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之初期的譯場與團體

中國佛教史之初期的譯場與團體

序言

後漢時期中原地區最早信仰佛教的群體可能只是在中土離散的中國西域的商人群落,也就是說,繁盛的“絲綢之路”上流動著為數眾多的中國西域商人,他們有較多是信仰佛教的。由西域到中原地區的商路的開拓,也就是佛教傳播之路的開拓。這個過程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不遠萬里求取厚利的西域商人是這條道路的開拓者,他們將那些虔誠的西域或印度佛教徒帶到了中原。

譯場初期

譯場是分工明確的佛經翻譯的組織與制度,早期譯場幾乎全部由印度或西域來華的高僧領導,還包括數量不等的輔助譯經者。最初的佛典合譯現象在較大程度上已經接近後來的譯場。最初翻譯的佛典大多數是印度或者西域僧人從國外帶來的,在數量上尚不豐富,然而全憑記憶口誦佛典的現象卻是極少的。漢譯佛典幾乎全部產生於譯場之中,其譯經方式和人員組織,由於相沿成例,及不斷改進,所以有一定的墨規矩可循。

後漢時期已經出現了佛典翻譯的譯場,一般是在有印度或者西域高僧駐留的寺院。由分工協作來完成翻譯的譯場的主要特點包括:⑴ 熟練印度-西域語言的翻譯活動的主持者和佛典教義的宣講者,⑵ 從印度-西域語言轉換到漢語的傳譯/通譯者,⑶ 漢語佛典的筆受和漢語改寫者,⑷可能還包括翻譯活動的組織者、贊助者和參與者,⑸一般的,譯場的翻譯活動還包括從印度或者西域獲得的佛典。早期它可能在某個寺廟中,也可能在另外適當的地方,如某個支持者的家中等,規模既不大,也沒有一定的規制。

代表性的譯經團體

中國佛教史之初期的譯場與團體

安世高的小團體,這個團體由三個人組成:安世高,安玄,嚴佛調。看看這三個人的身份,暫且現在不嚴格的討論三個人身份的嚴謹性。安世高,在佛教人物專題裡面第一個講的,是安息國的太子。安玄居華久,通漢語,因是佛教徒,有志譯經,無力完成。嚴佛調隨安世高學佛,久與胡僧胡商遊處,通胡語,精佛學,成為安玄譯經合作者。

安世高與嚴佛調,在佛教人物中都有專題做了介紹,下面我們講下安玄的一些情況。安玄,安息國人。少年時,志向堅定,性情貞白,深沉內向,善於思考,為佛教居士,秉守法戒,嚴格自律;博覽並誦讀群經,有很多的經典能通悟理解。漢靈帝末年,東渡經商,定居洛陽。因他對漢朝在經濟貿易方面有所貢獻,而建立功勳,被封為“騎都尉”。在洛陽,安玄表現得謙虛謹慎、溫順恭敬,平時把弘揚佛法當作自己的事業。安玄又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外國人,不久,他就通曉了漢語,於是信心實足,立志宣揚佛經。

“二安”精通梵語,在洛陽譯經,頗有影響,時漢人嚴佛調,熱心學佛,從安世高為師,出家為僧。佛調助“二安”譯經,為譯經高手,開佛經助譯之始。他們的翻譯歸納為講了2個主題:第一個為"禪"或者叫”佛教瑜伽“,第二個為概念解釋,包括:六入,五陰,四足神行,五力,四意止等名詞。在早期的譯文中大量使用了道家的詞彙,但是這種詞彙在整個的譯典中,佔有的數量是極小的,更多的情況是大量的術語找不到任何漢語的詞源,需要翻譯者即興的創作出來。

一個安息國的太子,加上一個安息國的大商人,同時這個商人還被官方認可,外加一個精通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這個組合的核心人員是多麼的豪華,無論是背景,還是官方認可,或者是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都是如此優秀。

中國佛教史之初期的譯場與團體

支婁迦讖的小團,這個團體由:支婁迦讖,竺佛朔。共同點:

  • 都是外國人,支婁迦讖 大月氏國人,竺佛朔天竺人
  • 都沒有詳細出生及死亡日期

這個團隊的核心人員,沒有中國人,所以他們翻譯的時候就需要有中國人來協助他們做一些筆錄。第一次在文獻中被記載的佛典翻譯的譯場,出現在竺朔佛、支讖(支樓迦讖,Lokakṣema)主持的翻譯活動中。㈠ 竺朔佛、支讖翻譯《般舟三昧經》(pratyupanna-samādhi)即已出現了譯場,《出三藏記集•支讖傳》之附錄“竺朔佛傳”寫道:“朔[佛]又以靈帝光和二年,於洛陽譯出《般舟三昧經》,時讖為傳言,河南洛陽孟福、張蓮筆受。” 而且《出三藏記集•般舟三昧經記》也有相似的記載,“《般舟三昧經》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薩竺朔佛於洛陽出,菩薩法護時傳言者,月支菩薩支讖授與,河南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受。這個團體主體是翻譯大乘佛經,其中“般若”學說不但為統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間,成為漢晉南北朝時的顯學。在翻譯的過程中,一些佛教的專業詞語上借鑑了安世高團體。

從上面文字來看,配置優秀的翻譯團體,輸出了大量的佛教專業理論基礎,但是沒能讓核心主義被廣大的接受,或者說是他們沒能來得及輸入佛教的主體思想,而後來的大乘佛教的譯經團體的思想反倒成為了佛教思想在中國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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