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創始團隊：最初的神明（189）

貞觀十七年（643年）對李世民來說是個轉折點。這一年，他兩個兒子一個弟弟謀反，加上後邊的立太子事件，搞得他既傷心又傷神。傷心：自己這麼些年累死累活，這班人竟沒一個理解和體諒，只顧眼巴巴盯著自己這個位置。傷神：改立李治作太子，也不是辦個儀式、發個通告那麼簡單。李承乾和李泰兩人明爭暗鬥多年，朝中黨羽遍佈。不但這兩人最後沒殺，底下跟著跑的那些人，也不能統統除掉。有的殺、有的關，有的還要繼續使用，總之斬草不除根、操不完的心。

另外，對地位竄升的長孫無忌一派，也不能不有所節制。立李治做太子，對李世民來說保障了手中權力安全，對長孫無忌有什麼好處呢？無非搶個擁立之功，在下屆班子裡可以撈個好位置。

翻一翻唐朝《宰相表》，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說起來長孫無忌評為凌煙閣功臣第一，實際做宰相的時間極短。貞觀元年，他作為玄武門之變頭號功臣，被任命為‘尚書右僕射’（副總理）入相。結果不到一年，貞觀二年就被免職，掛個‘開府儀同三司’的虛銜（二品散官）渾日子。貞觀七年升了一級，成為一品大員司空，仍然不是宰相。貞觀十九年，李世民親征高句麗，長孫無忌隨行，被任為‘攝侍中’，算臨時中央的臨時宰相。什麼時候真正又做宰相呢？李世民去世前一年、貞觀二十二年。李世民生過一場大病，怕自己來日無多，開始安排權力交接，任命他為‘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三省事’，正式回到相位、執掌中樞大權。

你級別再高，不在關鍵位置上也沒用。史書記載的是長孫皇后和無忌本人謙讓，不肯做宰相。那為什麼後面又做了呢？說到底，還是李世民不希望皇后家族勢力太大、威脅到皇權。

這時李世民同樣留了一手：李泰一派的岑文本和劉洎，不但沒跟著倒臺，還升了官、宰相照做。保持不同勢力間的平衡，是帝王永遠的法寶。

李世民這個人，基本上屬於現在講的‘工作狂’，一般打天下的領導都有這種特性。某次中央開大會，他在會上吹噓：“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我作董事長，成天還替你們這幫經理幹活。說明大事小事他都要管。又喜歡作指示。底下人發言，一個講不到位就給你引古據今駁斥一頓。劉洎曾給他提意見：領導不宜講太多，講太多、底下人就不敢講了。而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提醒他注意養生之道。

李世民看了這個報告，批示：‘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輕物驕人，恐由此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有讜言，虛懷以改。

領導操心是一定的，不操心就等著垮臺。但操心的方法不一樣，有人舉重若輕、有人舉輕若重，李世民屬於後邊一種。他自己說累點沒關係，不影響形神心氣，實際長時間超負荷工作，對健康還是有不小的損害。

上一年（642年）他對大臣們說：“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其實才四十出頭，已經感覺精力不濟。這次再被太子廢立的事情一折騰，心態發生了變化——他開始正經八百考慮身後之事。

第一個表現，就是大家傳得沸沸揚揚的‘改史’事件。

李世民一生有個最大的心理陰影，就是‘玄武門事變’，殺兄逼父、得位不正。雖然上臺後執政成績優異，但身後難免有人非議，不可能不考慮。他想到最簡單、也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改檔案。

檔案，也不是那麼好改的。

李世民要改的，不是尋常檔案，而是帝王檔案，或者說：國家檔案。

古代編撰國家檔案一般的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有專人負責記錄皇上每天的言行，叫‘起居注’；一段時間進行一個彙總，叫‘實錄’；在實錄基礎上，添加各方面資料（重要大臣的事蹟、重大制度和政策的變遷，等等）編撰成冊，叫‘國史’。後面人寫歷史，主要的依據就是‘實錄’和‘國史’。

起居注

關於李世民改史，《資治通鑑》裡記載得比較清楚。主要說他做了兩件事：一是看了不該看的；二是改了不該改的。

看了不該看的，講了兩件事。一是某次問褚遂良：“你現在負責我的起居注，都記些啥呀，能不能給我看看？”

“陛下說的做的，我都照實記。看是不能看的。”

“那有不好的地方也記嗎？”

“必須的。”旁邊劉洎也幫腔：“褚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幫他記的。”

李世民看形勢不利，只好打哈哈：“記上好，記上好。”（上曰：“誠然。”）沒有進一步的舉動。

第二次李世民改變策略，直接找史料編撰的總負責、宰相房玄齡，挑明要看國史。他找了個理由：我看的目的不是別的，主要為了總結教訓，以利今後工作（‘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房玄齡逼得沒辦法，只好把高祖李淵和李世民自己的實錄呈給他看。這就是所謂看了不該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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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歷史 褚遂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