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中，四川在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朝从建立之初即开始依靠四川；唐皇在关中不能立足时，便选择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财力、物力再作恢复；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也将赢得战争的希望，押在了四川。及至当代，四川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后方……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迫于“安史之乱”，唐明皇李隆基带着心爱的贵妃杨玉环开始逃亡，目的地正是四川。
那里不仅是避难之所，也是杨贵妃的故乡。杨玉环的父亲是蜀州（今四川崇州市）的司户（主管民户的佐吏），在蜀州附近的都江堰市聚源镇，迄今还保留着杨玉环幼年时不小心掉进过的“落妃池”遗址。
杨贵妃没有想到，回乡的路竟变成了奔赴黄泉的路。途经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县境内）时，六军止步不发，李隆基无可奈何地赐死杨贵妃，以平众怨。从此，他开始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忧伤。
李隆基选择“蜀”作为避难所，并不是盲目之举。回溯历史的长河，可以发现，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剑南道，幅员辽阔，包括今陕西、甘肃、云南和重庆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从人，是朝廷的粮仓钱库，成都还是当时的商业集散地、大都会。
唐朝从建立之初，即开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缔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关中饥饿的难民们入蜀，渡过饥荒。
在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中，四川功不可没，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贵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等。而且，自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因此，剑南三川被认为是“宰相回翔之地”。
在这个封建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由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途中，四川对朝廷的支撑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选择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财力、物力再作恢复。上述的唐玄宗李隆基一行七月到达成都，十月二日得以返回长安。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复。唐代之后一千多年，中国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将赢得战争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移向西南。蒋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军事地图前，坚定地说：“只要能够坚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丢失了关内的15个省，也一定能够打败日本。”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确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938年12月1日，蒋介石政府正式开始在重庆黄山云岫办公。
蒋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经营四川，控制西南。于是，为了赢得民众拥护，他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
然而，难民如潮涌，加上日军封锁，4千万人要吃饭，对蒋介石来讲便是第一难题。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个月后，康定等地的米价已经上涨了一倍。他设立了物价平准处，强硬推行平价购销，取缔囤积居奇。
偏偏天不作美，旱灾连年，连成都也开始闹春荒。到9月11日，灾荒依然没有渡过，蒋介石不得不发表《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踊跃捐献军粮——这实际上就是向川人乞讨。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实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但还是不得不全力付出：出粮、出钱、出人、出力。
先说钱和粮。尽管蜀中饥馑，仅1941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也从四川收谷8228.6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四川负担了30%以上。另一方面，且不说修公路、修机场、运送各种物资，征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四川民工；八年抗战中，川人积极参军，前后应征的就在300万人以上。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千万，也就是说，平均13人中就有1人应征入伍。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6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报》随即发表了社论《莫忘四川》，文章写到：“……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特殊的，抗战期中，四川不仅为中枢政府所在，容纳了所有全国性的行政机关，养活了不愿做奴隶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战一事而论，征兵征粮，以四川的负担为最重；出钱出力，又总是率先倡导。假如没有四川，我们就不能想象抗战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抗战期间，伴随国民政府的西迁，中国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进行了西迁，其中大部分迁到了四川。
说到西迁，四川合江人卢作孚值得浓墨重彩来描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任主任委员，组织了著名的“武汉大撤退”。
当时，小城宜昌难民已多达三四万人。江边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满了待运的物资。自那时起，长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过后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说，40天内所有的人货都必须运走。
卢作孚亲自部署：缩短航时，把整个运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驶；每艘船以吃水深浅、马力大小为依据，重新调配；为增加运客量，改卧舱为座舱；三峡不能夜航，夜晚装卸，白天抢航……
武汉大撤退和其他西迁路线抢运入川的民族工业，很快在四川这张宽大而厚实的温床上，恢复了元气。据统计，随国民党内迁的工厂总计达600余家，重庆、南充、乐山、泸州、宜宾、内江等地建起了钢铁、兵工、机械、纺织、造纸、化工、制糖等工厂，四川成为了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区。
除了工业，在陪都时期，四川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抗战爆发前,全国有国立、私立高校108所,绝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这些学校大部分迁往西南、西北等地,而迁到四川的计有48所。到抗战后期，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为战前的4倍，已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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