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江纺老了，青山路也老了。
原来从青山路客运站开始，一路向北，沿道路与赣江依次分布的的老国企江柴、化纤厂、油脂化工厂、造纸厂、硅酸盐厂、电化厂等都在江纺之前完成了它的历史宿命。
记录了几代人汗水和情感的的江纺始建于1953年，最初叫江西纺织厂，1956年后改名江西棉纺织印染厂。
2009年江纺改制“铁饭碗”被合同制取代后，叫什么“江西华源江纺”真是不好，关键华源两字太难听了，有“化缘”之音。
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江纺如今已告别辉煌，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六十五岁的江纺，刚好也正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退休年龄。
它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中国时期按照统一图纸所建造的十大纺织企业之一，也是南昌目前保留最好的、唯一还在延续生命的纺织企业。
“北工南居、中轴对称、大院式布局”的规划设计，早期大批的苏式风格建筑群结合民族宫式的厂大门，江纺的建筑可谓中苏合璧，很具时代烙印。
江纺的最初建设批复是在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手上完成的。
十七年后，1969年，陈云落难在南昌蹲点，邓小平在长堎，加上王震在抚州，改革开放后中国几大政治巨头都在江西休养生息。联想到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瑞金苏区，江西不愧是“红”土地。
但江纺估计北靠赣江，南接青山湖，土地缺乏“红壤”，又或是由于行业特殊原因，女工为主，“阴气太重”，致使职工接近12000人，偌大的江纺走出去的，除了几个做了省纺织局的主要领导外，在南昌一直没出什么“大干部”（虽然江纺的中层干部原来在外面很抢手）。从这个意义来讲，江纺像“庐山”，洪都是“井冈山”。
除了全国劳模，“江纺三姐妹”之一的经自麟做过享受正厅级待遇的市政协副主席。这与其在文革期间与赵志坚——（原江拖劳模，后做过南昌市长，曾任两届中央委员），曾作为南昌最大的保卫省委的“保皇派”组织“工人赤卫队”的领袖有极大的关系。
副厂长李开昌曾做了南昌市第一任的招商局长；九十年代初，被职工冠为“肖老板”，可以脱稿做几小时的报告，逻辑严谨、层次条理清晰、且绝不重复的肖震孚，如果当年不是因为销售部门300多万的贪污大案被牵连领导责任，本来厂里都据传是要进阶副市长的。
江纺人老实，过去的江纺干部大都实干清廉，老人们都这样说。
江纺压根就没有什么厂长楼，厂里原来进了那么多接送职工的大巴车，但厂领导都没配过什么好车，许多过去的厂级领导至今还是住在80年代的旧房子里。
文革初期南昌城内闹得那么凶，江纺也主要在厂里“运动”下，老人们也都只记得当年那个腰间缠满厂里大小公章的造反派司令毛永国。
74，75年，批林批孔期间，“南民总”与“厂批办”作为造反派与保皇派的代言人，尖锐对立，双方各带头盔，手持铁棍，投掷石块，武斗互殴才算闹腾过一阵子比较凶的，致使在这阶段全厂关车停产200多天。
可当年最初组建筹备江纺的领导却是很牛。
1951年筹备小组的组长白跃卿，是当时前九江市委书记。
厂筹备委员会第一任主任是省工业厅厅长刘奠五兼任。
第二任主任是江西第一任省长邵式平的夫人，胡耀邦都尊称其为“德兰老嫂”的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胡德兰。
第三任是黄先，后来的江西省副省长。
第一任厂长韩礼和后来是江西省机械厅厅长。
贰
江纺最早的选址不是现在的位置，而是现在“巨堵”的坛子口。
当时市里及省里都同意了，但中纺部、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纺织管理局的专家一看，觉得坛子口那里是新开辟的商业区，生产和商业不宜混在一起，其二是缺水，今后发展印染不利，第三是紧挨洪都，与军工企业一起，不安全。最终选在今天这个位置。
幸好偏居一隅，离市中心八公里的距离，使得江纺几乎保留了各个时代的印记，否则像许多南昌的老厂，拆的已早已看不到原来的影子。南柴、洪钢、江柴等都已被“连根拔掉了”，甚至洪都都与主城连为一体，只有走进主街侧巷的深处，才能感觉到过去的模样。
江纺的选址，也改变了征地最多的隔壁塘山乡胡村人的命运，从建厂初期起，赣江航运的江纺棉花码头的搬运工作就开始由胡村人垄断，他们开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以来江纺人都比较忌惮塘山街上的胡村人。
江纺的发展与众多老国企一样，从最初开始就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厂房最初的设计方案是上海新民设计公司承担，但新民公司设计走的是英美模式，在苏联是“老大哥”，英美是帝国主义的年代，苏联专家毫不犹豫的否定了，最终照搬了郑州国棉一厂（也是前苏联援建）的设计。老同志回忆，两个厂区几乎一模一样。
上海华东局支援江西建设。
建厂筹备期的1952年，由于当时极度缺乏熟练技工，江纺就通过上海的渠道，从香港引入39名技工进厂，后来这些人的后代大多也留在厂里；同时在南昌地区招收女工78名，派往青岛学习，经自麟就是最早一批的学徒之一。
50年代，上海援建江西经济建设，对南昌现代工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不光是江纺，南昌许多大型国企都有上海人的痕迹，以至于南昌都把从上海迁来的江西橡胶厂（技术工人都来自上海），华安针织内衣厂所在的路取名为“上海路”。
