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的保護修復已走過60多年的歷程。新中國成立之後，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把修復病害壁畫作為保護的首要工作，這是我國最早從事石窟及其壁畫等文物保護的專門機構。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將原來設置的各業務組改為研究室，保護組改為保護研究室。1984年，經省政府批准，敦煌文物研究所由原來的處級單位升格為地廳級單位，並改名為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室隨之擴大為敦煌研究院石窟保護研究所。當時專門從事壁畫保護、修復工作的也只有5個人。
隨著改革開放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甘肅省政府加大了對敦煌文物保護的支持力度。1987年12月11日，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國際上對敦煌石窟文物及其保護的關注也大大提高。敦煌研究院搶抓機遇，立足於敦煌石窟文物的保護研究與修復，大力引進所需要的科技人才，通過立項、申請課題，多方爭取科研經費，廣泛尋求國內外科技合作與交流。加快實施對莫高窟的法律保護、設施保護，特別是積極開展了和美、日、英等國的科學保護合作項目，通過長期合作，不僅更新了觀念，培養了人才，壯大了隊伍，更使敦煌石窟特別是壁畫的保護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經過近40年的不懈努力和國內外的合作與交流，敦煌研究院的壁畫保護技術跨入世界先進行列。
第 85 窟壁畫修復現場
壁畫保護、修復技術：由敦煌走向全國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部派專家對莫高窟進行了全面考察，並擬定了長遠保護規劃。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制訂的《1956—196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工作規劃草案》中，就將壁畫塑像的修整工作列為重點，規劃中指出具體工作主要是：“固著壁畫與崖面的脫離現象或表面彩色層與壁畫脫離現象；剝離重層壁畫，清洗煙燻壁畫等實驗工作，及危險塑像修整工作等”。規劃中還對開展起甲等多種病害壁畫的修復試驗提出了具體要求。在常書鴻所長的指導下，竇佔彪等保護人員，首先採用邊沿加固、泥漿粘貼、鉚釘加固的方法對莫高窟第159、196、194、262、445、444、366、130等幾十個高層洞窟的壁畫大面積脫落進行了修復加固，有效地保護了大量瀕臨脫落的壁畫。經過60多年時間的檢驗，證明這種方法對保護壁畫是行之有效的。為了搶修大量產生病害的壁畫、彩塑，1957年，文化部邀請捷克斯洛伐克從事了30多年壁畫修復的文物保護專家約瑟夫·格拉爾（Josepn Gerald）先生到我國考察講學。常書鴻所長邀請他來莫高窟參觀、考察、介紹修復壁畫的經驗，約瑟夫·格拉爾於8月8日—8月14日作了六次壁畫修復工作的專題報告，介紹了國外從事壁畫修復工作的方法和材料，並用他帶來的黏合劑在莫高窟第474窟做了修復壁畫的現場試驗，他用的方法就是用醫用注射針管把黏合劑水溶液注入到起甲壁畫裂隙，然後用紗布棉球壓平。在他的啟發下，敦煌文物保護工作者逐步試驗改裝了更加適用的修復針管和修復工藝。
第 85 窟起甲修復後
第 85 窟起甲修復前
1962年秋，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長率領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組”來敦煌工作，與敦煌文物研究所制訂了《莫高窟整修規劃草案》，在其中的《莫高窟殘損壁畫整修意見》（簡稱《意見》）中記述了各種壁畫病害的現狀，總結了以前壁畫修復試驗，提出了整修的初步計劃。文化部下發的《意見》中提出的第三條就是壁畫修復的具體建議。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剛從波蘭哥白尼大學獲得文物保護碩士學位的胡繼高先生作為文化部工作組的成員，主要任務就是研究攻克壁畫修復難題。