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抗戰是由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組成的，其中正面戰場以正規戰為主，敵後戰場以游擊戰為主。抗戰初期，國共雙方都進行了敵後游擊戰的戰略佈局，但是隨著時局的發展，國民黨的敵後抗戰因為各種原因而逐漸走向失敗，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卻在異常艱難的環境下堅持了下來，並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壯大。
武漢會戰後，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軍放棄了“速勝戰”的想法，轉而全力準備“持久戰”，為了實現“以戰養戰”的企圖，日軍將中國戰場（不含東北、臺灣）劃分為治安區和作戰區，治安區以穩定為主，負責向日本提供各種戰略資源，作戰區則全力打擊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迫使其屈服。
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寺內壽一（中）和華中派遣軍司令畑俊六（右）
日軍劃分的所謂治安區以華北為主。雖然佔領了華北，但日軍實際控制區只限於一些重要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線兩側，廣大農村和山區掌握在各種抗日力量手中，包括留在敵後的國民黨部隊、深入敵後開闢根據地的八路軍以及原有的土匪、地方自衛隊等等。
為了打擊抗日力量，維持華北治安，以實現徹底掌控華北，變華北為日軍戰爭資源供應地的企圖，從1939年1月到1942年10月，日軍華北方面軍對華北實施三次“治安肅正” 作戰和5次“治安強化”運動，前3次是全面討伐，消滅一切抗日勢力，後5次是重點打擊八路軍極其敵後抗日根據地。
日軍關於進行治安戰的報道
從1939年11月到1938年秋，八路軍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先後在華北創建了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冀魯豫、山東五大敵後抗日根據地，軍隊從3萬多人發展到22萬人，對日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八路軍五大敵後根據地的分佈情況
根據《論游擊戰》說所說，縱觀整個人類戰爭史，
中國的游擊戰是一種非常新穎的戰爭形式，它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且是遍佈整個廣闊戰場的大規模游擊戰。因此，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等一系列事情，都可能在敵後戰場發生。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決定了敵後游擊戰將會面對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八路軍要存在和發展，必須依靠地後根據地的各種物資供給。然而，由於處於敵後，根據地的安全無法得到保證，日軍深入根據地進行掃蕩時，八路軍往往無力抵抗，只能動員民眾堅壁清野，然後分散轉移。而一旦因為各種原因來不及轉移，日軍就會佔領村子，實施報復，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找出共產黨員和八路軍士兵。
八路軍幫助群眾打掃院子
八路軍的游擊戰能夠長期堅持併發揮出較大威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兵民合一的體制，部隊和民眾往往一起生產、一起作戰，脫掉軍裝之後，根本分不清那是士兵哪是老百姓，而對於非正規武壯部隊，連軍裝都沒有，就更難分清了。這時候，影視劇中經典的一幕就出現了：日軍在空地上集合村民，然後讓隨軍翻譯逼問村民，誰是八路，合作的大大滴有賞，不合作就死啦死啦滴。
影視劇場景
事實上，這種粗暴的逼問效果並不好。一方面軍民情深，民眾不願告密，另一方面，告密就成了漢奸，鋤奸隊會報復。此外，日本人雖然殘暴，但有時候也有爭取民心的舉措，因為一味施暴，並不符合日軍整體戰略目標。
日軍抓捕中國民眾
在這種情況下，華北日軍通過摸索和研究，總結了一套甄別八路軍和老百姓的方法，這套方法比較有技術含量，能夠最大限度的消除不良影響，也能更精準的找到目標人員。
具體方法如下：
方法一：長期有規律的生活是不容易改掉的。因此，突然或連續使之操練軍隊的各種動作，就能區別是否是軍人。
眾所周知，軍人經過軍訓後，對軍事口令、軍訓動作形成條件反射和肌肉記憶，日軍利用這一點，集合民眾後，要求連續做“立正”、“稍息”動作，或者在談話和休息使，出其不意突然喊口令，就可以根據瞬間的動作，判斷是一般老百姓還是軍人。
八路軍進行軍事訓練
有時候，日軍也會在早上突然吹八路軍的起床號，然後看對方的反應；如果是老八路、老八路，聽到別人講話時，一般會習慣性起立或站立，這些都是日軍判斷的突破口。
方法二：進行身體檢查。
長期從事某一職業，身體的某些地方會異於常人。比如士兵由於長期扛槍，肩膀和脖子會形成扛槍的膙子（身體因摩擦多而生的硬皮）；農民赤膊勞動，身體較黑，八路軍穿軍裝，皮膚相對較白。當然，由於八路軍常常和農民一起勞動，單純依靠皮膚顏色難以判斷，需結合其他線索綜合分析。
方法三：審訊和簡單的談話。
簡單的談話，如果認真研究，包能發現很多信息。
比如，問一個人出任年月，如果回答公曆而不說民國某年某月者，多是黨員。訊問時，如果對黨外的事侃侃而談，卻對黨內的事三緘其口，多是黨員。直接訊問是不是黨員時，如果被訊問對象保持鎮定，並能說出一大堆不是黨員的理由，多是黨員。
日軍的淫威
其次，考驗訊問對象的“共有觀念”，黨員的共有意識比較濃，私有意識淡薄，如果給訊問對象一包香菸，訊問對象轉頭將香菸分給別人，或者吃飯時禮讓別人的，多是黨員，一般人沒那麼高的覺悟。
方法四：檢查衣服。
八路軍化妝成便衣時，搞來的衣服不是自己的衣服，往往不合身，有的甚至穿民眾不要的襪子。有時候時間緊急或者湊不齊一身衣服，只能上身穿便衣，下身還是軍褲。檢查便衣時，要仔細觀察衣服髒的地方正不正常，看衣服上的土是不是當地的土。
日軍搜查中國民眾
方法五：檢查隨身攜帶物。
以往日軍檢查時，往往只查“良民證”。隨著形勢的發展，日軍發現“良民證”越來越不可靠。敢外出活動的人，尤其深入日軍佔領區活動的人，都會準備好“良民證”以應對檢查，所以，有“良民證”的人反而更可疑。鑑於中國人不重視指紋，日軍往往會用放大鏡仔細檢查“良民證”上的指紋，是否與持證人的指紋相匹配。
抗戰時期的“良民證”
除了“良民證”之外，還要注意其他物品，比如黨員要進城活動，會帶較多的金錢，黨員講究衛生，會隨身攜帶牙粉，為了方便傳遞情報，地下工作人員會配備手錶、自行車等等。
方法六：其他方法。
向小孩打聽。小孩子不善於說謊，只要適當的引導，就可以打聽到秘密。集合訊問時，暗中觀察下面人的表情，如果頻頻窺視或者偷看講話者的目光，即是可疑者。
日軍哄騙中國兒童
日軍的這套甄別辦法，對隱藏在民眾之中的黨員和士兵構成了較大威脅。加上日軍深入根據地掃蕩的時候，正是“治安肅正”作戰和“治安強化”運動風頭正盛之時，整個敵後抗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八路軍只有靠不停閃轉挪騰，才能在殘酷的環境中生存下去。
直達1943年，太平洋戰爭出現轉折，日軍不斷從華北抽調兵力，八路軍才逐漸掌握敵後戰場的主動權，並再次發展壯大，有能力對付日軍的掃蕩。
參考資料：《論游擊戰》《華北治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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