江纺更不例外，从技术人员的引进，建厂初期设备的安装，都离不开上海的帮助。
不光是这些，江纺原来的染厂，实际就是原先上海九如染织厂1955年内迁入赣与江纺“公私合营”的产物，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入江纺。江纺才从原先叫江西纺织厂改名为“江西棉纺织印染厂”，后来的厂名由此得来。
原来的上海九如染织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资本家的刘振镐安排成为副厂长兼印染工场主任；另一个股东俞惠龙，安排当了手握实权的总务科长，俞家的长子后来是从江西铜业集团的副总退休，俞家老太太至今还住在江纺。
那些跟随内迁的上海工人也都把家安在了江纺。由于许多上海过来的都是熟练技工，所以工资比当地工人高许多，许多老人回忆，这些上海人家庭的生活条件都远高于当地的职工。六十年代大多人夏天还在摇蒲扇时，上海人已经用上了“华生”牌电风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江纺由于纺织行业的特殊性，女工较多，车间一线女工一般都是“三班倒”，机器操作上又要求站立和走动，非常辛苦，回到家都累得精疲力尽，导致江纺的“老公”很多都会买菜、做饭、带娃，颇有点像上海男人。很受当年南昌其它企业女性的羡慕。
1958年的大跃进，江纺开始大规模扩建，现在许多老工人也都是在那时进厂。不光在南昌招，在全省各地都招了些。在此之前，还安排了9名东南亚归国华侨进厂。
江纺产品商标的名称变化也很明显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最早在1968年前，江纺产品的商标，都叫“拖拉机”牌，文革期间开始用“井冈红旗”牌，八十年代开始用“五彩缤纷、晨曲、彩虹”等。
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买布是要布票的，纺织品是紧俏商品，管你叫什么牌子，都不愁销路，放到现在不取个“黛丽芬、麦当娜”的洋商标，估计是卖不出价格的。
改革开放后，在1984年-1987年期间，江纺还曾分五批次派遣工人去伊拉克提供劳动服务，共计人员306名，出国两年，可赚回“八大件”（彩电、冰箱、洗衣等），那时能派去伊拉克工作是件非常风光的事情。
但现在除了中石油，战地记者，还有那“没有苟且，只有诗和远方”的高晓松，估计谁也不愿去那里了。
叁
对于经历过条块分割，“企业办社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来说，尤其是像类似江纺等大厂长大的孩子，其实小时候对于南昌城区的概念很模糊。
除了知道人民广场、大众商场、八一桥的“罗汉”以外，对南昌其它地方都没任何印象。
那时的江纺提供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粮站、商店、食堂、医院、电影院、图书馆、球场等几乎一切的生活配套。职工和家属相加，差不多4-5万的人口（超出当时江西一些小县城的城区人口），俨然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加之当年社会人口流动性极差，厂里人一般也很少出去，那时去一趟南昌城区，就相当于现在的出差。
现在的人也许会觉得这是一种严重的闭塞和落后，但对很多江纺人来说，童年和少年的记忆空间，无形中都被他填的满满的。
在那个年代，过去的江纺的确非常“牛逼。
从1959年开始，江纺保育院大、中班幼儿园孩子可以免费去庐山避暑两个月，直至文革。
江纺食堂早餐品种丰富、花样繁多，江纺甚至还有自己的牛奶厂，每天给职工家属提供鲜奶供应，现在都记得，那鲜奶煮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奶皮。在南昌大多数市民早餐还是咸菜配稀饭的年代，江纺人已是牛奶加面包。
江纺食堂还开办了自己的冰室，桔子冰棒、牛奶冰棒、咖啡冰棒至今想起都是滴滴香浓。品质在当年就如同今天的哈根达斯。南昌当年主城区卖的那什么绿豆冰棒，盐水冰，江纺人是难以入口的。
能容纳2000多人的电影院，夏天时还可把地下人防的冷气抽进来，以致于江纺人对于南昌当年的什么百花洲电影院、爱国电影院感觉就像进了录像厅。只有当年位于广场的老工人文化宫有的一拼。
工人文化中心的图书室、地下人防的“青年之家”冬暖夏凉、每年的春节龙灯会，和丰富多彩的春节职工家属游园活动，至今让许多江纺人记忆犹新。这是现在许多企业都再也感受不到的大家庭般的老厂文化氛围。
在那个“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江纺的工会超级强大。
从建厂初期就开始举办职工疗养修养，开办营养食堂，建女职工哺奶宿舍，甚至八十年代还在梅岭建了一个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的职工疗养院。
花样繁多的文体活动也都由工会安排，建厂初期，生活区就建立了工人俱乐部，甚至还成立了江纺文工团。那组织性、专业性，远超现在的广场舞大妈。
不但有标准的足球场和足球队，江纺还有众所周知的“灯光球场”（具备看台、比分台等设施的大型现代篮球场）。
当年江纺篮球一直在南昌非常有名。建厂初期的五十年代，江纺还直接在上海挑选了几个篮球打得相当好的青年进厂，他们稀里糊涂的来到南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但也迅速提升了江纺的篮球水平。