他首先採用現代高分子材料並經多次試驗，配製了適合修復壁畫的濃度配方，並逐步完善了修復技術，此後，這一方法就成為我國壁畫保護的重要技術。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種方法已推廣到全國各地。經過20年的修復實踐檢驗，原文化部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完成的“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畫修復技術”獲文化部1985—1986年度文化科技成果一等獎。
近40年來，對以往所用的修復材料、工藝進行了總結，在加強傳統修復工藝的研究與傳承的基礎上，也開始了壁畫修復材料選用及性能測試、修復材料對壁畫顏料的影響，以及敦煌壁畫中膠結材料老化研究等專題研究。同時，高度重視保護材料的評估和應用效果的檢測。通過以上項目的研究，使敦煌壁畫保護修復材料在現代化、科學化的進程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根據各種不同情況，研究開發出多種修復壁畫的成套保護工藝。
2004年“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成立以來，敦煌壁畫保護工作者的身份和職責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只保護敦煌石窟的壁畫，如今承擔的壁畫保護研究和修復任務已從敦煌石窟走向院外、省外，面對的是全國的壁畫保護，這在敦煌保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009年7月30日，科學技術部、國家文物局領導在莫高窟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組建的第一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古代壁畫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掛牌。2004年以來的10多年間，先後承擔完成或正在進行的甘肅、新疆、青海、河南、寧夏、西藏、內蒙古、浙江、山西、山東、重慶、河北、北京等10餘省、市、自治區的壁畫、彩塑保護、修復等50多項重大保護項目。編制壁畫、彩塑保護、修復方案近百項。其科研成果技術轉化應用得到了很好的發揮。
國際技術合作：由敦煌走向世界
1987年以來，敦煌研究院先後同日本東京藝術大學、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GCI)）、美國梅隆基金會及美國西北大學、日本大阪大學、英國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等國外科研機構合作，開展國際合作項目和學術交流，將世界上的一些先進技術、保護理念、方法應用到敦煌壁畫的保護中。通過合作，促進了與國外的友好關係與學術交流。在壁畫製作材料分析、壁畫病害研究、修復材料篩選和工藝研究、壁畫數字化研究、莫高窟周邊水文地質環境、培養人才等多方面開展合作，合作研究不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且與這些世界著名的文物保護研究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關係。
壁畫研究生班洞窟討論（倫敦大學）
1987年，中日兩國簽署文化交流政府間協議，中日合作保護敦煌壁畫列入文化交流項目之中。1990年12月26日，敦煌研究院與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在東京正式簽訂了《中日合作保護敦煌莫高窟第194窟、53窟協議書、合作計劃、實施細則》。隨後，又分別於1996、1999、2002年簽訂了第2—4期合作協議。近20年間，主要完成了兩個產生酥鹼病害、皰疹狀病害洞窟的小環境監測、病害調查、病害形成機理研究、修復材料的篩選及第53窟酥鹼病害壁畫的脫鹽修復。應用近景立體攝影測量技術對第53窟進行拍攝，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壁畫修復檔案管理系統的研製開發和數據庫製作，首次將國外先進的多光譜光學調查方法用於莫高窟壁畫技法和顏料進行無損分析研究，編撰出版了《中日壁畫修復用語集》等。
