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曾為東西方文明分別做出過卓著的貢獻，並且至今影響著整個世界。然而經過了三世紀危機的共同創傷後，絲綢之路上的四帝國（東漢、貴霜、安息、大秦）先後崩潰。
東亞大陸經歷了一系列戰亂之後，雖然中間有西晉的短暫統一，但隨之而來的八王之亂最終導致北方胡族的南遷。或許是由於氣候變冷的原因，同時期的羅馬也面臨相似的問題，日耳曼諸族的南下，不斷侵擾著帝國的邊疆。而在公元476年至496年的短短20年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導致了曾經“客居”的蠻族竟然開始紛紛爭奪起帝國法統起來。
豪強林立，軍閥崛起
西漢武帝時期，中原王朝國力日益強盛，漢朝改變前代休養生息的國策，轉而尋求反擊匈奴，並先後佔據河西走廊、遼東走廊，從西域和東北兩個方向聯絡東胡族群（被匈奴打擊後，分裂為鮮卑和烏桓兩大部落）和西域諸國夾擊匈奴。期間曾出現大宛國王狂妄斬殺漢使的情形，觸怒武帝。漢朝旋即兩次遠征大宛，取得勝利，漸漸對匈奴形成地緣戰略層面的壓制。然而匈奴終究勢力強大，此後漢朝發動數次大戰，促使匈奴元氣大傷，但漢朝亦國力耗損巨大。中央國庫空虛導致賦稅加重，這促使農民紛紛投奔豪族，豪族崛起引發土地兼併嚴重和中央財政戶籍人口的隱匿。此後王莽改制亦不能改變這一狀況，劉秀建立東漢後，豪族崛起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東漢後期列位皇帝始終在外戚、宦官、朝臣等勢力之間左右逢源，而外戚和朝臣均為豪族出身。這些豪族世家不僅憑藉察舉制入朝為官，且在地方上實力不俗，最終成為東漢末年帝國分崩的誘引。
馬略時代的羅馬開拓進取，但公民軍制度早已不像布匿戰爭時那麼佔據優勢，不那麼適應時局了。因此馬略進行了軍制改革，採用了募兵制的方式，給予地方將領以很大的權力。此後的羅馬帝國經歷了凱撒和屋大維的帝王霸業，漸漸將整個地中海囊括在帝國版圖之內，一時間羅馬軍團的鷹旗標誌成為整個帝國精神象徵。然而福禍相依，戰力強勁的募兵制度是建立在統兵將領對麾下士卒單線負責的基礎之上的。不論是凱撒還是安東尼等人，他們所率領的軍團往往較為固定的效忠於軍方的某位大佬，而非效忠羅馬元老院。因此迫於現實而做出妥協的元老院，先後將執政官、終身執政官、獨裁官、元首等稱譽頒佈給帝國實際掌權者。因此帝制時代的羅馬，從一開始就瀰漫著軍人統治的氣息。為了防守帝國各處，這些依附於將領個人的軍隊漸漸形成了東方集團、多瑙河集團、高盧集團、西班牙集團等多個軍閥，成為帝國分裂的隱患。
氣候變冷，蠻族南遷
三世紀至五世紀，不論是內亞草原還是北歐沿海，都收到小冰期的影響，迫使族群南遷。當西晉王朝再度統一中原時，分佈在帝國北疆沿線內外，聚集著先後不同時間內附或南遷的五大胡族。這其中除了羌族本就聚集西涼之外，其餘族群皆是後來者。三國時期，中原軍閥戰力雄厚，內附各族飽受欺壓，不敢妄動。然而西晉吞併東吳僅僅十年，就發生了八王之亂，造成中原軍事實力嚴重內耗。以南匈奴劉淵開頭，拉開了五胡亂華的序幕。永嘉之亂後，衣冠南渡，晉室在建康得以延續，豪族政治更加明顯。
公元395年，羅馬正式分裂為東西兩個帝國。然而面臨日耳曼諸部的衝擊，西羅馬率先於476年滅亡。此後，日耳曼人先後在西羅馬的故土上建立起了諸多王國。此後即便有查士丁尼大帝西征，卻再難重現羅馬昔日榮光。日耳曼人對西羅馬的佔據，極大的影響了中西歐文明的發展脈絡，並促使沒有政權保護的天主教會尋求新的庇護場所。羅馬教會在東羅馬政權和能征善戰的日耳曼人法蘭克部之間徘徊了好久，最終在面臨外敵威脅（倫巴德人入侵亞平寧半島）之下，選擇了武力值更有保障的一方。
