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納粹戰犯共屠殺了600萬猶太人。然而，並非所有納粹殺人犯都受到了正義的懲罰，1934年受命出任黨衛軍 “猶太科”科長的阿道夫·艾希曼就是躲過了“紐倫堡審判”從而逍遙法外的其中一個。
阿道夫·艾希曼曾為納粹德國起草和實施對猶太人的所謂“徹底解決方案”。這“徹底解決方案”表面上是力主對猶太人“加速移民”，但實際上卻是對德國猶太人誘捕，趕到集中營實行集體屠殺。因此，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冷血殺人狂魔，雙手沾滿了猶太人的鮮血。然而，這個殺人狂魔在二戰結束後卻突然失蹤，沒人知道他的下落。本文為您講述視緝拿漏網的納粹戰犯為神聖使命的以色列間諜組織“摩薩德”於千里之外擒獲“殺人狂魔”艾希曼的傳奇經歷……
緝拿漏網的納粹戰犯，是“摩薩德”一項神聖的使命，是對600萬猶太人亡靈的安慰。“摩薩德”每月都接到有關某個納粹戰犯在某地突然出現的報告，然而卻多半是捕風捉影。不過，這並沒有使 “摩薩德”放棄這項神聖使命。任何消息都引起 ‘摩薩德’的重視，哪怕因此而“勞民傷財”。“摩薩德”頭子哈雷爾決不願放過半個納粹戰犯。
一天，“摩薩德”收到了德國法蘭克福檢察官弗裡茨·鮑爾博士轉交來的一份情報，說黨衛軍衝鋒隊頭目、“猶太科”科長阿道夫·艾希曼匿蹤阿根廷，就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查長布科大街4261號。弗裡茨·鮑爾博土是猶太人，曾受過納粹的迫害。他不願把這條新線索交給德國當局，而寧願相信以色列人能公正審判這名納粹戰犯。
這會不會又是捕風捉影呢？但直覺告訴“摩薩德”頭子哈雷爾：阿道夫·艾希曼就藏匿在阿根廷，“摩薩德”必須捕獲這個殺人狂魔！但與阿根廷相距千里的德國檢察官鮑爾博士又是如何獲得這一寶貴線索的呢？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郊的奧利沃斯區，有一位18歲的漂亮姑娘，名叫羅澤·赫爾曼，是區內小夥子們愛慕、追逐的“公主”。在她的崇拜者中有個20歲左右的小夥子名叫尼克。與其他追求者相比，尼克根本沒什麼優勢可言，但他臉皮極厚，向姑娘大肆吹噓其父親曾在希特勒軍隊裡當過大官，以顯示他系出名門，出身高貴。小夥子口才挺不錯，表現出對世事的獨特見解和驚人的標新立異，其中便包括德國人當年如果把猶太人統統除盡而不半途而廢就好了之類的法西斯言論。
所謂言多必失，尼克犯的正是這大忌，他萬沒想到羅澤正是猶太姑娘，她對此當然非常反感。她雖然涉世未深，但也知道猶太人的苦難。她不但斷絕了與尼克的來往，還憤憤地將此事告知父母。
羅澤的故事引起了父親洛塔爾·赫爾曼的注意。他是一位達毫集中營的倖存者。洛塔爾知道不少納粹戰犯匿蹤於南美國家，而最近阿根廷報紙還登有這麼一條消息：德國法蘭克福檢察官弗裡茨·鮑爾博士正在尋找黨衛軍衝鋒隊頭目阿道夫·艾希曼，此人據說現住阿根廷。
尼克的父親會不會就是艾希曼？
洛塔爾覺得很有可能：
第一，尼克說他父親是德軍高官。
第二，尼克從不邀請羅澤去見他父母。
第三，尼克甚至讓羅澤通過另一位朋友的地址給他寫信。
事情明白不過——害怕別人知道住址的人往往是見不得光的人，德軍高官而且見不得光，不是納粹戰犯是什麼？
在集中營裡雙目失明的洛塔爾立即叫妻子給鮑爾博士寫信，告知一切。鮑爾又告知以色列。
哈雷爾派遣一名特工前往阿根廷首都調查落實情況。
不久，那特工失望而回。
“又是捕風捉影！”
“啊？”哈雷爾像被人迎頭潑了盆冷水，“怎麼回事？”
“我看是洛塔爾那老頭太報仇心切了，所以把臆想當成事實。”
“實際情況怎樣？”
“洛塔爾口口聲聲肯定查卡布科大街4261號房東就是艾希曼，查實房東弗朗齊斯庫·施密特是土生土長的阿根廷人……”
哈雷爾像一下子掉迸冰窖裡。
“摩薩德”還有許多工作等著幹，己經有人在暗地裡埋怨哈雷爾正事不幹，老是想入非非去千里擒魔，追捕子虛烏有的納粹戰犯，哈雷爾只好把這事暫時擱下。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追捕艾希曼已成泡影之際，弗裡茨·鮑爾又從德國給“摩薩德”送來一份情報：一名前納粹分子主動前來通風報信，以求減輕良心的負疚。他說，阿道夫·艾希曼現藏匿在阿根廷首都，用的化名是裡卡多·克萊門特。
哈雷爾猛然想起，以前派去阿根廷首都調查的特工，曾提起過查卡布科大街4261號有兩個搬走的房客，其中一個正是克萊門特！不過，當時洛塔爾·赫爾曼認為這兩個房客只是掩護房東的稻草人。特工去調查時，他已搬走了。艾希曼就這樣從他們眼皮底下溜了！
“就算他藏到地底下也要把他挖出來!”哈雷爾狠狠地一拳砸到桌面上，把杯子也震翻了。
哈雷爾的特工們望著身高只有1.55米、寬肩膀、藍眼睛的上司，從心底裡相信：阿道夫·艾希曼這回完蛋了!
