前進和奮發。這是值得讚揚和支持的。“
他這樣理解和界定上層社會，上層社會，或許有很多種定義。比如，清貴（如同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正局級以上）；富貴（例如四大國有銀行的行長助理以上，各國有投資公司總監以上）；權貴（例如發改委正司局級以上、副省級實權部門首長以上）。至於富貴+權貴，則有更高要求。這些都是“上層階級”。事實上，在這之中，權貴的能量最大，權貴在目前我現在的語境裡，是中性型名詞，沒有任何價值判斷。
不過，陳宇也坦言，權貴裡當然有兩類，一類是幾世累計而成（例如南北朝之謝家），另一類確實是草根出生。所以，“通過努力”，當然能躋身上層社會。只是，“努力”絕非你能想象得到的那種程度，只有Beyond your imagination的更篤實的努力，方才有用。
打破階層固化的努力
自由職業者祁奇對階層固化持樂觀態度：“昨天賣給你黃花魚的人，明天說不定就是你的老闆。”雖然確有客觀存在的成功跨越階層的案例，譬如王寶強等人就是打破壁壘晉升階層的群體，但這必然只是特殊案例，成功幾率千萬分之一，不能作為常態，更不足以證偽階層固化。
科技行業從業者熊冠群看來，階層固化是必然的，但是需要優化階層流動的機制。上等階層要淘汰落後分子進入低等階層，要把低等階層的優秀分子充分吸收到上等階層。而對於如何來實現這種階層的淘汰和吸收，就需要提供公平，只認能力的社會環境。
階層有差異，但也並非完全無流動與交流。自古，人們已經在通過教育公平、資源共享等方式，去構建打破階層壁壘的流動方式。中國有一個“鯉魚躍龍門”的說法，那就是教育，古時叫科舉，通過科舉入朝為官、光宗耀祖；今日叫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有不少農家出身的學生通過高考改變了人生軌跡，盡力確保教育公平，就能讓階層流動的通道敞開。
殷立超是一位公派海歸，目前在體制內工作。在他看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是國內階層固化最嚴重的地方。階層固化，無法改變。階層分化不要緊，分化以後能夠保持洗牌才更加重要。
清北復交畢業，比不上北京有套房子。復旦大學圖書館管理相關專業，找個好工作同樣不甚容易，甚至可能還需要託託關係。
他同時表示，上海頂尖一類高校裡，三百多分的考生照樣有一些，這些考生來自安徽，而不是上海和北京。這些頂尖高校用了別人村裡的地建新校區，就得給當地村主任留名額。
與朋友合夥創業的天津人夏恬這樣感慨：”人想進步，必須打破自己的圈子。圈子會根據你自己隨時變化，比如你上商學院，認識商界精英；參加戲劇社，認識文藝的朋友；去健身，認識喜歡鍛鍊的朋友；當你自己更優秀了，社會將對你重新定位、歸類和識別。“
人的焦慮源於沒有安全感，所謂存房子、存錢，就是儲存安全感。夏恬坦言，焦慮我們可以積極看待。因為焦慮，我們可以發現自己的問題和差距。比如她自己從小焦慮，喜歡更好生活，特別簡單、自己努力。而她也看到身邊有些同學太懶惰，習慣每天抱怨，自己不想辦法提高自己來解決，總喜歡靠別人，想靠老公和公婆解決焦慮。焦慮可以促進你改變，把自己正確歸位、接受現實、重新出發。想過好日子特別簡單，就是成為那個世界的人。
階層固化是存在的，像世襲制度。有的人靠結婚升值，希望嫁入豪門；有的人靠自我升值。良好的家庭成長教育環境會改變人的一生，突破自己的都是內心世界強大的。
知識階層持續的焦慮
常言道，安居樂業。當下持續瘋漲的房價，火熱的房地產，讓多少知識階層望洋興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為700多萬人民幣，卻被人們笑稱在北京都買不上一套十分像樣的房子。