2006年，中日雙方又簽訂了《第五期中日合作研究保護敦煌莫高窟協議書、實施細則》。主要內容包括：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北周第428窟、盛唐第148窟、北涼第268窟及其附龕、第272窟及其附龕、第275窟等的保護研究，包括壁畫色彩技法及修復技術，14C測年等科學調查研究、評價、研修、成果的發表，以及與之相關的事業。此項合作研究於2016年結束。
根據國家文物局與美國GCI簽訂的協議，敦煌研究院與美方自1989年開始合作保護莫高窟項目。在此後的長期合作中，美國GCI的中國項目負責人一直是內維爾·阿格紐（Neville Agnew）博士（合作期間歷任該所特別項目負責人、項目部副主任、科技部主任、副所長、首席項目專家等）。前期保護主要包括洞窟環境監測、窟頂流沙治理研究、壁畫顏色監測、薄頂洞窟的加固方法及其材料的研究、石窟崖壁裂隙位移的觀測研究、防塵網實驗等。1993年10月在莫高窟聯合召開了“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國際學術會議”。項目結束後，由國內外6位專家進行了評估，對以上項目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美國GCI所進行的國際合作項目中最成功的一個範例。通過合作，為敦煌研究院培養了一支水平較高的文物保護技術隊伍，促進了敦煌文物保護事業的蓬勃發展。同時美國GCI表示了繼續合作的願望。
1997年5月，國家文物局與美國GCI雙方在首次舉行的《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簡稱《準則》）洽談中達成共識，確定由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美國GCI、澳大利亞國家遺產委員會三國合作，完成《準則》。同時明確提出將敦煌莫高窟、承德避暑山莊作為驗證《準則》科學性的兩個不同遺址的典型範例。還確定將同年由國家文物局批准實施的中美國際合作項目“莫高窟壁畫保護研究”（第85窟壁畫保護研究）作為驗證《準則》壁畫保護方面的典型範例。美國GCI為本項目提供了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已經採用的《文物古蹟保護工作程序表》（簡稱《程序表》），因此，該項目完全按照國際上通用的《程序表》中所列六個步驟進行。該《程序表》後來被列入《準則》中。中美雙方組成第85窟項目組，項目組分為文獻檔案、環境監測、病害調查與分析測試、修復4個課題組。至2003年，從資料收集、調查，價值評估和現狀調查入手，採取化學、物理、地學、環境、計算機等多學科技術的綜合應用，通過壁畫製作材料和壁畫病害原因的分析，洞窟小環境和巖體水汽監測等大量實驗，從而準確地找到了壁畫病害產生的原因和形成的機理，為進一步治理該窟壁畫病害奠定了科學依據。在壁畫修復方面，通過大量的實驗室和現場試驗，研究、篩選出了有針對性的治理酥鹼、空鼓病害的修復材料，並研發出了灌漿、脫鹽的修復工藝。
2004年6月28日—7月3日，由國家文物局支持，敦煌研究院、美國GCI聯合主辦的“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第二屆石窟遺址保護國際學術討論會”在莫高窟舉行。其中，第五場會議主題為“敦煌研究院與美國GCI保護85窟合作項目”，中美專家學者發表的11篇論文涉及該項目研究的各個方面。在會議期間，第85窟作為“敦煌莫高窟壁畫保護研究”的示範，在洞窟中佈置了保護程序的中英文展板，統一組織代表參觀。實踐證明，中美合作第85窟保護這種國際化的保護理唸的形成對此後的中國文物保護工作形成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而該項目取得的保護研究成果，對敦煌石窟乃至中國壁畫保護都具有重要意義。“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護修復研究”獲“2004年度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和技術創新獎”二等獎。十多年來，第85窟研發出來的壁畫保護材料、技術，特別是空鼓病害灌漿回貼加固技術、壁畫酥鹼病害脫鹽加固技術等，不僅應用在敦煌石窟，而且應用在所承擔的全國各地相同病害壁畫的保護修復中。
