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古典音樂雜誌《留聲機》（Gramophone Magazine）最新一期四月刊上，中國著名指揮家、中國音協副主席餘隆登上封面，成為首位登上這一權威古典音樂雜誌的中國指揮家。雜誌刊發了《望穿東方》一文，記者安德魯·梅洛走訪上海、廣州兩座城市，對古典音樂在中國的現狀進行了深入調查。
人們一直說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西方望穿東方會給全球音樂版圖及我們所聽的音樂帶來何種影響？ 安德魯·梅洛在實地調查後寫道，我們常說中國是古典音樂的新軍，代表著未來而不是過去……而當音樂界才剛剛不再把中國音樂家的現象級崛起歸功於讓人瞠目結舌的炫技也就是對模仿前輩大師比培育包括豐厚而獨特的樂隊文化在內的所謂傳統更感興趣，中國又一次讓我們‘自亂陣腳’。DG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全稱為德國留聲機公司去年十月份開啟120週年慶是在北京而不是柏林，主角是全新簽約的上海交響樂團 。
安德魯·梅洛寫道，即便不是經濟學家，也不難發現DG與上交的簽約關乎中國市場的規模。“中國目前是全球錄音產業的十大市場之一，而且是經過授權的錄音。 ”DG總裁克萊門斯·特勞特曼在柏林與安德魯·梅洛通話時說道，“年輕人的興趣加之移動技術的普及都意味著有增長空間。 ”這是實打實的增長，據悉中國馬上會從十大市場躍升到五大市場之一，也許是前三大。那憑藉為西方樂團灌錄唱片、品牌被國人奉若至寶， DG就可輕取這個市場了嗎？DG的策略顯然兼顧了戰術和藝術。特勞特曼解釋了簽約一支亞洲頂尖交響樂團的文化寓意，回顧了數年前在琉森音樂節聽到的“具有難以置信高水準”的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出。除此之外，總有樂團以外的弦外之音：“卡拉揚和伯恩斯坦不僅僅是音樂總監，他們也是文化企業家。 ”特勞特曼提到DG上個世紀的這兩位當家紅人：在與上海交響樂團及其音樂總監餘隆的合作中，我們找到了近似的特質。餘隆是一位不管是給中國本土還是國際社會都帶來巨大文化變革的指揮家。
安德魯·梅洛在採訪中寫道，餘隆的影響力滲透到中國音樂生活的方方面面，完美契合特勞特曼言及的“文化企業家” ，以及“中國卡拉揚”的稱呼。作為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創始人，上海交響樂團、中國愛樂樂團和廣州交響樂團的總監，“餘隆太容易讓人想起老一輩國民指揮” 。這位留學歐洲的中國音樂家素以改變中國音樂版圖聞名。“大部分人都有所保留，但餘隆想什麼說什麼，人們聽得進去。”安德魯·梅洛問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餘隆為何卓有成效，馬友友回答道：“他很清楚中國音樂需要什麼，他便給到什麼。這是他的工作方式。 ”
在中國南部，環境相對寬鬆的珠江三角洲國際港口都會廣州，人們可以看到餘隆對中國日漸成熟的樂團建設的另一番影響。16年前，餘隆出任廣州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如今樂團在他的帶領下成為中國樂團的佼佼者。目前，廣州交響樂團的青少年交響樂團正在為本地區迅猛發展的其他青年樂團培養200名指揮，培訓科目都不是在音樂學院學得到的：排練規劃、出版和版權、聲部配置。言下之意就是廣東省至少有著200支青年樂團，而廣東省人口只佔中國內地總人口的8%。 安德魯·梅洛寫道。
如果過去二十載試圖在證明些什麼，那就是在中國。大量的人才會確保這一挖掘碩果累累。遙想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早期，伴隨著歐洲偉大音樂傑作的是思想開明的民族主義，以及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歷史未嘗不可重複。也許在從今往後的一個世紀內，世界的舞臺上將不僅能一直看到中國培養的音樂家，還能一直聽到中國的音樂作品。 安德魯·梅洛這樣描述他眼中中國音樂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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