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贊恩的苦難之外

《何以为家》:赞恩的苦难之外

撰稿丨寒鴉

排版丨曾雯怡

我叫贊恩。

你問我多大了?不知道,我媽和那個混蛋都不清楚,我想大概是12歲吧。有五個妹妹,和一個哥哥在監獄。之前我和妹妹們一起在街邊賣果汁,並且在房東家小賣店打零工賺錢。

是的,我也在少年監獄裡服刑,還有五年刑期,因為我捅了那個狗雜種一刀。阿薩德,就是那個房東,不折不扣的狗雜種,很早就覬覦我的妹妹薩哈。用幾隻雞和一點錢就把她買走做他的妻子,敲著鼓,撒著玫瑰花把她娶回家,從此就關起門來那也不讓出去,只能吃過期的方便麵喝一點水。我媽和那個混蛋對此毫無愧疚,他們不知道薩哈從此會過上什麼日子麼?

我無法忍受他們兩個人,他們對自己的孩子毫無感情可言。所以我去了科拉,能有活幹不餓死就行。在遊樂園碰上了只能偷偷撫養自己孩子的偷渡勞工泰格斯,於是幫她照顧兒子約納斯,換口飯吃。但那個時候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以為約納斯的媽媽比我的還要壞,沒過幾天她也拋棄我們不管不顧了。

曲馬多飲料賣不出去,我沒有錢給他買吃的了,這樣下去都會餓死。我只好將約納斯交給阿斯普羅,他說能給約納斯找到個好家庭,並用給我的四百美金送我到瑞士去。我也受夠了這個該死的國家,只要回家拿到自己的身份證明我就能離開它,到了那裡就算從二樓陽臺朝外撒尿也沒人管。

但在我回家找他們要證件的時候,發現妹妹薩哈已經不在了。阿薩德讓我妹妹消失了,她才11歲,阿薩德對她做了什麼!我只好讓他也消失。我拿起刀,飛快跑出門,那兩個人在後面想要追上我,我的刀子已經進到了他肚子裡。

在監獄我遇到了泰格斯,才知道她的假護照過期了,被警察抓住,馬上要遣返。

當我媽去監獄看我時,她已經不再穿黑色的衣服。她對薩哈的死沒有愧疚,永遠都是我沒有辦法,你想讓我怎麼樣的說辭。但最刺穿我的心的是在這個時候她告訴我,當神拿走你一件東西,他會給你另外一件作為回報。——她又懷了一個孩子。得了吧!我有六個妹妹,那兩個人不能給我們吃住,讓我們去賣果汁、給狗雜種打工賺錢,卻不斷地生下新的孩子,他們做了什麼?他們有什麼權力不斷生下孩子,讓我們一出生就被生活折磨?

所以我才起訴他們生下了我。在法官問我希望怎麼樣時,我說我希望他們不再生了。

《何以為家》曾獲去年戛納的評審團大獎。在引進之前的直譯名是《迦百農》(Capernaum),是聖經中耶穌開始傳道的地方,同時也有混亂之意。導演本人用的是第二層含義,而在故事發生的黎巴嫩,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有著罕見的共存環境,以帶有宗教意味的眼光審視本片和小男孩贊恩的形象亦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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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納電影節上的海報更加令人心疼

本片中有兩段故事內容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類似的問題:通過買賣少女來包辦婚姻並非戰亂地區的獨有現象,《盲山》、《嫁給大山的女人》背後就是我們的社會仍存在的令人髮指的風俗。而後半程贊恩拖著小嬰兒約納斯過活則難免讓我們聯想到《無人知曉》和它背後的西巢鴨棄嬰。隨著最終導演借贊恩之口大聲控訴他的父母,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電影一開頭贊恩仍在獄中服刑卻要起訴他的父母生下了他。同時也成為接下來我們解讀本片的一個著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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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知曉》中自謀生路的孩子們

