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
伴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愛國主義在神州大地已成為強大而廣泛的意識形態。90年前的五四運動，也被教科書和主流媒體定格為一場愛國主義的集體記憶。然而，翻閱故紙堆，卻發現了另外一些聲音。
傅斯年是五四遊行的總指揮，他在運動後不久這樣說：“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讚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它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另一位學生領袖羅家倫也在“五四”一週年時總結道：“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就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他將五四精神概括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認為五四運動雖是愛國救國運動，但與以前的愛國運動不同，有其獨特的精神，乃“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當事人竟然都不以“五四”是愛國運動為然，難道是當局者迷，後見者明？
世界主義是那個時代的新潮流
“五四”不是簡單的愛國運動，其背後有更宏大理想支撐著的愛國信念，這就是當時最流行的世界主義。清末民初是民族主義狂飆的時代，除了國家主義之外，最流行的是工商救國，二者合起來便是楊度所提倡的富民強國的“金鐵主義”。然而，歐戰的爆發與慘烈，讓中國知識分子從物質主義與國家主義這兩個夢幻中驚醒。歐戰之後，梁啟超遊歷歐洲，發現過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廢墟，他感慨道：“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
在列強競爭的險惡環境中，中國自不能不講國家主義，但國家主義卻是一把雙刃劍，不僅有可能病變為帝國主義，也會傷害自身。然而，在歐戰剛剛結束、列強虎視眈眈的1910年代，
拋棄國家主義專講世界主義是否顯得過於浪漫天真？在世界主義大潮洶湧而來的五四時期，有不少知識分子提出這樣的疑惑。梁啟超承認：“我們須知世界大同為期尚早，國家一時斷不能消滅”，他試圖將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結合起來，建設一種“世界主義的國家”。這種新的國家主義與以往的民族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不同：“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我們是要託庇在這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盡量發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
五四時期的愛國主義，是一種堅守個人本位、尋求人類文明進步的愛國主義。個人與人類是最真實的，國家作為中介物，作為列國競爭時期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只有在促進個性發展、推動人類文明的目標下才有其自身的意義。傅斯年明確地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僅僅是一國的人，則是世界的市民。在現代的時代論來，世界的團結，還要以民族為單位。”正是五四運動前夕對歐戰的反思所產生的“世界主義的國家”觀念，使得一場抗議西方強權的愛國運動，超越了狹隘的民族國家立場，具有了普世性的正義價值和理想目標。
在五四時期，世界主義壓倒國家主義，被認為是“新世紀”中的“新潮流”。這並非梁啟超、陳獨秀、傅斯年等個別人的理念，而是當時普遍的思想現象。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北京大學一批具有愛國主義情懷的學生創辦《國民雜誌》，蔡元培校長大表支持，不僅予以經費援助，並且親自為之作序。他肯定學生的愛國熱忱，但又提醒說，比較起國家，有更高的世界主義標準：“所謂國民者，亦同時為全世界人類之一分子，苟倡絕對的國家主義，而置人道主義於不顧，則雖以德意之強而終不免於失敗，況其他乎？願《國民雜誌》勿提倡利己的國家主義。”蔡元培的忠告影響了一代年青人，五四時期的北大學生胸懷是寬廣的，他們將人類的利益視為比國家利益更高的價值。1920年初創刊的《北京大學學生週刊》在《發刊詞》上明確宣佈：“中國是世界的單位……所以應該明白宣佈‘凡有利於一國而不利於世界者不為’。”五四時期的青年人就是這樣不以一國一域為溝壑，而以世界主義的胸懷、以全人類的視野作為自己的理想目標，投身救國運動和社會文化的改造。