第 85 窟空鼓壁畫灌漿後加壓
2014年，敦煌研究院進行了建院70週年系列紀念活動，其中舉辦的3個國際學術會議中，就有2個文物保護會議。在“敦煌論壇：2014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內維爾·阿格紐作了“蓋蒂保護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多方位合作”首場報告，全面總結了合作26年所取得的眾多成果。2016年，在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期間，敦煌研究院和美國GCI再次簽署合作協議，其合作研究範圍也逐步實現從局部微觀的保護到全局宏觀的保護。
酥鹼治理：壁畫保護攻堅戰
酥鹼壁畫是敦煌石窟壁畫中最嚴重、對壁畫危害最大，且最難治理的病害之一。由於地仗（繪製壁畫的泥層）酥鹼，壁畫粉層或顏料層與地仗失去粘連作用，使顏料層或顏料同粉層一起起甲剝離，嚴重者整個泥層都變成酥鬆的泥土全部脫落。因此酥鹼是壁畫病害中的一種頑症,有人稱之為壁畫的“癌症”，研究治理是一項挑戰性的科研課題。過去，對莫高窟部分洞窟中嚴重酥鹼、起甲的壁畫進行過一些搶救修復，但因對酥鹼的隱患沒有根治，已修復過的壁畫，過不了幾年，又開始酥鹼、起甲。對於酥鹼壁畫的保護修復，必須首先搞清其病害的原因，即病害的機理，只有治理產生酥鹼病害的根源，酥鹼、起甲壁畫才能得到有效的修復、保護。由於壁畫酥鹼是由壁畫地仗中的可溶鹽隨著洞窟中溫溼度頻繁變化，反覆溶解膨脹—結晶收縮造成的。如果不從根本上控制洞窟的環境，即控制可溶鹽的活動，壁畫酥鹼病害是無法治癒的。近幾十年，通過對莫高窟一些洞窟典型酥鹼病害的研究，對其酥鹼機理有了較深的認識。
1991年5月，在與美國GCI的合作中，進行了觀眾對洞窟環境影響的初次監測試驗。選擇莫高窟下層中型開放洞窟第323窟，該窟主室的空間為143m3。由40名學生在窟內滯留37分鐘，觀眾滯留時洞窟門敞開，觀眾離開洞窟後關閉窟門，以模擬平時參觀時觀眾對洞窟環境的影響。採用最現代的微環境監測技術，從觀眾進入洞窟後就開始監測窟內的溫度、相對溼度（RH）、牆面溫度、二氧化碳的濃度。監測實驗得出的結論為：（1）每人每小時呼出水汽67％，約21克水，呼出二氧化碳52.3%，約4.7升，在觀眾離開洞窟時將留在窟內。（2）窟內空氣溫度、相對溼度和二氧化碳濃度的半衰期分別是0.25小時、1小時和3小時，它們的比例為1∶4∶12。由於二氧化碳濃度的衰減幾乎完全依靠空氣交換，其半衰期長的結果表明，窟內外空氣交換條件差，特別是旅遊旺季，洞窟將處於長時間不得恢復的“疲勞”狀態。
通過對莫高窟洞窟病害的長期調查研究，特別是近30年來的洞窟環境監測，洞窟地層、壁畫地仗等物質的分析得知，位於崖體下、中層洞窟的壁畫產生酥鹼病害，主要是由於歷史上特定時間內洞窟受水的影響造成潮溼環境，或處在通風不良等條件下所引起的。而這個特定時間如果是偶然突發事件（如洞窟前面的大泉河發洪水進入下層洞窟等）可能就是歷史上的某一天。
2000年3月30日，“敦煌莫高窟85窟壁畫病害機理學術研討會”在莫高窟召開。參與項目的中國、美國、日本及國內幾個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30多人參加了會議。根據中外近幾年的環境監測，崖體及壁畫地仗等製作材料物化性能的分析及周圍環境的綜合研究結果，進行了充分討論，在一些問題上取得了統一的認識和結論：酥鹼壁畫的產生原因主要是在水的作用下，由潮溼環境造成崖體及壁畫地仗中大量的氯化鈉聚積，受相對溼度、溫度的影響，不斷地溶解，結晶，進行惡性循環，從而產生了嚴重的返鹼、酥鹼病害。研究結果證明：當相對溼度達到76%時，氯化鈉就潮解，降低時即重新結晶聚積。水源來自窟前灌溉，下雨時的潮溼空氣，雨雪水分沿崖體裂隙滲透，地下水的毛細上升等多方面。簡而言之，引起酥鹼的化學機理是因為壁畫在潮溼環境下產生鹽害所致。而鹽害就是在水分參與下洞窟圍巖中的鹽分產生表聚作用引起的酥鹼。
第 85 窟壁畫修復現場
