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后汉时期中原地区最早信仰佛教的群体可能只是在中土离散的中国西域的商人群落，也就是说，繁盛的“丝绸之路”上流动着为数众多的中国西域商人，他们有较多是信仰佛教的。由西域到中原地区的商路的开拓，也就是佛教传播之路的开拓。这个过程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不远万里求取厚利的西域商人是这条道路的开拓者，他们将那些虔诚的西域或印度佛教徒带到了中原。
译场初期
译场是分工明确的佛经翻译的组织与制度，早期译场几乎全部由印度或西域来华的高僧领导，还包括数量不等的辅助译经者。最初的佛典合译现象在较大程度上已经接近后来的译场。最初翻译的佛典大多数是印度或者西域僧人从国外带来的，在数量上尚不丰富，然而全凭记忆口诵佛典的现象却是极少的。汉译佛典几乎全部产生于译场之中，其译经方式和人员组织，由于相沿成例，及不断改进，所以有一定的墨规矩可循。
后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佛典翻译的译场，一般是在有印度或者西域高僧驻留的寺院。由分工协作来完成翻译的译场的主要特点包括：⑴ 熟练印度-西域语言的翻译活动的主持者和佛典教义的宣讲者，⑵ 从印度-西域语言转换到汉语的传译/通译者，⑶ 汉语佛典的笔受和汉语改写者，⑷可能还包括翻译活动的组织者、赞助者和参与者，⑸一般的，译场的翻译活动还包括从印度或者西域获得的佛典。早期它可能在某个寺庙中，也可能在另外适当的地方，如某个支持者的家中等，规模既不大，也没有一定的规制。
代表性的译经团体
安世高的小团体，这个团体由三个人组成：安世高，安玄，严佛调。看看这三个人的身份，暂且现在不严格的讨论三个人身份的严谨性。安世高，在佛教人物专题里面第一个讲的，是安息国的太子。安玄居华久，通汉语，因是佛教徒，有志译经，无力完成。严佛调随安世高学佛，久与胡僧胡商游处，通胡语，精佛学，成为安玄译经合作者。
安世高与严佛调，在佛教人物中都有专题做了介绍，下面我们讲下安玄的一些情况。安玄，安息国人。少年时，志向坚定，性情贞白，深沉内向，善于思考，为佛教居士，秉守法戒，严格自律；博览并诵读群经，有很多的经典能通悟理解。汉灵帝末年，东渡经商，定居洛阳。因他对汉朝在经济贸易方面有所贡献，而建立功勋，被封为“骑都尉”。在洛阳，安玄表现得谦虚谨慎、温顺恭敬，平时把弘扬佛法当作自己的事业。安玄又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外国人，不久，他就通晓了汉语，于是信心实足，立志宣扬佛经。
“二安”精通梵语，在洛阳译经，颇有影响，时汉人严佛调，热心学佛，从安世高为师，出家为僧。佛调助“二安”译经，为译经高手，开佛经助译之始。他们的翻译归纳为讲了2个主题：第一个为"禅"或者叫”佛教瑜伽“，第二个为概念解释，包括：六入，五阴，四足神行，五力，四意止等名词。在早期的译文中大量使用了道家的词汇，但是这种词汇在整个的译典中，占有的数量是极小的，更多的情况是大量的术语找不到任何汉语的词源，需要翻译者即兴的创作出来。
一个安息国的太子，加上一个安息国的大商人，同时这个商人还被官方认可，外加一个精通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这个组合的核心人员是多么的豪华，无论是背景，还是官方认可，或者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是如此优秀。
支娄迦谶的小团，这个团体由：支娄迦谶，竺佛朔。共同点：
- 都是外国人，支娄迦谶 大月氏国人，竺佛朔天竺人
- 都没有详细出生及死亡日期
这个团队的核心人员，没有中国人，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就需要有中国人来协助他们做一些笔录。第一次在文献中被记载的佛典翻译的译场，出现在竺朔佛、支谶（支楼迦谶，Lokakṣema）主持的翻译活动中。㈠ 竺朔佛、支谶翻译《般舟三昧经》（pratyupanna-samādhi）即已出现了译场，《出三藏记集•支谶传》之附录“竺朔佛传”写道：“朔[佛]又以灵帝光和二年，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时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 而且《出三藏记集•般舟三昧经记》也有相似的记载，“《般舟三昧经》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菩萨法护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随侍菩萨，张莲字少安笔受。这个团体主体是翻译大乘佛经，其中“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些佛教的专业词语上借鉴了安世高团体。
从上面文字来看，配置优秀的翻译团体，输出了大量的佛教专业理论基础，但是没能让核心主义被广大的接受，或者说是他们没能来得及输入佛教的主体思想，而后来的大乘佛教的译经团体的思想反倒成为了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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