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是一種古老的巫術，又被稱為扶箕、扶鸞、請仙、卜紫姑、請筆仙。大約出現於東晉，在唐以後傳入日本，被稱作“靈子術”。十七世紀又由荷蘭人傳入歐洲和美洲，從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玄學文化。在西洋扶乩所用的沙盤又稱“維吉板”、研究扶乩的組織叫“靈學會”、能夠組織扶乩和與鬼神交流的人稱“神媒”或“靈媒”。
據說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威爾遜就篤信扶乩，原因是有一次他曾經親目睹到乩盤上寫出了一首古代希伯來文詩詞，這絕非江湖術士的學問可以偽造；而英國著名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家族也經常在自己家裡組織扶乩會，據說有一次達爾文還參加了。達爾文的好朋友、同為著名生物學家的赫胥黎對扶乩的信仰在有無之間，所以抱著“因以存之，莫敢廢之”的態度頻繁的出席各種扶乩活動。而達爾文的一生之敵，另一位生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則是對扶乩深信不疑。
據徐珂於《清稗類抄》中記載，晚清時扶乩的方式是：
“術士以朱盤承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懸錐其端，左右以兩人扶之，焚符，神降，以決休咎。即書字於沙中，曰扶乩，與古俗卜紫姑相類。一曰扶箕，則以箕代盤也。”
也就說，扶乩需要準備一個硃紅漆盤，盤中盛有白色細沙。如果沒有細沙，則代以灰土。將一支乩筆固定在一個筲箕或竹、鐵圈，。扶乩的時候，左右各一位人執筲箕的一端不停地在沙盤上寫字，並祈禱神靈的降臨。同時乩人所書文字，會由旁邊的術士記錄下來，整理成文後以為神諭（扶乩的反對者們揭露所謂的神諭都是由術士將事先編好的）。
扶乩的起源是一個十分淒涼的傳說。據南朝劉敬叔《異苑》卷五記載，這種信仰最早是為了安撫一個命運悲慘的少女。此後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又在這個傳說上增添了更多的細節。到了宋代就成為了一個非常完整的故事，並引起了蘇東坡的同情，他為此寫了一篇《子姑神記》，其中敘述道：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
之後，紫姑神又向蘇東坡“以箸畫字”，講述了自己的身世：紫姑神是壽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是一位有文化的女性，後來嫁與伶人為妻。唐垂拱中，壽陽刺史(李景)垂涎於何麗卿的才色，將其夫害死，並將何麗卿霸佔。受到冷落的壽陽刺史夫人遷怒於何麗卿，將這名無辜的少女殺死在廁中。並且何麗卿還透露了這樣的信息——“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也就是說紫姑神不止一位，而是有很多。但是何麗卿是其中非常卓越的。
其實，蘇東坡先生筆下的這位紫姑神就是他自己，因為兩人都是遭遇坎坷但仍容能夠善意的對待著這個充滿惡意的世界。甚至蘇東坡還概括了何麗卿不凡的文學造詣、品味：
“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
這完全是蘇東坡對自己前半生文學成就的夫子自道。
一位德魯伊教祭司在舉行儀式。
舊時各地皆有“迎紫姑”信仰。迎請的方式也大多是充滿了德魯伊式的詭異審美和窒息感。《異苑》、《齊諧記》皆稱：“於正月十五日夜，作其形，衣以敗衣，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稽神錄》雲：“正月望夜，江左風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著為嘴，使畫粉盤以卜。”《遊宦紀聞》雲：“請紫姑，以著插筲箕，布灰桌上畫之。”而明末劉侗在《帝城景物略》詳細的記載了明朝華北地區對紫姑神的祭祀活動：
“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即紫姑），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薌歌”。
關於紫姑神信仰的起源、為何會與扶乩掛上關係？這種考據到了宋代已是眾說紛紜了。但總得來說，紫姑是廁神，實際上是類似灶神、井神一樣，都是家庭的守護神或者居住在家庭中的神靈，所以“縣官不如現管”，紫姑神更易於“感應”，所以古人在扶乩時大多乞靈於斯。