一個精幹的調查小組被派到阿根廷首都。怎樣找到克萊門特新住址而又不引人注意呢？一個女特工想出條妙計。她在查卡布科大街附近一家高級酒店住下，並物色了一個機靈的服務員，交給他一個困難的但報酬極高的任務：將一件特殊禮物交給裡卡多·克萊門特先生，給他一個驚喜。但他首先得打聽到克萊門特先生的新住址，而且不能讓人疑心。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小聽差並不認為這是什麼特別困難的事。他想，如果事情容易得到一問人就會知道克萊門特新住址，那這豐厚的打賞就不會落到他頭上了。但只要知道克萊門特一家其中一個人在哪裡工作，就可以跟蹤這人並知道他住在哪裡。這無疑是正確的，而且成功機會極高。因為住處可以說換就換，但工作卻不是想換就可以換的，特別是在找工並不容易的阿根廷首都。
小聽差很快就打聽到克萊門特有兩個兒子，並得知其中一人的工作單位。機靈的小聽差摸到那單位並記下克萊門特兒子上下班騎的那輛小型摩托車的車牌號碼。
小聽差告知女僱主，他即將大功告成。女僱主大大地嘉獎他一番，不過以後的事不用勞煩他了，當然，許諾下的賞金是會一文不少全給他的。
跟蹤克萊門特的兒子後，以色列人終於找到了狡兔之窟——費爾南多區加里巴爾迪街的一座磚房。
間題並沒有最終解決，因為“摩薩德”特工沒有見到克萊門特本人，不能證實克萊門特就是艾希曼。
哈雷爾指示特工們耐心監控，一俟克萊門特出現，就把他的樣貌拍照下來，讓專家作鑑定。從艾希曼的檔案得知，3月21日是艾希曼與妻子的銀婚紀念日，艾希曼一定會出現——假如克萊門特就是艾希曼的話。
3月21日11時45分，加里巴爾迪大街上走來一位禿頂的瘦個子男人，大鼻子下蓄著小鬍子，寬大的前額下架著一副眼鏡，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裡拿著束蜀葵花。在他走進克萊門特兒子的房子之前，隱藏在附近的以色列特工趕忙把他拍照下來。
專家們將特工拍下的一大堆照片與艾希曼的舊照作了反覆比較，結論是：克萊門特就是阿道夫·艾希曼。
哈雷爾高興得幾乎暈厥過去。
越境抓捕艾希曼這樣重大的事必須得到國家領導人的批准，這種事弄不好就會影響兩國關係，釀成政治事件。
哈雷爾找到老朋友、總理本·古裡安，向他請示如何處理艾希曼一案。
古裡安興奮地把桌子一拍，喊道：“把他弄來！死的、活的都行。對所有受過希特勒迫害的人來說，這將是一件大事。同時，這也是對我國青年一代的激勵。”
哈雷爾親自負責領導這次千里擒魔的行動。他遴選了11名精悍的特工人員組成一支特遣隊，包括一名精於偽造證件的專家和一名醫生。
這支特遣隊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有親人在納粹的大屠殺中喪生，所以特別痛恨納粹戰犯。這對行動既有好處也增添困難。好處是人人會不怕危險奮勇向前堅決完成任務；難處是恐怕他們一時難以控制感情，將艾希曼殺死，“親手”報仇，失去了公審艾希曼的轟動效應。
哈雷爾感到事關重大，決定親臨阿根廷，在第一線直接指揮戰鬥，控制局面。這在世界情報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很難想象，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或蘇聯克格勃頭子安德羅波夫會在外國親身從事綁架活動。哈雷爾真可謂渾身是膽了。
特遣隊出發前，定下了逮捕艾希曼的三個可能方案：
1.查明艾希曼確實在家後，破門而入“克萊門特”家。
2.在加里巴爾迪大街某處實施機動拘捕。
3.事先仔細判斷罪犯回家路線，爾後伺機在某個預定地點進行綁架。
一項偶然的外交活動解決了將艾希曼運回以色列的難題。當時，阿根廷正在籌備獨立150週年的慶祝活動，以色列領導人也在被邀之列。那麼，完全可能在這架專機返航時順道將阿道夫·艾希曼帶回以色列。專機返航時間在5月11日，劫持時間定於5月10日。