片中的孩子們面對生活壓力都早早成熟,這個年紀該有的上學、玩耍不是他們生活的內容,如何掙到錢,成為breadwinner才是。相反,鏡頭中兩個父母卻永遠渾渾噩噩,沒有交代他們的工作,打罵孩子的鏡頭倒是給了不少。贊恩在這種環境中快速成長,對社會的殘缺認知只有無情,利己。由此他和妹妹薩哈的感情顯得彌足珍貴。也體現出他與無情世界最本質的區別:他珍視自己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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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妹妹在一起的時候幾乎是前半程唯一的溫情橋段

殘酷的生活環境帶來另一個問題,是在他不成熟、偏激的認知當中,所有事物都是非黑即白的,生活的不幸也應當由某個具體的人來承擔:電影結尾的安排為他,也為觀眾壓抑的情緒找到了出口,我們也非常樂於將矛頭指向最具象化的直接責任人——這一切的不幸都源於其父母,明明沒有能力養育卻不斷生育,對孩子沒有感情,甚至當作賺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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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在結尾的控訴,這一段幾乎是小演員臨場發揮的

但是必須反思的是,這真的是他父母的錯誤嗎?也許生育是這部電影與大部分觀眾唯一相關的事情,很多人都基於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把這樣一個故事看作對抗生育癌的宣言。當然,以我們這個和平發展、相對開放的社會的觀點來看,父母對孩子漠不關心,一邊買孩子一邊生新的出來實在是蠢得不可理喻,看到他們對立面的十二歲的贊恩所作所為甚至會咬牙切齒。

而他的父親在法庭上這樣為自己辯解:“別人告訴我,沒有孩子你將不是男人,孩子是你將來的脊樑。但他們打斷了我的脊樑,傷了我的心。”

我們能發現這對父母在觀念上就非常的“落後而封閉”。如果再單純的批判他們,甚至整個黎巴嫩、中東社會都是不合理的。他們身陷一個飽受戰亂困擾的國家,貧困、戰爭、教育缺乏是構建他們觀念的現實條件。當他們面對女兒的意外身亡,兒子進入監獄的現狀,哪怕說出的話多麼刺耳,總可以看到眼裡的悲傷是真的。當導演飾演的原告律師在對贊恩母親進行指責時,她充滿絕望的反駁正式把這個問題拋回給觀眾:悲劇的根源絕不是這對薄情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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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將電影稍稍拉離了孩子的視角

我們應當思考的是,黎巴嫩幾十年的戰火紛爭怎麼能容得下人權理念的成長和現代化?良好的道德、責任意識怎麼在動亂、貧困中被樹立?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準繩去批判這些按照他們的“正常”觀念行事的父母?

影片中大致有三四處情節展現了贊恩這個年紀該有的天性。前面提到與妹妹一起打手鼓和後來給約納斯用鏡子反射電視動畫都兼具了體現人物關係的功能,是片中難得的溫馨時刻。而另外兩出則將導演深藏的刀尖明晃晃地亮了一亮。

第一處就在開頭的航拍鏡頭開始,推進到一群在廢棄高樓間玩耍的孩子們,再給到贊恩的特寫:蓬頭垢面,一件破舊的粉色T恤,眼神裡沒有一絲稚嫩。孩子們舉著木槍玩具進樓搜查,分享著幾顆煙吞雲吐霧,抬手用木槍打碎玻璃,然後高高舉起形似AK的傢伙高聲呼喊,接著繼續他們的戰爭遊戲。也許是因為《上帝之城》最後幾個小屁孩開槍幹掉小霸王留給我的印象太深,看到一幫孩子哪怕舉起木槍我都會背後一涼。不過對於贊恩,這只是他接觸到最正常的生活與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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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處則是他剛到遊樂園,好像發現了一個新世界,坐上了前所未見的摩天輪。在下面時淺景深鏡頭的背後是紛雜擾亂的現實世界,而當高度升起,贊恩凝視著夕陽西落,海天交匯的自然風光,他多麼渴望那樣的平靜,可不消多久轉了一圈還是要回到紛擾的現實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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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赞恩的苦难之外