2000年1月，敦煌研究院和日本大阪大學正式進行第一期合作項目，為期5年。2005年，雙方簽訂了第二期合作項目合同。9年中，日本大阪大學和日本有關科研機構先後參加的科研人員有20多位，分為多個專業課題組。雙方主要側重於對莫高窟的地質環境尤其是水環境展開調查研究：對莫高窟30多個洞窟溫溼度和氣象進行檢測記錄，通過紅外熱映像掃描技術瞭解壁畫表層性質，應用物理勘探中的電阻率法勘測莫高窟所在地層巖體以及壁畫內部地仗和岩層的水汽運移規律及含水性等特徵，通過試驗瞭解莫高窟不同層位砂礫岩的滲透性以及利用各種手段對莫高窟和周邊區域地質環境進行調查，調查和分析洞窟崖體中鹽類及其含量、來源，以便解決莫高窟壁畫重要病害酥鹼問題。利用3D激光掃描對石窟進行三維精確測量，開展了巖體裂隙調查與穩定性研究。
2005年開始，中美雙方又開始進行新一期的合作項目，在繼續進行原來課題的基礎上，新增加的四項課題中就有“莫高窟第98窟水汽運移與壁畫病害的關係研究”。
2006年敦煌研究院科研團隊和有關科研機構合作，承擔了“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大遺址保護關鍵技術研究與開發”重點項目中“出土文物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研發”“古代壁畫脫鹽關鍵技術研究”兩項子課題。通過幾年的科技攻關，取得了眾多創新成果。這兩項課題分別獲得2009年度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和技術創新獎一等獎和二等獎。這些創新成果不僅應用在敦煌石窟的壁畫修復中，也應用在所承擔的全國各地相類似的壁畫修復中。
第 85 窟壁畫修復現場脫鹽實驗
2011年來，在甘肅省科技廳的大力支持下，敦煌研究院科研團隊分別承擔甘肅省重大專項項目“多場耦合下敦煌石窟圍巖風化與壁畫鹽害機理試驗裝置研發”，於2011年啟動了多場耦合實驗室的建設項目，該實驗室可人工模擬各種環境的單一因素或耦合作用，有針對性地開展不同環境條件下保護材料與工藝的篩選試驗研究，為有效評價保護材料的理化性能、耐久性和工藝的可行性提供先進的試驗平臺。同時開展了甘肅省科技廳“敦煌莫高窟壁畫病害水鹽來源及防治對策研究”“多場耦合下敦煌莫高窟壁畫鹽害機理研究”課題，同年，還承擔了國家文物局“莫高窟壁畫皰疹病害分佈規律及其機理研究”課題。通過不斷的科學研究，並採取適宜的工程措施，根治洞窟環境中的水源，創新修復技術，以期望能從根本上解決治理酥鹼病害這一長期困擾壁畫保護的難題。
通過對一些洞窟的環境監測數據可知，從相對溼度的變化看，窟內溼度在夏季相對高些，特別在遇到降水時，其相對溼度高達80%以上。降水最直接的影響是提高了洞窟中的溼度。窟中每次相對溼度大幅的起伏都與降水有關。例如，1995—1997三年中，第85窟的年平均相對溼度中，年最大值分別是77.6%、83.3%、78.89%。也就是說，夏季只要降雨，洞窟中的相對溼度就有可能達到引起氯化鈉潮解的臨界點76%。因此，如何防止洞窟因雨天造成空氣中溼度的升高，進而減緩存在於地仗中的鹽分潮解和減少鹽分從岩層向壁畫表面的遷移就成為了制定日常維護措施最有力的試驗根據。近年來敦煌研究院已經採取了雨天關閉洞窟的日常維護措施。
敦煌壁畫保護的未來
近年來，莫高窟修復和預防性保護相關工作受到世界關注。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蘇伯民自1992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至今已26個年頭，涉及的壁畫保護領域包括壁畫顏料分析、壁畫病害機理以及壁畫修復材料研究多個方面。
探索改進現有保護修復方法
作為世界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公元4世紀到14世紀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的壁畫。
據瞭解，敦煌研究院自1944年建院起就開始了對敦煌石窟的保護。蘇伯民告訴記者，千年壁畫最典型的問題是與鹽分相關的病害，其次是表面汙染物和微生物侵害。多年來，敦煌研究院不斷探索壁畫保護方法，包含對壁畫進行價值評估、現狀調查、材質工藝分析等方面，特別是當下無損檢測手段的應用，對保障文物安全大有裨益。“通過無損檢測手段，基本可以把壁畫的原始材料和繪製工藝分析清楚。”他說。
蘇伯民介紹，藉助現代科技手段還能夠對洞窟內溫度、溼度以及微生物環境進行實時監控。結合監控數據和無損檢測數據，即可制定出可行的壁畫保護方案。他告訴記者，通常有兩種方式對壁畫進行保護，一是通過控制外部條件來減少侵害，使壁畫狀態保持穩定；二是採取修復方法，去除壁畫表面的微生物汙染，降低再生病害的幾率，使病害狀態不再發展。