“摩薩德”特遣隊進入阿根廷首都後，在費爾南多區的小旅館裡分散居住，一人入住一間。另外還租了七個房間和寓所。代號叫“堡壘”的房間是行動總部，代號叫“宮殿”的房間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間備用，為的是一旦當局找尋失蹤的艾希曼則用作轉移。
由於事先偽造了足夠的而且可以以假亂真的證件，入住和租屋工作非常順利。
化名為克萊門特的艾希曼此時每天都處在以色列特遣隊的監視之下。特工人員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行蹤規律：在每晚同一時間即7時40分左右，艾希曼一定是乘坐203路公共汽車在他家附近下車。
艾希曼在德國戰敗後，化裝成伐木工，逃到呂內堡海德一個偏僻的村莊裡，從而躲過了“紐倫堡審判”。1950年春，他在前黨衛軍成員的逃亡組織“敖德薩”的幫助下逃往阿根廷。英軍內部的猶太人部隊“復仇者”是專門捕殺納粹高級官員的秘密組織，一直想追殺艾希曼，可惜都未能如願以償。
一直從事諜報秘密工作的艾希曼當然懂得“隱身”之道，潛伏到阿根廷後，他不但改名換姓，而且經常變換住址，日夜提防猶太人的追殺。不能說他不小心謹慎，只能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實施綁架的日子臨近時，阿根廷禮賓部門突然通知以色列：由於組織方面的原因，以色列國代表團的抵達時間推遲到5月19日，惟有如此才能確保對以色列客人的隆重招待。
哈雷爾當即進退維谷：押後逮捕艾希曼怕夜長夢多，如期逮捕艾希曼，則又不知如何將他穩當藏起。
深思熟慮後，哈雷爾決定按原計劃行動。艾希曼的失蹤會不會引起阿根廷當局的大規模搜尋？這是問題的關鍵。哈雷爾得出的結論是不會，首先，艾希曼家人不敢聲張，因為他們是非法移民，一旦被阿根廷當局知道他們是以假姓名寄居阿根廷，則必然全家受累。其次，艾希曼的納粹朋友即使知道艾希曼可能被綁架，也不敢有所行動，一來他們能力有限，二來也怕惹禍上身，更大的可能是他們躲得遠遠的。
為慎重起見，哈雷爾把行動時間推後一天，定為5月11日，並新買了一輛應急車，這是一輛舊的“別克”牌轎車。
拘捕行動之前，哈雷爾下了特別指示：一旦事發，所有參加特工的人員要一口咬定，他們的行動純屬個人行動，未受任何國家、組織指使；事敗而能逃脫，立即設法乘火車轉移到鄰國；若在行動進行中被阿根廷警方發覺加以攔阻，則將艾希曼當場處決。
特工艾坦、沙洛姆、馬爾欽被指派為武力劫持者，其他人作支援。
5月11日19點的分，眾人駛車抵達目的地，等候艾希曼的到來。第一輛車打開車頭蓋，司機作檢查故障狀，而第二輛車則停在公路的停車道上。
19點50分，艾希曼還沒有出現。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艾希曼嗅到什麼溜了？特工們心裡焦急起來。
20點過5分，又一輛203路車靠站了，有一個乘客從公共汽車上走下來。
“就是他！”艾坦的心猛跳起來。
當艾希曼走近時，第一輛車突然打開大燈，射出刺眼的燈光，艾希曼一陣目眩，停住了腳步。還沒等他反應過來，艾坦已向他猛撲過去，一下將他按倒在地。沙洛姆、馬爾欽也隨即撲過去。
艾希曼只來得及驚叫一聲，嘴巴就被人塞進毛巾，緊接著就被幾雙鐵鉗般的大手牢牢地抓住，一下子塞進汽車裡。
第二輛車立即開過來問：“完事了嗎？”
“完了！”
兩輛車急速地朝預定地開去。
出乎特工們意料的是，艾希曼不但沒作任何反抗掙扎，而且連哼也不哼一聲。可能，精於此道的他全然明白，任何反抗都是徒勞的，又何必有失“風度”呢？
艾希曼被押進“宮殿”。
哈雷爾親自審問。
“你的國家社會黨黨證號碼是多少？”