往遠了扯，紫姑神的起源可能和漢代對陰神玉女，也就是道家六丁的信仰有關。
葛仙翁說六陰玉女（即六丁玉女）易於感通，可以占驗。而道家經書中也說沐浴時可以呼召六丁，可知六丁玉女很容易感應，可以通過用法術招攝過來占驗。
關於六丁玉女與廁神的關係，可以看務成子註解的《黃庭外景經》。除六丁玉女之外，尚有十二地支玉女，即張天師在蜀中鹽井所見的十二位女神。在被張天師度化之前這些女神有邪惡的一面，比如蜀人經常以美少年作為祭祀，去獻給玉女做丈夫。而這些特徵都意味著最初關於六丁玉女的信仰都屬於陰神——也就是鬼仙的信仰。
安倍晴明有一句名言：‘’人，太需要一位神了。
當然，更有人指出紫姑就是慘死於廁中的漢戚夫人。但不管版本有多少，到了唐宋之時，紫姑神的降神儀式已經和近代的扶乩基本上完全相同。
明清之際，社會日趨成熟，人際關係也變得更加複雜，而上流社會尤其如此。為了有一個更安全的傾訴對象，平日敬鬼神而遠之的士大夫階層也紛紛開始以扶乩的方式隱晦的傾訴自己內心深處的秘密。而此時顯靈的鬼神也不再只有一個紫姑。而是上到天尊佛祖下至孤魂遊鬼無所不有。比如《明史·藍道行傳》就曾經記載：方士藍道行(也是陽明心學的學者)以扶乩術得幸於明世宗，為了救天下於塗炭，搞垮權奸嚴嵩，藍道行假託乩仙之言揭發了嚴嵩的罪惡，導致了明世宗與嚴嵩之間開始出現裂痕。之後嚴嵩與方士田玉勾結，也以假託乩仙之言誣陷藍道行欺君，藍道行因此被斬。此時一直藏在幕後的徐階嚮明世宗指出了扶乩危害：
“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失，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輩。孽未心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 ”
於是明世宗又誅田玉等。此時扶乩已經和事關天下興亡的政治鬥爭掛上了鉤，無關乎當時的士大夫無論愚賢正邪都樂此不疲的沉溺於其中。
到了十八世紀後期，乾隆帝統治下的大清皇朝就像一枚熟透的果子掛在枝頭，雖然光鮮無比，但是卻早已散發出腐爛的氣息。歲月靜好的結局畢竟誰也不敢，也不忍心去多想。既然此刻的繁華註定難以為繼而未來又不知向何處去，所以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頹廢和神秘的氣氛也就不足為奇。求神、問卜、通靈、降神的活動隨處可見。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雖說在文學史的評價之上遠不如早一個世代的《聊齋志異》，但是透過一個又一個或哀愁或荒誕的怪談背後，世人更能夠看到那個時代的絕望。其中以扶乩為主的故事多達四十三則之多。
但是紀曉嵐本人卻對扶乩保持這一種不足與外人道的態度。他首先不承認真仙真佛會在乩壇上顯靈，之後更進一步指出很多降神詩文都是術士自己的手筆，甚至是剽竊他人的作品。不過紀曉嵐卻沒有徹底的否定扶乩的“真實性”。
因為在一個禍從口出的社會中，唯一不會禍從口出的只能是那些非人類的存在。時代的禁忌在鬼神身份的掩飾中被暫時放下，而在這個次元中，從國法律令到人情往來都變得可以商量。這對於當時的文人來說無異於是一處桃花源。
康乾盛世，其實也不過是一家之言。
書中這個故事尤其令人不能忘懷：
“多小山言，嘗於景州見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搖撼良久，書一詩曰：薄命輕如葉，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白，花謝一枝紅，雲雨期雖久，煙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遺恨宋家東。知為縊鬼，姑問姓名，又書曰：妾系本吳門，家僑楚澤。偶業緣之相湊，宛轉通詞；詎好夢之未成，倉皇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譏；諒其兒女之情，才人或憫。聊抒哀怨，莫問姓名。此才不減李清照，聖賢兒女一聯自評亦確也 。”
降神的是一個吊死鬼，丟掉了愛情和性命，甚至也不敢奢望同情。
一個冰雪聰明的人物，一段永藏心底的秘密。
人生悲涼和執著，真實而渺茫。
如今，扶乩雖然依舊隨處可見，但已不復當初的人文和風雅。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筆仙”，再也見不到那些或聲名赫赫，或默默無聞但無一不才華可人的神仙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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