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上是一天風雲”
這一天晴轉多雲，魯迅日記記載說，1919年5月4日，“四日曇。星期休息。徐吉軒為父設奠，上午赴吊並賻三元。下午孫福源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
曇，即多雲之意。北方的春天，常常氣溫陰晴變化莫測，一如這幾天的天氣，叫人著衣也摸不著頭腦，五四運動過後多年，身在現場的錢玄同還曾對孫伏園回憶說:
“你穿著夏布大褂，戴著蒙古式毛絨帽子，我記得清清楚楚的”。
在1918年同傅斯年等北大學生一同創辦《新潮》雜誌，並在五四當天被捕的學生楊振聲，後來寫文章說“五月四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風雲”，而在當時在北京協和女子大學就讀一年級的冰心記憶裡，“窗外颳著強勁的春風，槐花的濃香薰得我頭痛”。
▲《新潮》雜誌第一卷第一號封面。圖 | 網絡
大風可能是近晚才起的，就如同此前一天的5月3日，“晚大風一陣後小雨”（據《魯迅日記》）。冰心記憶裡這天“窗外颳著強勁的春風”，是因為她是黃昏時候才聽聞學生遊行和火燒趙家樓的消息。她在《回憶“五四”》中說：
黃昏時候又有一位親戚來了，興奮地告訴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和日本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在天安門聚集起浩大的遊行隊伍，在街上呼口號撒傳單，最後湧到賣國賊章宗祥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我聽了又是興奮又是憤慨。她走了之後，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窗外颳著強勁的春風，槐花的濃香薰得我頭痛。
五四的“一天風雲”，始自前一天的北大。5月3日，《京報》主筆邵飄萍到北大，向學生們報告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已經失敗。學生們情緒激動，下午，北大校園內張貼通告，召集北京13家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當晚開臨時會議，決議聯合各界一致力爭，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以及定於5月4日（星期日）舉行學界大示威。
▲五四運動紀念插畫。圖 | 網絡
13家學校分別為：北大、清華、高等師範、中國大學、朝陽法學院、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醫藥專門學校、商業專門學校、匯文學校（燕大前身）、高師附中、鐵路管理學校。
4日中午，北大校長蔡元培在校門口攔住同學們，勸他們不要上街。後被幾個學生一擁而上半請半推地擁走。蔡也只是盡校長的本分，並非認真阻攔學生，一向主張學生“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的蔡元培，並不支持學生過多介入社會政治運動，但他後來也自述，在5月4日那天，其態度是“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學生們整隊出發，在傅斯年帶領下，打著兩面巨大的五色國旗，浩浩蕩蕩往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向各國使館遞交說帖，直到往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而去，這一路經歷已被人們熟知，而且，這其中細節又多有矛盾，諸如是誰第一個砸開窗戶跳入已閉門的曹宅，曹宅又在何種狀況下起火，許多當事人的回憶撲朔迷離，並無一定結論，在此且不細表。
▲五四運動紀念插畫。圖 | 網絡
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從來都如影相伴，甚至有時在概念上難以區分。但在5月4日這一天，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新青年》諸君距離這場運動卻顯得相當疏遠。這更顯示了時代敘述的弔詭。
《新青年》諸君中，只有錢玄同陪著學生們走上街頭。就讀於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周谷城說，當時的教師多沒有參加，但表示同情，“始終陪著學生走的也有，如錢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
這一天，陳獨秀“在家中寫文章”，既沒有上街，也沒有參加前一天學生們討論行動的會議；
魯迅為了搬家，整個春天都忙於到處看房買房，5月3日“同徐吉軒往護國寺一帶看屋”，4日下午則在家接待劉半農；
劉半農4日下午去魯迅家作客，帶去書籍二冊，自然也沒有跟學生們走在一起；
沈尹默當時正在什剎海會賢堂面湖的樓上吃茶，回家路上，看見滿街都是水流，聽街上人說是消防隊在救趙家樓曹宅的火，才知道北大學生們燒了趙家樓；
至於胡適，他當時甚至都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陪伴恩師杜威，胡適是在5月6日從報紙上看到北京的消息，5月7日，又收到陳獨秀的來信，得知詳細經過。
殺君馬者道旁兒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不僅是說對歷史的敘述總體現著當代人的關懷和心情，而且是說過去歷史的意義不是固定的，人們會根據歷史的新的結果不斷修改對歷史的認識。所以，歷史的當事者永遠對所處的歷史本身不甚明瞭。新文化運動當然是一種思想啟蒙，它鋪墊了五四運動的文化思想環境，然而對當事者而言，就當時來說，從文化運動轉向社會政治運動的結果，並不被《新青年》諸君所樂見。
