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何謂清談誤國？當時所謂的‘革命’，僅僅是高喊著口號。而光復後的東南各省地方政權林立，字號繁多，各省都督各懷私心，擁兵自重。非但不肯將本省稅收收入解繳南京，還以擴軍備戰為由，向臨時政府獅子大開口，伸手要錢。
讓人汗顏的是，安徽都督孫毓筠派專使到南京要軍餉20萬，胡漢民拿著孫中山的批條到財政部取款，可堂堂臨時政府，國庫裡有多少錢糧？區區10塊大洋，恐怕放眼世界，也是獨一份。
國民黨元老胡漢民
早前，清朝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是關稅、厘金、田賦和鹽稅等項。除了革命黨人一開始主張廢除厘金制度以外，也是主張立即徵收田賦、鹽稅和關稅的。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幾種稅收均未能收上來。拿田賦來說，本來中央臨時政府曾三令五申要各省報解，但是各省置若罔聞，因為本身各地軍政府也無財力支持，即便有些微田賦收取的情況下，早已經截留用盡。不僅如此，在財政不敷支用的情況下，各省反而催促南京臨時政府撥款的函電如雪片般飛來。
田賦徵收不上來的原因在於辛亥革命的特點所造成的。武昌首義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會黨和新軍，並且具有著一定的偶發性。首先在一些省城發動起義獲得成功的革命黨人，因為在意識形態中西風東漸，資本主義思想日趨嚴重，不僅看不到會黨和新軍背後的廣大農民力量，而且從始至終就無人在農村開展過革命工作。因此雖然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迅速在大半個中國範圍內奪取了政權，但主要還是在大中型城市，但廣大農村沒有經過一個大變動，也就是說廣大農村並沒有發生真正的革命。加之，多數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根據以往的經驗，只是在武裝暴動上有所實踐，在理論上偏重於形而上學。
治國是一項實實在在的系統科學，而不是空談理論。不客氣的說，和前期康梁變法的失敗，也有著異曲同工的特點。這讓人想起了那句老話‘清談誤國’。 武昌首義後新軍在都督府門前合影
對於建立地方政權、特別是作為政府運轉之根本，基層縣鄉鎮政權，農村政權則認識不足。這樣一來，農村中的鄉紳地主（雖然可能有少數開明的）乘機把縣鄉鎮基層政權經過改頭換面控制在自己手裡。佔據了這些底層“軍政分府”的重要職務。其結果是挖掉了南京臨時政府的牆角，這些士紳們原本就剝削成性，通過他們徵收的田賦，正是亂世渾水摸魚之際，變成了一概侵吞，佔為己有。即便有地方‘軍政府’強收，也只是左口袋進了右口袋。由於革命黨人根本掌控不了中國最廣大的農村，所以徵收田賦一事只能是空談而已。（題外話：多少年後，中共最初亦走此彎路。未及多時，便能自我修正，僅此一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農民運動講習所’，便足以讓他傲視群雄。也為中共能在以後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頑強生存，最終奪取政權，並且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穩固政權，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當年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大門
如此不得已，革命黨人智能宣佈豁免田賦、錢漕、常關稅、百貨統捐。此舉固然讓不少百姓在心裡歡呼雀躍，但臨時政府更無法維持，且所謂的行政命令根本到達不了基層，地方大員更是不當一回事。這些法令不咎是廢紙一張。
此時，只有兩條路放在南京臨時政府面前，要麼募捐，發行債券；要麼向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貸。
沒錢，男兒膝下無黃金
1911年12月末，孫中山連續致電南洋和舊金山等處華僑，說明“現為組織中央政府，需款甚巨”，擬以國債形式 “徵集大款”【1911年12月1日《少年中國晨報》】。
1912年1月8日，孫中山批准發行中華民國軍需公債，定額為1億元。但是，募集需時，遠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所得也不多。中華民國軍需公債自2月2日起發行，
僅得730餘萬元【《舊中國公債史料》，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版，第33、366頁】。因此，革命黨人一開始就將希望主要寄託在第二條路子上。1911年11月31日，為了進攻南京，革命黨人向日本大倉洋行借款銀54萬餘兩，用於訂購軍械和作戰需要【徐義生編《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96頁】。其後，為了成立南京臨時政府，又由黃興經手，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萬元。但是這一點款項對於南京臨時政府來說猶如杯水車薪。因此，黃興不得不迅速派何天炯東渡，向日本財團謀款。其後，遂有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借款500萬元之議；又有以輪船招商局為抵押，借款1000萬元的談判；還有委託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澀澤榮一建立中央銀行，籌款1億元的計劃。