二十年風雲，引發法統之爭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二十年時間如同滄海之一粟。然而從公元476年至496年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卻產生了極大影響。前面提及476年西羅馬帝國宣告滅亡，歐洲和地中海西部淪為日耳曼蠻族諸部馳騁的樂土。三年之後的公元479年，南朝蕭道成廢殺宋順帝，稱帝並建南齊政權，這導致南朝方面在經歷了宋篡晉之後，又一次發生非正常禪讓。雖然禪讓儀式讓南齊具備一定程度的中原法統，但由於實力相對北朝而言薄弱，南齊比宋還要弱小的多，因此政權的正當性出現極大疑問。整個南朝，因為法統問題存疑，始終不敢過分依賴儒家統治，轉而謀求外來佛教，來達到統御子民的目的，一時間出現了南朝三百八十寺的景象。
在西羅馬滅亡十年之後，公元486年克洛維在高盧北部建法蘭克王國，創墨洛溫王朝。法蘭克人從此登上歐洲歷史的舞臺，並佔據著西羅馬和古高盧的大部分區域。當北魏孝文帝於公元493年從平城（大同）南遷都城到洛陽之後，孝文帝漢化改革隨之深入。北魏拓跋氏皇族在於崔浩的奏摺回覆中，公然宣稱拓跋源於漢朝李陵之後，並被崔浩承認且寫入史書。孝文帝改革雖引發六鎮起義，但卻促使北朝在與南朝的法統之爭中佔據了上風。而496年法蘭克人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經過激烈戰鬥，打敗阿勒曼人之後，在聖誕節這一天接受羅馬天主教會的洗禮，正是率領法蘭克人皈依基督教。得到天主教會支持的法蘭克王國，此後迅猛發展，成為中西歐地區的霸主。
法統之爭的不同結局，塑造不一樣的秩序體系
北朝經歷了北魏、西魏和北周的延續之後，法統日益穩固。尤其是北周時期，由於地廣人稀，宇文氏得以採用儒家念念不忘的周禮模式，實現兵民一體制度，所以以“周”為國號，並最終滅亡北齊，並由隋朝繼承吞併南陳，進而一匡天下。此後的隋唐王朝前期，繼續延續北周的風氣，中國又一次進入了大一統局面。由於北朝在於南朝的法統之爭中，取得了碾壓式勝利，此後隋唐得以繼續以“中國”自居，“唐人”稱謂更在後世傳播四海。
相較之中原法統之爭，法蘭克人在進行基督化進程後，依舊遙遵東羅馬為帝。直至公元800年，查理大帝聖誕節羅馬城加冕稱帝，才正式同拜占庭帝國分庭抗禮，而此時中原已經進入唐朝後期了。可以說後羅馬時代的歐洲，列國爭奪的羅馬法統始終圍繞教會教皇加羅馬皇帝的二元結構進行，因此獲得天主教皇的加冕稱帝，成為羅馬法統必不可少的程序，這也是為何神聖羅馬帝國那麼在意加冕的原因。然而當宗教改革爆發之後，路德宗、加爾文派和英國國教等新教的出現，打亂了中西歐傳統秩序。三十年戰爭雖然起源於新老教派之間的爭端，但最終卻以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簽署了一系列合約，形成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此後的歐洲始終在源於威斯特伐利亞下的均勢秩序中，再也不會爭奪羅馬法統了，亦不會尋求歐洲的統一。
綜上所述，我們會發現，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雖然在公元三世紀甚至更早的時期，就已經出現崩裂的跡象和現實，但真正導致兩邊出現法統之爭的，卻是在476年至496年，外來者轉變了自身認同之後。此後隨著關於法統的爭奪結果不一樣，東方繼續維繫了基本統一的局面。而歐洲，尤其是中西歐地區，則在法蘭克的基礎上形成了法、德、奧、意、荷等現代歐洲國家。時局的變幻對兩個文明的歷史塑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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