有人這樣發問，自己是一位在上海工作、月入3萬的三十而立的青年人，為什麼還是焦慮？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葉先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你焦慮，是因為你月入三萬的姿勢不對！如果你月入三萬的組成是：月薪1萬，另外四套房子租金2萬。你絕對不會焦慮。
對此，科技行業從業者熊冠群也深類似感觸，現在的就業行情並不算好，清北復交（清華、北大、復旦、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比北京上海有房會容易很多。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曾在專題報道中稱，“中國中產是世界上最焦慮的一群人”。這種焦慮，體現在高企的房價、稀缺的教育資源等各個方面。
今年5月初，是上海幼升小與小升初的最後衝刺關鍵節點，網名為豌豆媽的女士這樣描述上海的教育現狀，“上海幼升小、小升初，考焦了魔都父母。如果問上海今年升學最大感受，回覆一定是一部諜戰大片，旁觀者痛苦萬分，可故事主人公卻是焦躁萬分。”
對於升學，數字始終是家長最敏感的東西，其中暗藏著某種不可控的命運。
令人詫異的是，有些一流學校不在考娃，家長也是學校要考查的對象——職業、寫作水平、情商、親子關係、教育能力；甚至有的學校連外祖父、外祖母的工作單位、職務、第一學歷和畢業院校等信息，同樣作為入學參考。除了名目繁多的家庭背景調查，像陽浦小學還需要讓爹媽也來參加一場考試競逐。杭州育才學校還會考家長寫作文。
不禁有人感慨，你想拼娃，先問問自己拼得過對手的爹嗎？
熊冠群對如此的升學有些詫異：“小孩報個小學，都要父母提供學歷、收入證明，還要參加智力測試。不夠資格的父母生的小孩別人不招。”對此，殷立超表示，“你說的這種入學考核情況，如果有教育局辦公室主任給校長打個電話，你看還要不要這麼繁瑣？”
殷立超進一步表示，“對生源的家庭背景很看重，這在美國學校同樣存在。美國常青藤名校大多都是私立學校，收不收某個生源完全是企業行為。一封校資源委員會推薦信，遠比考生的成績重要。換句話說，家世遠比考生自己重要，人家看重的是校友資源。”
職場焦慮下的人才流動
經過專家統計分析，對自身職業發展產生疑慮的職場人佔到年底職場焦慮人群的73%。晉升障礙、跳槽幻想、能力焦慮、高薪貧困……職場中這些焦慮的問題，困擾著眾多的都市職場人。伴隨著焦慮，必然會引起工作效率的明顯下降，原因是注意力無法集中、精力減退，思維混亂、理不出頭緒、靜不下心等。
於是職場焦慮下感到困頓的人們，開始考慮逃離和流動，看似山窮水盡之時，換一種活法，能否找尋到柳暗花明的第二人生？
82年出生的黎洋擁有著PHD的高學歷，現在體制內從事信息研究類工作。對於這份工作，他有著自己的憂慮。比如萬一有一天離開體制，在外有沒有謀生的能力？
他一直擔憂，體制內工作要求的技能比較單一，而且對新技術跟蹤也不緊密，而IT本身發展非常快，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所以這兩年，工作之餘他也和小團隊一起在外邊創業，希望折騰折騰，能夠成功自然再好不過，即使失敗也能夠提高技術能力，怕把自己的“手藝”丟了。信息研究等相關技術，他也談不上十分喜歡，但確乎是他謀生的手段和後盾。業餘時間，黎洋認為畫畫是一種緩解焦慮的方法，自幼學習了近十年的西洋畫，雖然後來因為忙於高考的獨木橋，畫畫中斷了，但現在他又拾了起來，素描、水彩、水粉、油畫，讓他的生活更加淡泊寧靜。
黎洋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提前賺夠養老錢，相當於提前退休。因為他的終極理想生活還是開個客棧或是有情調的咖啡館，然後繼續慢悠悠地讀書、旅行，與遇見的有趣的人們分享和交換各自的故事。對於階層固化的問題，他並不否認，但並不為之過分擔憂，畢竟過好自己的生活，享受當下的快樂更重要，而不是計較自己正處在正態分佈的哪個點上。
