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詩歌從上古歌謠、甲骨卜辭、《周易》卦爻辭中的韻語逐漸發展到《詩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四言詩歌形式。然而《詩經》所確立的四言詩體，到了漢代逐漸被五言體所取代。再往後，自魏至晉，雖然有詩人創作四言詩且頗有成就，如曹操、嵇康、陶潛等，但終究不是主流。晉之後，四言詩就更加少了。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五言詩取代了四言詩呢？
首先，從詩歌內部的發展規律來說。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由易到難，由簡單到複雜。那麼，詩歌的發展也不例外。從四言詩到五言詩，正是體現了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
更具體地說，四言詩主要由兩字一拍，四字一句構成。這種詩體句式短小，但也拍節單調，兩字一頓，節奏無變化，也便於單音詞與雙音詞的靈活搭配。這樣既缺乏抑揚頓挫之美，又影響內容的充分表達。在《詩經》中的不少四言句，上下兩句構成整齊的四言對應關係，又一定要有重複的詞彙或者虛字加入，這樣的兩句才能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加上《詩經》的重章疊句的寫作手法，所以不少詩看起來很長，但是內容其實並沒有很多，如《蒹葭》《芣苢》等篇。
而五言詩，由五個字構成，既可以方便地容納雙音節詞，也可以容納單音節詞，甚至是三音節詞，構句形式是“二三結構”，即“上二下三”。不要小看五言詩僅僅比四言詩每一句多了一個字，實詞與虛詞搭配，在表達上就能容納更多內容。這種“二三結構”，即二字頭，三字尾，在一句詩的拍節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變化、不呆板，誦讀節奏是按“二、一、二”、“二、二、一”或“二、三”停頓的，順應了語言發展過程中單音節詞逐漸變為雙音節詞的趨勢，這樣的詩句更符合人們的口語表達習慣。
其次，漢代樂府的設立與古樂的消亡。我們知道，詩歌的產生和音樂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所謂“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歌本就是可以唱出來的。而到了漢代，樂府中所用聲調有雅聲、楚聲、秦聲、新聲（北狄西域之聲）。雅聲是周代之遺聲，在漢代已經極少使用，到西漢末已經全然無存。古樂消亡，民間不復有四言歌曲。
而文人詩呢？“四言盛於周，漢一變而為五言。”（胡應麟《詩藪》）可以說，漢代是五言詩取代四言詩的一個關鍵時期。特別是漢代《詩三百》被“經學化”以後，（《詩經》原名《詩》《詩三百》，漢代被尊為《經》），要寫四言詩的話，必須要崇拜正統，表達功能更受限制，因此四言詩創作再難出現輝煌。而漢代文人詩受樂府詩歌的影響，五言詩逐步興起，成為流行趨勢。漢末及魏初，五言詩在文壇上已經處於主流地位。正如《文心雕龍·明詩》中所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 文學大潮不可避免。
再者，鍾嶸的《詩品》促進了五言詩的健康發展。朱自清說：“鍾嶸《詩品》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自覺的文學批評著作”。《詩品》所論之詩主要是五言詩，對五言詩的發展影響很大。
鍾嶸對於詩歌發展變化比較敏銳，他已經意識到四言的形式已經不能滿足時代進步的需要了。在《詩品序》的開頭他就明確肯定五言詩的形式具有四言詩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四言詩“文繁意少”，表現力有限，而五言詩“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這個看法顯然符合文學發展的實際，對五言詩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五言詩的“滋味”在哪裡呢？舉個例子，代表五言詩最高成就的《古詩十九首》被胡應麟在《詩藪》中推崇到“泣鬼神、動天地”的高度；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讚美它“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王世貞甚至把它譽為“千古五言之祖”。主要是因為《古詩十九首》採用了被正統詩教文人不屑一顧的俳諧倡樂手法，多用韻語、隱語，幽默詼諧，達到了“深衷淺貌，語短情長”的藝術效果。詩歌所寫，無非逐臣棄婦、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具有普遍性，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更好地反映了社會生活。
鍾嶸認為五言詩起源於秦漢以前的歌謠，作為我國詩歌發展兩大源頭的《詩經》和《楚辭》中就有少量的五言句式。“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餘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秦漢以前就有五言詩的雛形，諸如這樣的觀點是沒錯的。
到西漢時，五言詩依舊還未成熟，但是已經在醞釀了。如李延年《李夫人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又如成帝時民謠“邪徑敗良田，饞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人為所羨，今為人所憐。”
東漢時期，純粹的五言詩出現了。目前公認的現存文人最早的五言詩是班固的《詠史》，但是從藝術上和《古詩十九首》相去甚遠，鍾榮評其“質木無文”。班固之後，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疾邪詩》、蔡文姬的《悲憤詩》等，以及《古詩十九首》大約也都在此時期相繼出現。
建安前後，是五言詩的成熟時期。鍾嶸認為建安、太康、元嘉三個時代的詩作是詩歌史上的清流，是五言詩發展史上的正宗。《詩品序》說：“陳思（陳思王曹植）為建安之傑，公幹（劉楨）、仲宣（王粲）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陽（張協）為輔；謝客（謝靈運）為元嘉之雄，顏延年（顏延之）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即建安時期的曹植、劉楨、王粲，太康時期的陸機、潘岳、張協，元嘉時期的謝靈運、顏延之這八位作家都是文冠於世的詩人，代表了五言詩的最高成就。
（再交代兩個概念：唐代以後，出現了五言絕句和無言律詩，後人把這兩種詩體歸於“近體詩”，而把唐代以前出現的詩體歸於“古體詩”，為了更好區分，唐以前的五言詩叫做“五言古體詩”，或簡稱“五古”。當然“五古”在後代還有詩人寫作，比如李白的《靜夜思》《月下獨酌》等。）
劉禹錫的這兩句詩是對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最好註解
當然，我們知道任何事物的變化不可能是在一瞬間就能完成的，五言詩取代四言詩在詩壇上同樣是曲折發展、變化前進的。孫悟空可以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但文學絕對是有前輩的借鑑的。五言詩的成熟雖然是適合了時代的發展，但也一樣是站在四言詩的肩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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