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1912年6月26日—1994年6月18日），女，湖北武昌人，核物理学家，气体动力学和铀同位素分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4年王承书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36年获该校研究院硕士学位。1941年留学美国，1944年获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院物理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员。1956年回国。
王承书回国后，先后在受控核聚变、等离体物理、铀同位素分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人物生平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殷实的诗书之家，籍贯湖北武昌，不久，阖家迁居北京。她自幼体弱多病，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时曾两次因病休学一年。
1930年，王承书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在该班13个入学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2] 。
1934年，王承书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该班13个仅毕业了4名学生，王承书名列榜首，并获得金钥匙奖。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攻读研究生。
1936年，王承书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至1937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承书离开北京，辗转于南京、武昌、桂林、贵阳等地。
1941年，美国巴尔博奖学金基金会接受了王承书的申请，同年8月王承书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物理学家乌伦贝克（Uhlenbeck,George Eugene）。在美国期间，王承书与导师乌伦贝克合作完成了多篇有关稀薄气体动力学方面的重要论文。
1944年，王承书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之后在密歇根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至1956年）。
1946年，王承书担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研究员，并曾两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至1956年）。
194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王承书坚定地表示要亲自参加到创造科研条件的行列中，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检查，在回国前她就将有关书刊和资料分成300多个邮包，从美国陆续寄往北京。
1956年，王承书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至1958年）。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王承书被调到该室从事理论工作。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热核聚变研究室副主任（至1960年）。
1961年，王承书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至1965年）。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王承书担任华北605所研究员、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研究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型气体扩散机总设计师（至1978年）。
1978年，王承书担任核工业部研究员，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高级顾问，“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离心和激光分离铀同位素两个专家组组长，兼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至1994年）。
1980年，王承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主要成就
早期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理论研究，并有创新成果。1958年在中国开创了受控核聚变反应和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并为其发展打下基础。1961年后，改做铀同位素分离工作。解决了净化级联计算、级联的定态和动态计算等重大课题，为中国第一座铀浓缩气体扩散工厂分批启动作出重要贡献。为中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致力于稀薄气体动力学的研究，第一个发现求解玻尔兹曼方程的本征值理论，提出适用于多原子气体的推广的玻尔兹曼方程，即“WCV”方程。回国后，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为中国铀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培育了一支理论研究队伍。在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工作中做出了贡献，在研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时，隐姓埋名一直到去世。
提出求解玻尔兹曼方程本征值的理论，并扩展玻尔兹曼方程的应用。
在美国期间，乌伦贝克教授是她的导师和合作者，乌伦贝克是电子自旋的发现者之一，后来成为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学术权威。1980年乌伦贝克在流体力学年鉴上发表文章，对她与王承书在这一时期中的研究作了回顾和高度评价。王承书在美国期间主要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研究，发表了多篇处于当时这一领域世界前沿的重要论文。
人们知道，物质都是由微观粒子（分子、原子）组成的。气体分子运动论用统计的方法研究气体中大量微观粒子（分子）的运动，从而得出气体宏观属性的规律。气体的宏观属性又都可用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求得。所以，求解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就是这一课题的核心。1948年王承书发现了查普曼和T．G．考林（Cowling）的力学经典著作《非均匀气体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 oryof Non－Uniform Gases）一书的第1版中关于伯纳特结果的重要错误。
王承书的成就对当时从事高空物理和气体动力学研究是极有价值的。但由于某些原因，论文未能及时发表，直到1970年乌伦贝克在美国为她公开发表。王承书的研究成果已在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和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中被多次引用。奠定中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基础。
1956年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希望王承书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当时她已40多岁，要从头搞一项自己从未搞过的工作，谈何容易！在美国她就听说，这是一项高难度、神秘莫测的技术，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并都严加保密。国家把如此重担交给她，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明确表示：“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谁干都不容易。别人的工作都早已走上轨道，而且还带着年轻的同志，只有我刚回国工作，还是我去干，对所里工作的影响最小。”于是，她悄悄地做起了准备。但当时全国正进行“反右”运动，此事被搁置起来了。1958年春，所里给王承书分配了8名北京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求给他们讲授铀同位素分离理论课程。她参考美国学者K．柯恩（Cohen）的理论著作，边学边讲，并经常告诫学生要理论联系实际。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决定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王承书被调往该室从事理论工作。1959年被派往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实习3个月，在回国的火车上，她翻译了有关热核聚变研究的《雪伍德计划》（Project Sherwood）一书（笔名郭臻）。经两年努力，她已十分熟悉这项技术，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热核聚变是世界上热门的科技领域，她正准备加入这项激烈的国际“竞赛”，但在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使中国全部用苏联机器装备起来、尚待启动的第一个气体扩散工厂陷入困境。资料不全，疑问成堆，个别专家临行前还说：“你们这个扩散工厂是搞不起来了！”1961年3月的一天，领导再次请来王承书，希望她隐姓埋名，挑此重担。王承书仍以国家利益为重，再次放弃自己已热爱的工作，当天下午就到原子能研究所，再度从零开始，进行了数十年的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
由于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在扩散厂具备启动条件之前，抓紧时间培训全国在这方面的理论队伍和工厂的运行人员。王承书和大家一起认真学习、上课和讨论问题。
工厂分批启动方案的研究就是动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王承书负责指导下，成立了一个级联理论小组，进行了大量的计算。为了增加实践经验，每年都要去几次工厂，了解情况。她一丝不苟地工作，对计算结果进行反复检查和认真分析，终于得出了级联中的丰度随时间变化的理论曲线。1963年底，工厂第五批启动，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当时张文裕在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工作，难得有回国探亲的机会，这次回国王承书还没来得及与他见面就去工厂了。在工厂，她和大家一起不断地核对理论曲线和实测数据。
1964年元旦就是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当看到实测结果同理论计算很好地吻合，精料端丰度果然达到预期值时，大家欢欣鼓舞，为提前完成供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计划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浓缩铀需求的增长，1964年国家下达了研制大型扩散机的任务。王承书接受了总设计师的重任，并亲自参加物理参数的选择工作。这是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扩散机，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指示要抓紧研制定型。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到70年代后期该机才设计定型。1978年获多项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防科委特别奖。
1978年王承书调部直属机关从事组织、领导科研生产和培养人才的工作。她经常下工厂和科研单位，深入实际，掌握情况，为上级部门决策提供了关于中国扩散级联的经济性分析报告。她瞄准世界最新技术，预见到寿命问题是离心技术成败的关键之一，为此，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率先从头学起，并组织经过十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离心法在中国已走向工业应用阶段，激光法也已取得实验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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