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軍需公債
南京臨時政府將眼光投向了招商局。
輪船招商局成立於1872年11月。初由李鴻章撥直隸練餉制錢20萬串(約合銀10萬兩)，札委三品銜道員朱其昂辦理，另各商認股10萬兩，屬於官督商辦企業。後在盛宣懷推薦下，招致唐廷樞、徐潤等大買辦入局，資本和輪船數都大為增加。至1894年，有江海輪船26艘，總噸位35475噸，每年營業收入平均規銀200萬兩以上，歷年盈餘總數達1640423兩。至1902年，資本實值2000萬兩。1909年，由官督商辦改為商辦。1910年8月，清政府郵傳部命招商局確守成規，繼續實行官督商辦。至1911年，共有江海輪船29艘，總噸位49373噸。
招商局的發展過程中，其主管人員屢經變遷。1906年，袁世凱委任王存善(子展)為總理，1909年，盛宣懷、鄭觀應等9人被選為董事，以盛宣懷為主席，王存善為會辦兼總稽核。1910年，清政府任命盛宣懷為董事會會長。
1911年初，盛宣懷任郵傳部尚書，辭去會長職務，股東們繼選伍廷芳等9人為議事董事，唐德熙等三人為辦事董事。但是，盛宣懷仍然保有招商局的巨大股份，並擁有巨大控制力量。
盛宣懷
盛宣懷在郵傳部任內，實行“鐵路國有”政策，以商辦粵漢川鐵路路權換取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的借款，激起四川各省人民的保路風潮，遭到普遍反對，並被清政府革職。
武昌首義後，10月28日，盛宣懷逃離北京，經青島、大連逃往日本。他一面寄希望於袁世凱對革命的鎮壓，一面則千方百計，設法保護其企業和財產。盛宣懷等擔心會進一步發生強迫捐獻、押收、接管等情況，遂決定以所有財產為抵押，向英國匯豐銀行借款150萬兩，企圖以外商為保護傘。其後，招商局從借得的100萬兩中，提取10萬兩捐給革命軍。革命軍接到了這筆款子後，伍廷芳即將其中的1.5萬兩匯往倫敦，購買飛機。但是，區區10萬兩不能滿足革命黨人的財政需要，因此，要求招商局續捐40萬兩。12月上旬，黃興等與日本大倉洋行上海支店代表井戶中佐談判，擬以該局的所有財產為抵押，換取400萬元貸款【《內田外務大臣致有吉駐上海總領事電》，鄒念之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頁】 。
伍廷芳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用度劇增。同月2日，內閣會議決定，為“籌措軍餉，擬將招商局抵押1千萬兩”【1912年1月25日《申報》】。但這一決定遭到了招商局的大多數董事們的抵制。
招商局多數董事反對的公開理由是：
盛宣懷已因借外債失足，革命軍若再以國家不可缺少的事業團體作抵押向外國借債，極不得當，而其內心的秘密則是不願以自己的財產為革命軍作抵押。鑑於招商局董事們的抗拒態度，黃興與軍界決定施加壓力。
1912年1月20日，廣東北伐軍總司令姚雨平、光復軍總司令部李燮和、浙軍司令官朱瑞、輔軍師團長黎天才、第一師團長柏文蔚等18支部隊的首長聯署，代表中華民國軍界致書招商局總理、協理、董事等人，說明軍興之際，需款浩繁，必須借外債的理由。函件以極為嚴厲的口氣警告說:“執事等別有謀劃，欲危民國，以利一己，是為我民國之公敵，我軍人等當先誅之。且貴局官股外，大半為盛氏私產，例應清查沒收。”函件限令招商局於48小時內答覆，“如執事等猶疑不允，姚等將執干戈與貴局從事，執事等其勿悔！”【《南京臨時政府擬以招商局產抵借日債史料》，《歷史檔案》1983年第3期】看起來，似乎是下了哀的美敦書。面對咄咄逼人的臨時政府軍方，招商局董事們依仗著有列強資方的背景，西風學識也都高於臨時政府各個軍頭，依舊置若罔聞。
李燮和
面對招商局董事們如此合法抵制，孫中山的臨時政府也不敢真正用軍隊和武力來解決問題。2月3日，孫中山於無可奈何之中覆電招商局，邀請該局派人來寧商議。電稱: “日前股東開會議決，具見同情。至遠地未深明委曲者，當不難於疏通。無論如何，仍請派員來寧熟商一切。”【《孫中山致招商局電》，《歷史檔案》1983年第3期】
而電發後，招商局的主事人員答稱:董事會的成員已經辭職，又無決議，難以執行；在局各董，無此權責，不能越俎，已經登報要求各股東推舉代表來滬赴寧，接洽辦理【《招商總局辦事董梁慶榴致陳其美函稿》，《歷史檔案》1983年第3期】。同時，又繼續抄呈各地股東的反對信函，以“民意”相抗。順直股東宋樹聲等不僅批評革命黨人“陽言共和，暗圖專制，較之滿奴時代有加無已”。【《招商總局辦事董梁慶榴致陳其美函稿附函》，《歷史檔案》1983年第3期】
除輪船招商局外，當時在中國長江流域經營航運業的還有英國太古、怡和、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及日清汽船株式會社等公司，形成中、英、日等國多角競爭的局面。其中，英商長期獨霸，勢力深厚。而日資則發展迅猛，勢頭強勁，且覬覦中國資源。為了進一步壯大自己的力量，壟斷中國航運，日資早就垂涎於輪船招商局。就在黃興等與日本大倉洋行上海支店代表談判，擬以招商局的所有財產為抵押換取貸款之際，日人覺得終於有了機會，自然不肯錯過，急於吞下這一塊肥肉 。
黃興
一面，他們緊緊抓住孫中山和黃興，另一面則不擇手段，力圖排除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
只是南京臨時政府面對著內抵外困，根本無力也無法承兌的原因之下，最終也沒有完成招商局的抵押借款事宜。（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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