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济民（1919.1—1998.9）男，1949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职，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经历丰富，学贯中西，具有很多研究成果和专著，其中《原子核理论》获得了国家优秀教材奖。
1955年春，由于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培养人才的需要，奉调到北京筹建和主持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原子能科技干部的物理研究室，担任室主任。1958年该室改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一直到1986年，胡济民都担任该系系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并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工作，曾带领培养了博士和硕士生多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历任全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串列加速器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98年9月9日逝世，终年79岁。
胡济民在原子核理论、重离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领域都进行过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在重离子核反应机制方面，他提出了“准复合核模型”，在原子核裂变、原子核集体运动和宏观模型等方面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胡济民关心和支持核能核，技术开发研究。为核数据编评和建立我国自己的和数据库作出了贡献。曾审编出版了多种书刊。并主编出版了《原子核理论》、《原子核的宏观模型》、《原子核裂变物理》等专著。
胡济民父亲胡兆沂先生早年曾留学日本学法律，辛亥革命前曾在山东作过几年法官，辛亥革命后在北京或上海当律师。胡济民儿时在家跟老先生学识字，十岁在上海小学插班念五年级，中学进了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其中初中二年级是在南通中学念的。1937年秋，胡济民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胡济民在二年级就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但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治学严谨，许多课程都是著名教授讲授，王淦昌教授教近代物理，束星北教授讲热学，王谟显教授讲量子力学，光学专家、当时的系主任何增禄教授讲光学并带光学实验。在这段时间，胡济民第一次接触到物理学的前沿，特别是正在发展的核物理学，他刻苦学习，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大学毕业。被留在浙大物理系当助教。1943年到重庆的交通大学当助教。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去英国留学。到英国后，胡济民先在伯明翰大学学习。导师 Oliphant（奥里芬特），是参加美国做原子弹的科学家之一，刚从美国回英。但因专业关系胡济民要求专学，Oliphant（奥里芬特）支持胡济民转学，并介绍胡济民到他的好友、伦敦大学的Massey(莫赛)教授处去做研究生。因此，在伯明翰待了不到半年，胡济民到了伦敦，进了伦敦大学。在莫赛教授指导下用唯象的方法研究核力。由于他在核子间相互作用力的理论研究取得开创性成果，194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回到了刚刚解放的浙江杭州，成为解放后第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子，应聘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不久被任命为浙江大学副教务长。于1951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初，党中央决定创建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在北京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培养核科技人才的教学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他奉调到北京大学，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任命为物理研究室主任，负责筹建和领导物理研究室的工作。1956年和1957年相继培养出我国第一批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的专门人才。1958年物理研究室扩建为原子能系，后又更名为技术物理系，他担任首任系主任直至1986年，在此期间，他还兼任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党委委员等职。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后又兼任中科院数理学部常务委员、数理学部副主任。1982年至1986年连任两届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并兼任第一届全国核物理专业教材委员会主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核物理分卷编审，国家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议组成员等职。1977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他古稀之年，还兼任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和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继续为我国核科技事业贡献力量。
胡济民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科研教学成绩卓著的核科学家与教育家。半个世纪以来，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我国的核科技事业与教育事业，为我国核工业的创建与核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担任物理研究室主任到技术物理系主任的三十余年间，他倾注全力、呕心沥血，带领全系广大师生，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把北大技术物理系建设成为我国核科
学与核技术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在他积极筹划和组织领导下，于1983年在技术物理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为核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他领导下，北大技术物理系为国家培养了三千多名优秀的核科学与核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我国核科技战线上的中坚与骨干，许多人已成为著名的专家、教授、院士、英雄模范、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带头人与领导者。胡济民先生敏锐洞察核科学的发展动向，密切关注核科学领域各方面的新进展；他适时地建议、组织和开辟核科学新的研究方向并积极推动我国核科学的基础研究与核技术应用；他热情支持新型实验设备的建立和重大科研试验基地的建设；他高度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和关怀激励年青一代的全面成长。几十年来，他为推动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及核物理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核科学界普遍受到人们的敬重和赞扬。
閱讀更多 科學巨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