當作為個人與世界的中介物的國家淡化之後，“五四”的個人主義與世界主義便發生了直接的溝通。以提倡“人的文學”而出名的周作人說：“這文學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卻不是種族的、國家的、鄉土的及家族的。”他將人類與個人之間所有的中介物，從民族、國家到鄉土、家族，通通視為虛幻的偶像，唯一真實的只有個人與人類。五四時期所特有的“大我”與“小我”的關係是：個人無法獨善其身，自證其人生意義，個人（“小我”）只有在人類（“大我”）之中才能得以完善，實現自我之價值。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不是“什麼都行”的後現代主義，個性的背後有對人性的普遍理解，有天下大同的全球價值，即所謂“大同小異”的理想世界：“小我”不妨自由發展，卻共享同一個世界、同一份價值和同一個“大我”。
那麼，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歐戰結束之後，中國知識界、輿論界一片歡欣鼓舞，最流行的一句話便是“公理戰勝了強權”——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不是空洞的口號，在其背後有公認的全球價值，那就是公理。公理作為一種代替了傳統天理的近代世界觀，在晚清民族主義狂潮的背景下，被更多地解釋為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競爭進化論。到了五四時期，公理被重新賦予了與啟蒙思想接軌的價值內涵。什麼是公理？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發刊詞上一言而蔽之：“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不再是物質的實力或國力的強盛，而是文明的程度，是否建立了自由、平等的文化與制度。新文化運動所傳播的這一啟蒙價值觀，深刻地根植到愛國學生的內心深處。當5月4日北京學生走上街頭，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爭取的不是狹隘的國家權益，而是普遍的公理，他們不僅為民族的利益外抗強權，同時也是為普世性的全球價值而抗爭。
當抗議巴黎和會列強的愛國運動聲浪日益高漲之際，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我們究竟應不應當愛國》，延續5年前《愛國心與自覺心》的思路，提醒國人愛國不是盲目的、無條件的，要以理性作為感情衝動的基礎。他說：“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這種“理性愛國主義”背後所堅守的理性，正是以平等和自由為價值尺度的公理。
愛國狂飆始於五四時代的結束
“五四”是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浪漫年代，知識分子們雖然屢經挫折但堅守公理，堅守那個時代的靈魂：世界大同的理想。他們相信一個“新紀元”、“新時代”、“新潮流”到來了。五四時期所追求的各種價值：自由、平等、民主、正義——條條道路通羅馬，萬條溪流奔大海，最後都歸向了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境界。
當20世紀的中國深受革命烏托邦戕害，到世紀之末反思和批判烏托邦成為思想界主流的時候，我們雖然承認革命烏托邦的現代起源來自五四的各種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情懷，但不得不釐清：後來變質為冷酷殘暴的革命烏托邦，與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烏托邦，全然不可同日而語。世界主義烏托邦一反強權政治的鐵血規則，超越了國家主義的狹隘目標，內含不同種族、國家與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全球價值。具有世界主義浪漫情懷的五四知識分子，他們的胸懷何其博大，不以一國一族的利益為溝壑，他們追求的是“世界主義的國家”，是以全球價值為依歸的民族崛起。
不過，“五四”這種以世界主義為情懷的愛國主義猶如曇花一現，到1922年以後，世界主義烏托邦逐步幻滅，民族主義重新抬頭。曾經佔主流的“世界主義的國家”觀念不再有市場，代之以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為號召的反抗型民族主義思潮。曾經一度低沉的孫中山藉助第三國際的支持和國共合作的新局面，重新掌握了民族主義的話語主導權，他強烈批評五四時期流行一時的世界主義，將之等同於古代中國的天下主義，說清之所以征服中國，乃是明代的讀書人接受了這套世界主義理想，暗示世界主義行之於今日會亡國滅種。孫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種族認同和國族文化色彩，與其倡導的民權主義在理論上存在著斷裂和遊離。不過這種訴諸種族與國粹的民族主義恰恰迎合了國內日益高漲的政治運動的需求，一場即將到來的大革命需要共同的敵人，也需要共同的立場，反抗型民族主義為整合各階層的政治熱忱提供了公共的意識形態。而1925年五卅慘案的發生，為國民大革命拉開了歷史的序幕。
“五四”終於結束了，一個新的民族主義時代到來了。愛國狂飆如脫韁之野馬，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奠定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的最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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