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大清国戊戌变法失败。伊藤博文结束访华回国，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讲:
“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在这些日本士人领袖看来，如果把政治改革比喻成一场比赛，那么必然是两方赛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决。获胜的关键一步是什么？
不是改革的辩论及其颁布，而是政权的转手。即政权争夺战才是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日本精英很清楚这一点，维新之前，他们第一要做的事，不是扶幕，而是倒幕，推倒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先解决政权问题，然后再言维新变法。
就在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变法扶清、而后却被清廷砍了脑袋之际，日本这边，新兴精英推倒旧政权的努力早已是完成式。
公元1853年7月3日，美国黑船出现在江户浦贺湾。对于日本来说，这不啻于是一次小型鸦片战争。随后，幕府与美国签订了近代日本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通商条约》，相当于大清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随后，日本与大清一样，也兴起了反帝运动。是为攘夷。
但是，十二年过后，日本的新兴精英们便不再攘夷，而是改为倒幕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日美不平等条约签订后，首先激起日本一边陲藩国强烈不满。它就是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所处的长洲藩。长洲是日本的著名强藩。位置就在今天日本西端、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的山口县。此时的日本政治形势，颇似中国的西周。周天子下，有七十一国，德川幕府下，亦有二百六十藩。长洲反幕府，相当于申国之主申侯反周幽王。
为什么二百多个藩，长洲藩成为叫板幕府、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
说来话长。此时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出封建社会，但就体制而言，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中国的大清，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而日本的江户时代政治体制为“幕藩体制”，由幕府和藩 镇共同管理国家。在幕藩体制下，将军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幕府是国家的最高的政权机关。幕府统治全国各地的藩国。各藩的统治者叫大名，效忠于幕府。说白了，就是君主虚权、将军执政、各地自治的原生态的“封建制”。比较类似中国先秦春秋时代。
“现在的中国人和先秦的中国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21世纪的我们，在网上不时能听到这样的论调。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今天人们提及华夏民族，无论中外，都盛赞先秦呢？
这与当时士人形象息息相关。东周春秋时代，时间长达242年，这个时代周天子已成虚君，在周的旗号下，华夏有140多个列国，他们相当于140多个相对独立的城邦，他们之间相互兼并。这种兼并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竞争。百家争鸣，就相当于一百个政党自由竞争诸国主政权。当然当时政坛还沿承着贵族世袭制，但每个诸侯国君，无论大小，无不希望富国强兵，为此他们求贤若渴，单单的贵族政治显然不能满足各国国君的人才需求，人才在朝也在野，于是，一大批“素食”的平民在自由竞争中，也不断脱颖而出，成为耀眼之士“士”。他们文武兼备，各为其主。拥有高贵的精神血脉，仗义，尚武，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些精神血统比悠久的历史更让今日华夏人引以为荣。
后来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天下只有一个雇主：皇帝，只有一种晋身手段：科考。所以华夏之士就渐渐书生化，家臣化，君尊臣卑了。而日本的士，一直没变，到了近代，更像先秦时的士。荆轲那般义勇当头的义士，遍地都是。
我们知道，德川幕府建立后不久就开始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地方大名私自从事海外贸易。全日本只有长崎一个港口向荷兰和中国的商船开放，而长崎则由幕府直接管理。别的藩很听政府的话，而长洲藩却阳奉阴违，暗度陈仓。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展走私活动。有了钱，就能招募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就这样，锁国养肥了这个外样大名统治的藩。
此时长洲藩主已传到13代，藩主的名字叫毛利敬亲。是个开明的封建主，他手下聚集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武士精英。木户孝允就是其中一位。木户孝允主事后，首先实行“开眼看世界”。1863年，长州藩派出秘密留学生（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远藤谨助五人）至英国留学，此行的最初计划者就是木户孝允。
历经长期闭关锁国, 日本年轻人第一次领略精彩的外面世界，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极大冲击。这批学生初履英格兰这个世界主体文明国，所见所闻，深感西洋文明之强，“攘夷”思想亦为之一变 。诸如伊藤博文留学归国后，就立即抛弃了狂热的攘夷思想。出国前，他曾讽刺先走一步的好友井上馨（后任日本首任外务大臣）“出国不足五天，就抛弃了攘夷思想”，而后，他的思想与井上馨同出一辙。回国后，他已经是一位积极的“开国论”者了，甚至比井上走得更远。
这些人归来后，很快成为本藩开化的火种。
常言道：此消彼长。一方面，是长州藩后起之秀改革派崛起，另一方面，是长州藩“攘夷”保守派遭到重大挫折。