篮球比较出名的还有江纺人都熟悉的，身高2米多的涂大林，当年可是在国家篮球队被贺龙元帅接见过的。当年他的饭量也是常人的两倍，父辈还记得与他一起在青山湖摸鱼贴补油水的时光，别人要头潜进入水里才抓到鱼，而他只要弯腰把手伸进去，感觉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后来老了，驼背严重，身材就像一个巨大的“问号”，走在江纺的路上就像是一道独孤的风景。
肆
但现在走进江纺，你似乎提前看到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缩影。
街道上，楼道前，街心公园旁，满眼所见，一群群站着、坐着聊天、穿着厚重的老人，提醒我们，这不是时尚男女聚集的万达广场，这是距离市中心八公里，偏居青山路一隅的江纺。
漫步在落寞的江纺街头，曾经主干道上的一大排粗大的法国梧桐，潮水般的上下班人流，人声鼎沸的职工食堂，冬天夜班下班时里面是衬衫，外面裹着厚厚棉衣的女工（车间很热），生活区街道上一大群孩子们欢笑嬉戏，都只能永久的驻留在过去的记忆中。
原先几代人都在江纺工作，三代同堂的温馨景象亦不复存在。
但这些老人也曾年轻过，他们曾在那如歌的岁月中伴随着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奉献出火热的青春和激情。
站在冷寂的江纺厂区大门口，我仿佛穿越四维空间，看见了过去两边围墙宣传栏上经常张贴的的劳模肖像，看见了这些老人终其一身的的“时间线”，就像一连串的立体方盒，都“冻结”在江纺这狭小的时空。
江纺也走不动了，
在物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江纺作为纺织业的龙头企业，绝对是当时年代的宠儿，对于国企的成败得失，孰优孰劣，很难用简单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做非此即彼的论断。
“张维迎”等坚信市场是万能的，应当用那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在今天大数据横行，未来万物互联，世界终究是一种“算法”的时代，我越来越难以苟同；
乌有之乡为代表的的那些坚定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情感上，我敬佩他们坚定的信仰，但对他们对于计划经济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观点，也难以全盘接受。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投资江纺3446万元，而上交利税4729万元，三年时间收回全部投资。
建厂初期江纺老工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当家做主、“愚公移山”的精气神，不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怀念和令人感慨不已的。
那时的劳模都是生产线上的一线工人，不像现在都是总经理、董事长。
那时的师傅与徒弟亲如父子，不图回报，一代主动帮扶另一代。
那时候一个工会委员因为贪污七十块钱的工会经费，被判了七年。
那时候做梦都想做江纺工人的周边村民，现在是江纺老工人羡慕的对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那时的岁月，阳光散散，日子缓缓。
守望相助的邻里、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下，几代同堂的温馨小屋，夏日的星空下，夜不闭户，大人们摇着蒲扇，老人们下着象棋，孩子围着竹床嬉戏的场景只能在电视里见到。
那时的生活水平虽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如今，从孩子就开始的起跑线上的残酷竞争，小学、尤其是初中、高中，永远做不完的作业、试题，生活只有上课、吃饭、辅导班。
即使学业有成，留在北上广深，掏空几代人钱袋换来的房子首付，将来还将面对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巨变，使得现代人的焦虑与不安成倍扩大。
竞争使得社会进步毋庸置疑，但这真的是人的幸福吗，我不确定。但我会越来越怀念过去。
也许，我也开始老了！
伍
“城市建设必须在更新中做好传承、在传承中推进更新，最大程度保持老城历史性、传承性，避免在城市更新中丢失南昌记忆、南昌印象”。
在一些政协委员的呼吁下，在南昌市政府的大力推进下，江纺最终避免了其它老厂“连根拔起”的宿命，规划建成南昌历史文化街区，以时代赋予的新的角色重获新生。
江纺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约383亩，将保留38栋原厂房建筑及66栋原住宅建筑，大范围保留江纺生活区及部分坡屋顶老厂区，改造成文化创意街区。将江纺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以健康养老、城市民宿为主题、以围绕主题完善配套特色餐饮、娱乐、产业孵化、百货商超、青年公寓为支撑、以古建筑为载体、以文化为灵魂、历史元素与市场高度融合的城市名片。
昌大南疆，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已凝固在历史的文字中。
江纺是幸运的，历史文化街区的打造，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得以安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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