贊恩爬上了旋轉座椅的平臺,一本正經地扒掉了上面朝天仰望的女性雕塑的衣服。回過頭來與她對視:他想要一個愛自己的媽媽。

《何以为家》:赞恩的苦难之外

第一次進遊樂園的體驗對飽受生活困擾的贊恩如同夢一般:他確實也睡著了,但他並非自然地醒來,而是被遠處飛過的黑鷹直升機吵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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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顯然不滿足於將這樣一部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止步在對生育觀點的探討或者社會問題的展現。戰爭才是讓曾經的中東小巴黎變成如今鏡頭下這般殘破的根本原因。

當電影結尾贊恩終於笑出來時,我相信大多數觀眾內心實際上是想哭出來的。經歷了這麼多苦難,贊恩這樣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實在讓人難以不同情。大陸公映版本更是貼心地給出了幕後實情——小演員本身就是敘利亞難民,電影中許多情節都是他的真實經歷。但現在他和家人已經得到幫助,移民北歐,過上了電影中心心念的理想生活。

也許這可以給人一絲寬慰,可數以百萬計的黎巴嫩境內的難民呢?奔向四面八方的敘利亞難民呢?我們嘗試歸結的問題根源,何時才能得到解決呢?

《何以为家》:赞恩的苦难之外

前文中一直沒有講到黎巴嫩社會的背景,可以從兩部之前電影中略窺一二。《與巴什爾跳華爾茲》從以軍士兵視角講述了貝魯特難民營屠殺事件,以色列、約旦、敘利亞、埃及、巴勒斯坦的紛爭將整個黎巴嫩捲入其中。而《羞辱》則更全面地為我們展現了黎巴嫩的國內問題:各方勢力之間積怨已久,想要握手言和幾乎不可能。如今又加入了敘利亞難民問題。基督教、穆斯林、世俗力量、本國、鄰國、大國干預,這些勢力讓黎巴嫩的未來看不到方向。

本片的亮點之一在於它是由黎巴嫩本地導演,通過基於本國的視角拍攝的。從切身利益角度發聲可以更多避開一些無法表達相反意見,甚至淪為政治觀點輸出工具的弊端。與相關題材的其它電影類比,如《盧旺達飯店》,不難發現導演得以相當程度上表達自己的觀點。首先即站在本國視角看待本國社會的現象,影片展現出極其強烈的同理心,幾乎全部採用素人演員,以接近真實狀態的表演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相比之下《盧旺達飯店》更多的則是出自高一等人對遙遠非洲“同胞”的憐憫。而偏軍事題材的《黑鷹墜落》、《危機13小時》更傾向於把當地人塑造成動物園猴子一般難纏的角色。

如果反思這些地區戰亂的成因,多半是和西方殖民以及後殖民時代大國的政治、軍事幹預直接相關。而這些戰禍根源通常掌握著電影製作與文化宣傳的話語權。以本土視角發聲可謂在這一點上的突破。也因此為我們更加全面地展現了黎巴嫩的社會現狀與問題所在。

但是面對棘手的社會現實問題,我們不但發現其會像《羞辱》中刻畫的內部矛盾尖銳難以解決,更有外部勢力頻頻為了利益插手地區事務。僅僅如同導演這樣,從一張敘利亞小難民淹死在沙灘上的照片得到啟發,以一個孩子的視角深刻反映本國社會問題是沒有多大現實意義的——縱使影片幾乎放棄了在藝術成就上的追求而努力刻畫現實。電影能起到最大的作用無非是當地人可能不會生那麼多孩子,和帶來更多國際人道主義援助。但是援助的來源是較為發達的國家,戰爭的推手也是他們,哪怕不要隔靴搔癢的援助,只要不再幹預地區事務不就能徹底解決問題了?但顯然這是不可能的,更是一部電影無法具有的能量。

所以《何以為家》為我們帶來關於很多現實問題的警醒,生育養育的家庭問題值得我們考慮。但對於故事的發生地來說,最大的意義可能只在於展現社會現狀,縱使結尾批判的力度如此強大,面對複雜糾纏的問題成因,影片對於真正推動現實情況的改善幾乎沒有什麼能力。更為無力之處在於,引用《盧旺達飯店》中那位記者的原話,“他們看到這段錄像,會說‘太可怕了,天哪’然後繼續吃他們的飯。”

對此我們只能報以美好的期望。

圖源豆瓣相冊與電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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