1863年7月，为“尊王攘夷”，长州藩大佬不顾幕府与美国等西洋国达成的通商协议，命令本部海军强行封锁海峡，炮击外国船只。美、法、荷、英诸国海军发动反攻，史称“马关战争”。这场战争以长州的失败而收场。长州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战败之后，长州却依旧不改“攘夷”的强硬立场，结果幕府方面急了，怕给中央招来更大的祸端，联手各藩抑制长州过激行动。1864年5月，长洲藩以“尊王攘夷”为名，启动两千长州本军，炮击外船，并进军京城。7月，幕府策动天皇下令征长，进行了第一次长州征讨。结果长州军大败，毛利被免。然而这次失败并没有压制住长洲藩。但攘夷派对时局却有了深刻新认识，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敌人不是夷而幕府，开始转向倒幕。
此时，他们新的领军人物也出现了。他就是木户孝允。木户孝允和幕府大佬不共戴天，因为不仅有地方中央利益之争，更有着思想碰撞乃至“杀师之恨”。1858年，幕府大老、保守派井伊直弼为了打击尊王攘夷派，兴起安政大狱，老师吉田松阴因预谋暗杀老中牵连入狱，被处于斩首刑，木户孝允含悲为其收尸。自此时起，他终于意识到，国家要想新生，必须推倒旧政权。从而立志推翻幕府，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为了增加推倒中央幕府的胜算，木户孝允积极与各藩联系，终于找到了一个强大的同道——萨摩藩。
长州藩与萨摩藩，同处日本西部，但起初并非友邻，甚至还有世仇。就在木户孝允想与萨摩联手不久前，双方一度还曾互为敌对交战。那就是1864年长洲藩与幕府第一次交战，萨摩是站在中央政府即幕府这边的。
但是，一场大狱，领军人物的改变，却使他们渐渐认清了共同的大敌，从而联袂。
“安政大狱”前，萨摩藩藩主是酷爱兰学的岛津齐彬。他在藩内推行开明政治，重用两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武士领袖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后来，这两位与木户孝允并称“维新三杰”。
为改变日本现状，岛津齐彬策划拥立更换幕府将军的政变，结果政变失败。岛津齐彬猝死，西乡隆盛因随主公策划政变遭逮捕被流放。这次流放彻底改变了他的初心，他感觉换一个幕府将军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在于幕府势力和外国势力的压迫导致日本无法强大。 必须推倒幕府这个旧政权才行。因此，他不再只是忠于藩主的志向， 而是与大久保一起，毅然投入倒幕行动中。
说起来，长萨两藩的转变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本来都是坚定的攘夷派，但是在新兴的精英引领下，最后都导向“倒幕维新”。早在长洲藩攘夷时，萨摩方面也与英国爆发了“萨英战争”，结果萨方未能击沉英军一艘军舰，但鹿儿岛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武力冲突之后，萨摩对外国的态度急剧软化，开始与外国合作。要扩充军备，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训练新军。事关存亡，一路高喊“攘夷”而来的萨摩、长州已顾不得脸面，纷纷低头向曾经的仇敌欧洲列强购买武器。为了推翻幕府，西乡与大久保利通在本藩率先锐意改革，扩充陆海军，实行近代化建设。为了取得英国财政， 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与曾与萨摩交过手的外洋仇家 -- 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 这也可见，曾经为“攘夷”奔走呼号的西乡， 也绝不是盲目排外的。
就这样，共同的开国思想促成了日本两个强藩的联合，倒幕，维新。
大久保与木户孝允坐在一起，讨论出兵讨幕。他们联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朝中开明派——公卿岩仓具视：“二百余年太平旧习污染了人心，一旦动起干戈，反使天下耳目一新，中原弥定，构成盛举。”这封公开信，不亚于讨幕檄文。1865年，长州藩二度起兵进京，与幕府势力的军队展开大战， 是为“禁门之变”。 西乡指挥萨摩军积极与长州势力联络， 结成“萨长同盟”。
两藩联手，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联合了萨摩、得到了英国武器供应的长洲军，被木户孝允宣称“长州军是日本最强的”。第二次长州征讨以幕府失败告终。之后，长萨联盟发动戊辰战争，一举歼灭幕府主力。将军德川家茂死了，已任的德川庆喜丧失了继续抵抗的意志，不想打了。尽管他们拥立的孝明天皇希望将军继续平叛，但将军回天无力。 随即西乡就任讨幕军“大总督府参谋”， 横扫幕府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取得军事上的决定性大胜利。
1867年10月14日，战败的幕府德川将军庆喜“大政奉还”。但木户等人并不为其所动。他们发动了对丧权辱国、倒行逆施的幕府总攻。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宫廷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兵不血刃占领了江户。德川幕府终于灭亡。1868年1月25日，木户孝允应邀从长州来到京都，与大久保一起执权中央政府政务。在德川庆喜认怂之后，所谓的大政奉还，其实不是奉送给天皇，而是落到了倒幕派的手中。依附幕府的孝明天皇很快就死了，他死得太是时候。十五天之后，倒幕派拥戴十六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国家完全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了。
就在日本士人倒幕运动早已完成时，中国士人这边却是无休止地寄望旧政府走新路，无论是掀起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梁启超，更不必说极端排外的义和团运动，无不以“扶清”为目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们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妄图在一个烂到根部的大树底下，灌溉乘凉，结果不是被大树掉下的树干砸倒，就是树倒猢狲散，根本无法左右国家的政治进程。
对比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表面看来都是改良，但起点和过程都大相径庭。日本的起点是倒幕，中国的起点是扶清，对旧政府扶不扶，这才是中国维新百日失败、而日本维新千秋万代的总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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