以胡適為例，儘管他在後來自責說，“（因為）中年的智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智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替他們開口了”、“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為中年的智識階級縮頭袖手不肯幹政……”。胡適說學生們的行動“正是全國中年智識階級的羞恥”，但他始終不贊成學生們的行動方式，而是認為，對青年來說，讀書才是第一重要的，唯有讀好書，將來才能從根本上救國。
更疲憊的是北大校長蔡元培。5月4日這天之後，他與各校校長在學生和政府之間竭力斡旋：既要說服學生們復課，又要爭取政府早日放人。他所處的環境已然違背了他的性格和原則——
蔡元培一向崇尚個體的自由，雖然很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他認為大學是研究學問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現在忽然被學生當成搞政治活動的靠山，被各學校校長奉為和政府打交道的領頭人，學生們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長們要聯合行動，他也不能不參加。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好在，校長們得到了北京警察廳長吳炳湘的保證——吳發誓說：“如果復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5月7日，學生們復課了，被捕的學生也被全部釋放。有幾位不肯出獄，經吳炳湘再三勸告，始肯離去。
5月9日凌晨，蔡元培留下一封辭職的字條，悄然離去，眾人皆不知其去向。他在辭職信中說，“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
經歷了這場運動後，眾人的心情都有了多多少少的變化，對未來也有各自不同的期許，這直接導致了《新青年》同人在之後的短短1年內各走各路分崩離析。
▲《新青年》雜誌第六卷第五號封面。圖 | 網絡
由於五四運動，原本應該在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拖延至9月才面世。10月5日，在京的《新青年》同人——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沈尹默、周作人——在胡適家碰頭，討論《新青年》的編輯工作。
魯迅仍然在為房子忙的暈頭轉向——他因為要修理房子，沒有出席。
之前，《新青年》一直由大家輪流編輯，就是在這次聚會前，魯迅對沈尹默說：“《新青年》是仲甫（陳獨秀）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第七卷第一號起，由陳獨秀一人來編。
說分手就分手
五四之前，魯迅有幾篇重要的小說都是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比如《狂人日記》、《孔乙己》。他後來（1922年）把這些小說結集出版，即為《吶喊》。在《吶喊》自序中，他自陳了寫作這幾篇小說的經歷，這些經歷同時也是魯迅對於《新青年》，對啟蒙運動的看法：
一開始（1916年），陳獨秀託錢玄同把《新青年》送給魯迅，希望他投稿。但魯迅看過以後，心如止水。他覺得，《新青年》“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所以才來找他捧場。
▲魯迅。圖 | 網絡
魯迅對錢玄同說了一段很著名的話：“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錢玄同回答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的意思很明顯：睡著是死，醒來也是死。這鐵屋子根本就是不可能打破的。因為這鐵屋子不僅僅是文化的黑暗，更是人心和人性的黑暗。所以他才會有“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感覺。
錢玄同來宣武門外的紹興縣館拜訪魯迅的時候，魯迅正在鈔古碑，錢問道：“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
魯迅說：“沒有什麼用。”
錢又問：“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魯迅說：“沒有什麼意思。”
然而，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心極冷而情極熱的魯迅終於答應開始寫些文章了。因為他“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正做著好夢的青年”，有些文章不免要有所體恤有所委婉，比如，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
回過頭來看，從文章的“吶喊”到五四這天學生們在街頭的吶喊，彷彿只是短短一瞬，甚至於常常混為一談。儘管這些吶喊的主張未必相同，理路也未必相通。而唯一相通的可能只是那些或有或無的“希望”。
1919年12月1日，由陳獨秀一人編的《新青年》七卷一號出版了。在這期雜誌上，陳獨秀以全體同人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新青年〉宣言》。《新青年》作為一本同人刊物，辦了多年，都沒有一篇共同的宣言，現在要散夥了，才發表共同宣言，宣言發表之後，新青年同人就正式分手，各奔東西了。
▲《新青年》雜誌第七卷第一號內頁。圖 | 網絡
說分手就分手。經歷了五四，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彷彿每個人都成為了不同主義不同陣營的化身，道不同不相為謀，各走各路吧。1920年春，陳獨秀坐騾車離開北京，李大釗相陪，1979年出版的《李大釗傳》說，他們在路上“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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