艾希曼的回答幾乎不假思索，一口氣答道：“889895。”
“你的真名叫什麼？”
這時，艾希曼有點害怕起來，膽戰心驚地回答說：“阿道夫·艾希曼。”
哈雷爾閉上眼睛，重重地吁了口氣。
但哈雷爾還面臨一道難題：如何將艾希曼毫髮無損地押解回以色列？
在一個主權國家裡進行綁架活動，不管被綁架者是什麼人，都是一種犯罪行為，如何通過阿根廷海關人員的檢查呢？
其實最大的危險來自哈雷爾手下那班對納粹苦大仇深的特遣隊員，隨著關押時間的增長，天天面對艾希曼這個 “殺父仇人”，很難保證有哪個隊員不能控制情緒，從而殺死艾希曼。 事後就有隊員坦率地承認在關押看守艾希曼的日子裡，曾經不止一次地想殺死這納粹狂魔。但隊員們最終都能控制住情緒，並且模範地執行了優待俘虜的國際法。以至艾希曼與特遣隊隊員的關係還挺好似的。艾希曼就曾涎著臉對看守他的特遣隊員說：“我跟猶太教教士利奧·貝克學過希伯來語。”說著，他便認真地用希伯來語背誦一句禱文，“最初，上帝創造了天和地。”而看守者則點點頭說：“以一個外國人的標準來說，艾希曼先生，你的希伯來語說得還算準確了。”
前段時間一直無所事事的醫生這時派上用場了，他想出了一條安全地將艾希曼帶上專機的妙計。他要一位特工裝作受了腦震盪的樣子入住醫院。
“在入院後的幾天，你記得裝作病情一點點好起來，並不斷稱讚你的醫生醫術怎樣高明，爭取在5月20日出院，回以色列好好休養，明白啦？”
“明白啦！”
這位特工頗有演技，哄得診治他的住院醫生心甜甜的，當這位特工要求出院回以色列休養時，便爽快地給他開了出院證明。
“摩薩德”的證件專家便將艾希曼的照片與那特工的掉換了，姓名也換上克萊門特，偽造得非常巧妙。
5月20日20時，醫生給艾希曼打了支藥力極大的鎮靜劑，令他昏昏欲睡，即使有小盤查，也說不清個所以然來。 “
車隊來到機場，一名阿根廷哨兵見是專機機組人員專用車，又見他們興高采烈說笑著，認定這是對阿根廷有好感的客人，只朝車內瞟了一眼，連證件也不看，就揮手讓車子駛入機場了。
23時50分，預定起飛的時間到了，但專機卻沒得到準飛許可，把機上的以色列特工們嚇個半死，以為阿根廷警方發現什麼問題了。
到了21日0點05分，控制塔傳來準飛令，專機立即呼嘯著騰空而起。頓時，機艙內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
24小時後，專機安全抵達以色列利達機場降落。哈雷爾一下飛機便直奔總理府。
1960年5月23日下午4時，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走上以色列議會大廈講臺，以嚴肅的口吻說：“我向會議宣佈，不久前，以色列保安機關發現了最大的納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和其他納粹頭目應為他們所謂的猶太問題的徹底解決辦法，即在歐洲消滅600萬猶太人的罪行負責。”
差不多一年後，1961年4月11日，審判開始。全世界的新聞媒介爭先恐後作了報道。艾希曼的辯護只有一句話：他只是在執行命令。
以色列法庭最終判他滅絕人性罪，處以絞刑。
艾希曼臨刑前還由衷地說：“這件事（綁架）辦得很在行，組織和計劃工作很出色。我對此發表自己的看法，是因為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門積累了親身經驗。”
艾希曼被絞死在拉姆勒監獄，由於他的兒女們不敢露面來領取骨灰，1961年6月1日，以色列海軍奉令將艾希曼的骨灰倒在公海里，以免猶太國領土受玷汙。
千里擒魔，使以色列“摩薩德”聲名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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