據悉，古代壁畫中，除了無機顏料外也有從自然物中提取的有機染料。“目前，仍有一部分有機染料無法通過無損分析得出確切結論，只能通過顏色進行推斷。因此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現代手段在壁畫材料和工藝分析中的應用，提升對敦煌壁畫的認識。”蘇伯民說。
建立健全預防性保護體系
對莫高窟而言，地震、降雨、風沙、巖體坍塌，以及人為的大氣汙染、建築施工、參觀旅遊等因素，都會威脅壁畫的安全。預防性保護就是要通過干預手段，把洞窟環境波動控制在合理範圍內，當突破界限時，就要通過外部手段進行控制。
蘇伯民表示，只有建立起預防性保護體系，對各方面的風險因素進行實時監測，才能保證敦煌壁畫歷久彌新。“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會對洞窟內的二氧化碳和溼度進行控制和監測。我們將二氧化碳標準設定為1500PPM，溼度設定為62%，因為通過試驗發現，一旦超過這兩個數值，壁畫中的可溶鹽分就會溶解。”蘇伯民說，工作人員通過和高校合作，為60多個洞窟安裝了溫溼度傳感器，再通過對進入洞窟的遊客人數進行控制，及時採取干預措施，保障洞窟環境的穩定和壁畫的安全。
作為全國一流的古代壁畫保護研究機構，敦煌研究院幾十年來形成了一整套對古代壁畫研究、分析、調查的技術，並積累了豐富的保護修復經驗。2005年，敦煌研究院被國家文物局批准為首批“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2009年，被科技部認定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第一個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即使這樣，仍有很多壁畫病害無法完全得到治理。這就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完善莫高窟監測預警體系，探索預防性保護管理模式，努力實現從搶救性保護到預防性保護的過渡。”蘇伯民說。
加強文物保護基礎學科建設
文物保護作為一門專門性較強的技術，其效果和前景在社會上得到廣泛認可。“文物保護有明顯的理論性，很多科學技術都可以用到文物保護中來。”蘇伯民說。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引起全世界對敦煌文物的關注。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為文物保護的發展也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在幾代‘敦煌人’的不懈努力下，如今敦煌文物保護從科學理念、基礎理論到技術手段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蘇伯民感慨地說。
“多年來，在國家文物局與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敦煌研究院承擔了一些文物保護的研究項目，也與國際上一些著名的文物保護研究機構開展合作，使我們的研究能力不斷提高，保護技術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在蘇伯民看來，敦煌研究院擁有一支強大的文物保護力量，但是，我國文物保護整體實力還相對薄弱，尤其是作為一個文化遺產大國，擁有極其豐富而燦爛的文化遺產，文物保護責任更為重大。對此，蘇伯民建議，文物主管部門特別是科技部門，應當將文物保護作為一個獨立學科來發展建設。“僅僅依靠文物系統自身的研究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應當把文物保護作為一門學科，吸引和凝聚高校、研究院所的研究資源和研究力量加入文物保護的行列。”蘇伯民告訴記者，國內外實踐經驗證明，文物保護是一門科學技術，需要基礎科學研究理論做支撐，加強文物保護基礎學科建設將成為我國文物保護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圖片來源於網絡、中國美術報、文匯報及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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