85年的李恆是一名設計師，對歷史地理和文化有著濃厚興趣，2009年剛畢業時在廣告公司工作，後來偶然機會去了互聯網公司做商務，隨後又先後轉做了視覺、交互工作。2015年隨著前領導出來做旅遊項目的創業，但創業一年多時間，業務進展並不算順利，並且在他看來旅行產品最佳的融資風潮也已經過去了。事後，他回想起這段創業經歷，更多的是加深了他對旅遊的濃厚興趣。
於是，李恆便又另謀了一家互聯網公司UED（User Experience Design用戶體驗設計）部門的職位。李恆覺得在大公司裡做設計，都是分項目、分功能來做，很難全方位鍛鍊，因此很多職業素質都日漸退化了。現在他又有著新的焦慮，對未來發展方向多少有些迷茫。他在UED部門去年剛升了交互，然而今年部門結構調整，他又做回了UI視覺。在UED領域，交互是更接近頂層的職位，交互對產品的把握更大、話語權更重。目前，他們部門只有一個從美國歸來的交互，海歸除了交互，還懂技術、做過產品。通過這次崗位調整，李恆也更加看到自己的差距，於是近期剛剛報了一個產品的課程，準備給自己充一充電。
對於階層固化，李恆沒有想太多，覺得天天擔憂這個還活不活了，不想為自己無力改變的事情浪費精力、太累。未來，李恆稱會離開北京，不過他更傾向的是移民。過了30歲，他愈發覺得不想一輩子都這樣過，渴望徹底解放自己，用他的話說，”能力都是逼出來的“。
階層固化雖難變，依然不能自棄
鐵飯碗在新時代也有了新內涵，不是在一個地方吃一輩子飯，而是到哪兒都有能夠有飯吃，正所謂藝不壓身。
陳然今年29歲，在金融行業做銷售：”階層固化在成熟社會很正常，世界上大部分自然存在的事物都是正態分佈，我覺得人類社會也該是類似的，無非是這個正態分佈陡峭些、還是平緩些。“
至於每個個體，盡人事和聽天命同樣重要。如果因為階層固化就放棄理想，放棄努力，一方面可能讓自己下滑到更低的階層，另一方面，人生的意義會欠缺。我覺得幸福感就是意義和快樂的平衡，成功應該是平臺+機遇+努力，只有努力肯定不夠。不過平臺、機遇，這兩個在上等階層，都會更容易獲取；下層獲取相對較難。因為階層本身固化的就是平臺和人際圈子(與機遇緊密相關)。
總的來說，陳然對於階層固化會有緊張感，但是不會因為這個過度擔憂，甚至影響了自己的生活。遠期，他考慮在北京獲得更多的打拼成果之後，去更宜居的城市生活。
一個人的苦惱之一是“求不得”。求而不得，輾轉反側。吳旻在一家出版公司做高管，他目前的焦慮並不算多，心煩之處來自家庭，孩子不好好學習、不遵守規矩。工作上他比較得心應手，沒有問題，”這是我之前的勤學苦幹積累的，沒有人天生就會什麼。大多都是要靠自己的勤學苦練，靠積累。不要總懷才不遇，不要總怨天尤人。一個人要有存在的價值，在單位要成為行家裡手，讓單位不敢輕易失去你。
人的短期焦慮，來自某一件特定事情遇到的問題和困難，這很正常。長期焦慮，則一定是想達到的目標、目的，短期內得不到或者壓根兒就實現不了。那就要正確的認識自己，不要給自己硬加砝碼，不要努力去辦得不到結果的事情。
吳旻對階層固化並不否定，但他更加相信——通過努力，一個人的境遇應該會得到改變。除了紈絝子弟以外，很多從小就是一路名校的人，畢業之後依然很努力地打拼。而不愛進取的年輕人，總表現為不愛讀書、沉迷娛樂消遣，好高騖遠，該學習的時間、該積累的年紀，無端花在網上、逛在街上，然後去各種社交網絡發帖抱怨。
吳旻提起一句陝西老家的俚語：光見賊吃肉，不見賊捱打。過去也有俗語，要想人前顯貴，必須人後受罪。
事實上，不會有絕對公平，寰球同此涼熱。做一個自食其力的普通人挺好，每個人都應該依靠智慧和汗水去爭取更大的財務自由，大的來說為了生活得更有尊嚴，從小處講也是為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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